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翻译策略的异化与注释技巧

二、异化的翻译策略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张爱玲发表的译作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主要翻译方向为逆译。译作包括《金锁记》的自译与改写，清末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的国语译本和英文翻译。这一时期异化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1.广泛运用注释

张爱玲的翻译作品采用注释，是60年代后期翻译活动的一个主要特征。张爱玲自译作品《金锁记》，收入夏志清编的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1971）一书中。虽是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张爱玲却在英译本中共作注16处（其中一处为编者夏志清所做）。分别是“云轩信筏”、“笑道”、“下江”、“七巧”、“舅爷”、“葱白线香滚”、“金三事”、“锯嘴葫芦”、“姑爷”、“姑奶奶”、“巧姐”、“如意”、“玻璃翠玉”、“葡萄仙子”、“天女散花”、“阿斗”等。尤其像“舅爷”、“姑爷”、“姑奶奶”等称谓，译者在文中用威妥玛注音，文外加注解释，小处见大，可知译者对于翻译态度极其慎重。而《海上花》的翻译则可以说是译者晚年最大的心愿。因为《海上花》是张爱玲自幼就很喜欢的书目之一（2003：260），译者对此书甚为重视，先是将其中对白由吴语译成国语，1981年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后又将全书译成英文，最初的两章英译文1984年在香港的《译丛》杂志上发表，其余各章手稿经孔慧怡及其助手修订，200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两本书均有注释。《海上花》由吴语译成汉语作注160处，由汉语译成英语作注95处。前文已经统计过全书所做注释，此处不再赘述。这些注释有利于读者顺利地追踪书中众多人物的活动，保持了小说自身所承载的文学传统和读者阅读传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同时能使读者深入、全面、集中地理解小说的背景，从而加深对小说的主题、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小说中人物的活动与人物语言所反映的思想感情的认识。作为译者异化的翻译策略之一，注释在原汁原味地传达原语文学和文化语境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2.直译文化特色词

张爱玲的异化翻译策略在自译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直译汉语的文化特色词、俚语俗语和成语等方面。如对中国化的称呼语的翻译，将“小双姐”译成Little Sister Shuang，一般来说sister在英文里不会与人名连用，又如对话中直呼“二嫂”，翻译成Second Sister-in-law，这也完全是中文的习惯用法；再如俗语的用法，将“龙生龙，凤生凤”译成Dragons breed dragons，phoenixes breed phoenixes，从语序、用词到整个句子的味道都是纯东方的。成语的翻译也体现出直译特色，如将“深堂大院”译成in the deep halls and big courtyards，将“火烧眉毛”译成your eyebrows were on fire，将“三媒六聘”译成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将“花街柳巷”译成the streets of flowers and the lanes of willows等。上述各例均取自《金锁记》英译本。关于该英译文的详细评述可参见姜瑞的硕士论文，作者在最后一章总结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张爱玲在翻译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策略来处理语言和文化因素（2005：65—66）。

在《海上花》的翻译中，张爱玲也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关于拆字格谚语的翻译：

“Look at her yesterday，coming so late and gone after sitting for a little while”，said Rich Lo.“Who feels like calling her ？ ”“Don't blame her，”Whistler T'ang said.“Probably she had to go to another party.”“What other party ！She's ‘three weeks，six o'clock ！ ’”，said Rich Lo.“It's more fun to get them to be ‘three weeks，six o'clock’”，said Whistler.（孔慧怡，2004：88）

子富道：“耐看俚昨日老晚来，坐仔一歇歇倒去哉，啥人高兴去叫俚嘎。”汤啸庵道：“耐勿怪俚，倘忙是转局。”子富道：“转啥局！俚末三礼拜了六点钟哉！ ”啸庵道：“要俚哚三礼拜了六点钟末，好白相啘。”（韩邦庆，1996：33）

上文中的“三礼拜了六点钟”是拆字格谚语。下午六点钟是酉时，星期三是廿十一天，合成“醋”字（张爱玲，1996：62）。孔慧怡在修订该书时，将上例修改为：

“Didn't you notice yesterday that she came late and left only after a little while ？ ”asked Prosperity Luo.“Who'd want to call a girl like that ！ ”“Don't be angry with her，”Whistler Tang replied.“She probably had to go to another party.”“What other party ！ She was just living up to her name ！ ”said Prosperity Luo.“Isn't it more fun to make them green with jealousy ？ ”（孔慧怡，2004：88—89）

两段译文相比可以发现，张爱玲的译文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单词量有限，受中国句法和传统的影响，文字游戏严格按原文译出（孔慧怡，2004：88—89）。从当代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孔慧怡的修订确实是“向目标语文化中输入新的概念新的表达方式的最有效途径”（孔慧怡，2004：90）。但两个译文相差20年，张爱玲在美期间又过着隐居的生活，晚年的张爱玲与时代文化语境更加脱节，她的译文所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她的译文也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情调，一种融合了古老、传统、甚至有些奇特的东方味道。如果忽略语言更新的因素，就翻译策略而言，张爱玲的异化之路走得异常坚决。即使是在《海上花》的语内翻译过程中，张爱玲的翻译也选择同样的策略。(www.xing528.com)

3.句法语序的异化策略

《海上花》原书叙事用白话，对白用吴语（苏白）。张爱玲在将原书对白中的吴语译成国语（普通话）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吴语词汇，如量词的用法：“我们娘姨她们说错句把话，又有什么要紧啊？ ”（1996：19）“你只嘴可是放屁？ ”（1996：13）。拟声词的用法：“桌上一只自鸣钟，跌笃跌笃，我不要去听它。”（1996：175）另外，像吴语中常用的词语“哝哝吧”、“推扳”、“白相”、“铲头”、“做人家”等也在国语本译文中保留着。不仅如此，张爱玲还在译文中保留了吴语特有的NPS句，也就是“在一个句子（主谓句或无主句）前带有一个话题句的句法话题句”（钱乃荣，1997：81），如提宾式话题句：

原文：出局衣裳，无姆阿曾拨来耐？ （韩邦庆，1996：55）

译文：出局衣裳，妈有没给你？ （张爱玲，1996：94）

译文：出局的衣裳，妈妈给你了没有？ （钱乃荣，1997：81）

又如复指式话题句：

原文：物事倪倒勿要啥哉，不过账浪一对嵌名字戒指要八钱重哚。（韩邦庆，1996：69）

译文：东西我倒不要什么了，不过账上一对嵌名字戒指要八钱重的哦。（张爱玲，1996：117）

译文：我们倒不要什么东西了，只是帐上一对嵌名字戒指要重8钱呢。（钱乃荣，1997：82）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张爱玲的翻译严格遵守原吴语的句法语序，只把较为难懂的地道吴语词汇译成普通话，保留了原吴语的文学语言特征。作为吴语语言学家的钱乃荣，在翻译时对语法、句法的考证很详细，其译文强调了准确性。相比之下，作为译者的张爱玲在翻译中保留了原来的语言结构框架，异化翻译的特征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