二、认知参照点不同
兰格克认为认知参照点原则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普遍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经验之中。“世界可被想象成有无数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这些事物对于特定的观察者来说，其突显度有很大差异，就像夜晚天空中的星星，有些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十分明显的，而其他只有经过特别努力地寻找才能发现。突显事物可作为寻找目的物的参照物；如果一个观察者要想找到突显事物附近的不突显事物，他可将注意力集中于突显事物，然后在附近寻找，就可找到那个不突显的事物。”（Langacker，1991：136，王寅译）换言之，兰格克认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先建立一个心智接触点，找到一个认知参照点，然后逐步确定一个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Taylor，1996：136）
在图1中，认知参照点是界标，目标语是射体，从起语经过认知参照点直接指向射体。在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参照点与原文的起语是在一个界面内，围绕这个一致的起语形成叙述，经过翻译的心智运作形成一个图示文本，最后构成目标语文本（译文本）。由于认知参照点的起始位置与起语的起始位置相同，而图示文本与译文本的方向也一致，具备了内在的连贯性，因此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趋同性。如图2所示：
图2 语内翻译的认知参照点
在语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参照点与原文的起语也是在一个界面，起语的深层结构与译者的认知相一致，但是在围绕起语形成叙述的过程中，语言现实发生了变化，显现在目标语上也出现了差异。由于认知参照点在语言现实层面与起语发生了变化，翻译语言表层结构出现了两个图示文本，一个是语内翻译形成的古籍今译的图示，一个是经过跨文化转化形成的转换性图示文本，这两个文本之间是递接关系，又分别与原文本相对应，在语言深度机制上呈现出相似性，最后形成的译文本是整合了两个图式文本与原文对应的文本，如图3所示：
图3 语际翻译中的认知参照点
《海上花》翻译过程中，因为认知参照点不同而出现的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在语内和语际翻译文本中表现得很典型。文中此类例子很多，下面具体说明。
例如，《海上花》第四回写王莲生瞒着沈小红在外面包养了张蕙贞，次日再到沈小红处，沈小红旁敲侧击但并不说破。
原文：莲生还紧着要问，小红叉起两手把莲生推开，道：“去罢，去罢！看仔耐倒惹气。”莲生乃佯笑而去。（韩邦庆，1982：33）(www.xing528.com)
语内翻译：莲生还紧着要问，小红叉起两手把莲生推开，道：“去罢，去罢！看着你倒叫人生气。”莲生乃佯笑而去。（张爱玲，2003：39）
语际翻译：He still pressed for an answer.She pushed him off with both hands.“Go ！Just go ！Even the sight of you makes me mad ！ ”He pretended to smile and left.（Chang＆Hung，2005：33）
语内翻译时保留了“莲生还紧着要问”，强调的是问的动作，语际翻译时用了He still pressed for an answer，强调了answer这一结果。在动作的认知参照点上，语内翻译与原文起语是一致的，而语际翻译则增加了英语的语言现实，从过程趋向结果。同时，语内翻译将方言“看仔耐倒惹气”翻译成了国语“看着你倒叫人生气”，其认知参照点是语言的历史根基和现代用法，但基本的语言认知框架没有改变，所以在语言形式上局部作了调整。语际翻译则译成“Even the sight of you makes me mad”，认知参照点是让步状语的语气，让步状语成为叙述的起点，是认知上的突显部分。这是英语形式化逻辑影响语言现实的结果。
再如，《海上花》第五回有一段娼妓潘三和朱霭人管家张寿的一段对话。
原文：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 ”张寿随口答道：“覅说啥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韩邦庆，1996：26）
语内翻译：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我要板面孔的！ ”张寿随口答道：“不要说什么面孔了！你就板起屁股来，我们……”（张爱玲，2003：43—44）
语际翻译：Stumped for a better reply，she could only come up with，“Watch it，or I'll lose my temper ！ ”
“Lose your temper ？Even if you're to lose your trousers，I...”（Chang＆ Hung，2005：35）
语内翻译的认知参照点与原文的起语一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实现了格赖斯所提倡的语言合作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要符合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格赖斯将合作原则具体化为四个准则：1）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所说的话应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2）质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联准则（the maxim of relevance）：所说的话与话题要有相关性。4）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清楚明白地表达出要说的话，尤其要避免晦涩，避免歧义，简练而有条理。可以说，潘三与张寿这一实例中的语内翻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格赖斯的语言合作原则，从量的准则来看，只把“倪”译成“我”或“我们”，“耐”译成“你”，“覅”译成“不要”，原文50个字，译文52个字。译文做到了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不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从质的原则来看，译文几处将吴语方言中的常用词语如人称代词译成现代汉语的做法，在吴语大字典中均可找出出处，而“覅”译成“不要”也是原著作者韩邦庆在本书例言中有所证引，这样的翻译有足够的证据。另外，从关联原则和方式原则来看，语内翻译也充分实现了合作原则的要求。这是语内翻译的认知参照点内置于原文世界的一个逻辑结果。
就语际翻译来看，翻译的认知参照点是语言的形式逻辑。在汉语中“板起面孔”和“板起屁股”有关联性，但在英文中“板起面孔”的翻译是要保留其比喻的作用而不是保留其语言形式，将其翻译成“lose your temper”以后，其与后面的“板起屁股”更加无法构成关联。考虑到“板起屁股”的比喻作用再考虑译文最后应与“lose your temper”具有关联性，译者采用了“lose your trousers”，这样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种抓住比喻意义而考虑命题作用和图示作用的语际翻译，其认知参照点是翻译活动所依据的逻辑，这些对于翻译理论研究很有启发。国外翻译研究者早就提出翻译不能仅仅依赖于字典意义和语言能力，因其“不利于明确一个群体是怎样思考的，虽然准确的字典翻译可以提供一定的习语，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却无法描述一定的语言行为”（Cooper，1985—1986：57）。笔者认为库柏（Cooper）所引述的“一定的语言行为”实际就是指语言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翻译的错误，可以避免将翻译问题归咎于译者的简单化倾向。因为，“在这种翻译类型中，没有文化性解释的翻译活动不等同于翻译活动本身的错误。换句话说，如果对这种翻译进行批评，要批评的是翻译活动所依据的逻辑而不是翻译。以富有文化内涵的比喻为例，简练翻译在保存比喻方面不能用成功或者失败来分类。因为比喻是一种作用而不是一种内容，这样，简练翻译只设定内容翻译而不关注翻译的比喻作用及其相关性”（Cooper，1985—1986：58—59）。库柏还总结说，“认为翻译文化意象而没有抓住比喻意义是没有说服力的，只能说翻译工作本身可能并不包含抓住比喻意义的工作，或者说在反映阐释方面不充分，却不能反过来说，认为翻译导致了误读或误释”（同上）。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避免对翻译错误动辄得咎、单方面强调加强译者语言修养的片面性。语言来源于认知，认知来源于现实世界。如果不从心智语言的源头加强体验，如果不研究认知过程中的体验性差异，加强语言修养如若脱离了认知这一环节，那么对翻译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将是不全面的。
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中不同形式的翻译显化也反映了译者的认知参照点在翻译之概念图示中的突显。“译者对原文语篇的理解和译文语篇的结构常常是在认知参照点的引领下进行的，认知参照点对译文语篇主题有引领性。”（王正元，2009：161—162）换言之，译者根据认知参照点形成一连串的视点，将语篇视为一个多重互动的关系网络，结合组合与聚合、局部与整体，形成语篇连贯。“没有哪个语篇是生来就是连贯或不连贯的。归根到底，这要取决于接受者，取决于他能否解读存在于语篇中的各种指征，以便最终设法按他觉得连贯的方式理解该语篇。”（van Dijk＆Kintsch，1996：219，转引自王东风，2009：23）也就是说，认知参照点为译者提供了一种认知统领的翻译衔接方式。认知参照点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对翻译语言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对于分析人称代词的回指有很大帮助。在《海上花》语内和语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源语认知框架的心智加工，在认知参照点的引领下组织思路，填充原文的主语默认值或者进行翻译文体的自然显化，达到了译文的通顺和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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