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张爱玲翻译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虽然总体而言张爱玲的翻译作品不是很多,但这一时期张爱玲的自译作品和他译作品数量蔚为可观。这一时期的翻译方向既有“顺译”也有“逆译”(王宏印,2006:169),翻译大势体现出归化的倾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1.语序汉化现象明显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中文写作相当纯熟,句子的运用流畅自然,这一特点在其译作中也有体现。译文中译者多使用小句、短句来译原文的定语长句。小句的变化丰富、灵活自如,译者的翻译也呈现出动词化的倾向,这些都是汉语的显著特点。因为译者采取灵活剪裁的方式,既不损失原意又符合汉语的叙事句法,所以语序汉化现象明显。如欧文小说《无头骑士》的第一个句子很长,句子里又套句子,形成递归的叙事句式。
In the bosom of one of those spacious coves which indent the eastern shore of the Hudson,at that broad expansion of the river dominated by the ancient Dutch navigators the Tappan Zee,and where they always prudently shortened sail and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St.Nicholas when they crossed,there lies a small market town or rural port,which by some is called Greensburgh,but which is more generally and properly known by the name of Tarry Town.(涂沙丽等,2003:44)
赫德逊河东岸有许多宽阔的小港;内中有一个港口环抱着一个小镇,也可以说是一个乡间的小码头。河道在这里突然放宽了,被古代荷兰航海家称为“大板湖”,他们航行到这里,总是谨慎地把船帆收短些,渡河的时候总祈求圣尼可拉保佑他们。这小镇,有人称它为格林斯堡,但是它比较通行比较正式的名字是“流连城”。(张爱玲,1963:3)
译文将原文拆分为三个单句,这样做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利用篇章内部的回指功能(如这小镇),照应了各句之间的衔接与连贯。每个单句的信息表达也趋向于集中、明确。我们注意到,在句式的自然变化中,叙事评价也在发生改变。如“at that broad expansion of the river”,原文是一个介宾词组,作为小镇周边环境介绍的修饰限定成分。译文译成“河道在这里突然放宽了”,将原来的介宾词组动词化,这样就由原文的展示功能变成了讲述功能,由原来的隐形评价转化为显性评价,语序的汉化无意间增加了叙事评价的成分,给读者提供了汉语语境中熟悉的讲故事模式。这是语序翻译上明显的归化策略表现。
2.呈现某些写作特色
早在1944年,傅雷(迅雨)就称赞过张爱玲的小说在“结构、节奏、色彩”和“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等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转引自陈子善,2004:8—9),而张爱玲的创作语言虽然“在表面的叙述层面,是白话小说的通俗,然而在表现的层面,却显示出现代人的生命感受和艺术想象力”(杨联芬,2004:281)。这些特点在张爱玲翻译海明威的作品时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二者“都偏重表现混杂的意象、机智的想象、丰富的感觉、充满可感可触的具体物件、细节和韵味的文学境界”。(刘维荣,2000:285)如海明威的作品《永别了,武器》的第一段:
In the late summer of that year we lived in a house in a village that looked across the river and the plain to the mountains.In the bed of the river there were pebbles and boulders,dry and white in the sun,and the water was clear and swiftly moving and blue in the channels.Troops went by the house and down the road and the dust they raised powered the leaves of the trees.The trucks of the trees too were dusty and the leaves fell early that year and we saw the troops marching along the road and the dust rising and the leaves,stirred by the breeze,falling and the soldiers marching and afterwards the road bare and white except for the leaves.(1992:7)
那年夏天快完了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一幢房子里,隔着河与平原望过去,看见群山。河床里有小圆石头与大石头,在太阳里都是干的,白色的,水是清澈的,流得急,深处是蓝色的。军队经过那座房子,顺着那条路走,他们踹起的灰尘给树叶上都扑了粉。树干也灰扑扑的,那年叶子落得早,我们看见军队沿路排着队走,灰尘飞扬,风搅着树叶落下来,兵士排着队走,后来路上空无一物,雪白的,就剩下叶子。(张爱玲,1967/1975:2)
张爱玲的译文体现出明显的作者汉语写作语言的特色,因为“她的世界里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夏志清,2001:341)。译者对形容词的强调体现出对意象的细致刻画与突显:如用“干的”、“白色的”来描述河里的石头,而不用“又干又白”。译者形容树叶和树干落灰的形象更有创作语言特色,如“灰尘给树叶上都扑了粉”一句,将“比喻的物质化与行动化”(徐岱,2003:416)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灰扑扑的”是译者创作作品最为重要的底色。寥寥几处细节就勾勒出一丝丝回味悠长的东方味道。“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夏志清,2001:341)
3.文化典故的隐性翻译
与60年代后期的翻译作品相比,张爱玲前期翻译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没有注释。对一些特殊的典故或文学语言中混杂的部分,译者也没有突出这些原文中特殊的文学特征或文化成分,而是予以淡化处理。如《无头骑士》中的一例:(www.xing528.com)
Not a limb,not a fiber about him was idle ;and to have seen his loosely hung frame in full motion,and clattering about the room,you would have thought St.Vitus himself,that blessed patron of the dance,was figuring before you in person.(涂沙丽等,2003:69—70)
他四肢百骸没有一个是闲着的,你看见他那吊儿郎当的骨骼充分活动着,在屋子里噶嗒噶嗒跳过来跳过去,你准会以为他是痉挛病神现身说法。(张爱玲,1963:21—22)
原文中“St.Vitus”是指圣维塔斯,患过狂舞病,张爱玲直接将词语含义在译文中译出,没有采用音义加注释的方法。另一个例子更为明显。《老人与海》的原作主要用英文写成,海明威有意在英文中夹杂几处西班牙语,张爱玲的译文没有突出这一特色。试比较如下几例:
He thought of the Big Leagues,to him they were the Gran Ligas,and he knew that the Yankees of New York were playing the Tigers of Detriot.(Hemingway,1961:49)
他想到棒球大联赛,他知道纽约的洋基队和底特律的虎队在那里比赛。(张爱玲,1979:49)
他想到棒球的两大联赛,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所说的Gran Ligas,他知道纽约市的扬基队正在迎战底特律的老虎队。(吴劳,1999:182)
上述例子中对西班牙语的翻译,两个译者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张译本不译,吴译本准确译出。从保持原文文学性特征的角度来看,吴译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翻译是个很复杂的情况,对于没看到原文的读者来说,会把“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所说的”当成原文中信息,而对于懂西班牙语和不懂西班牙语的读者来说,看到这句译文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如何在翻译中再现文学性杂语的特征是翻译中的难题之一,确实值得深入思考。采用变通的手段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也有可能产生原文所不具有的某种特别效果。但是张爱玲完全不译的做法,对原文来说也是一种损耗,这种损耗在《老人与海》的最后一处体现得更为明显:
“Tiburon,”the waiter said,“Eshark.”He was meaning to 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Hemingway,1961:94)
“Tiburon,”侍者说。“Eshark。”他打算解释这事情的经过。(吴劳,1999:218)
“大鲨鱼,”侍者说,“一条鲨鱼”,他预备要解释这事情的经过。(张爱玲,1979:98)
这一段的情节是,老人终于把被鲨鱼残杀的大马林鱼的骨骇运回岸边,游客看见了,向侍者询问,侍者正要向他们解释整个故事经过。Tiburon是西班牙语,意思是鲨鱼。Eshark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别的发音,前面照西班牙语习惯加上一个元音。侍者对鲨鱼的强调,先是习惯性的采用当地语言,后又改用英语,说明了侍者对鲨鱼极具破坏力的恐惧和对老人毅力与耐力的敬畏。吴劳的译文保留原语并加注释,使得该词的特殊色彩得到了强调。张爱玲的译文没有突出海明威叙事语言陌生化的效果。考虑到张译本比吴译本早47年(张爱玲翻译《老人与海》是在1952年),当时的一般读者中具有一定程度外文水平的毕竟还不普遍,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读者因素的考虑也是一个原因。
当然,这一时期张爱玲的翻译有些地方也采用异化策略,以今天的语言观来看,似乎直译得近于突兀,如将《永别了,武器》中的cholera译成“虎列拉”,将《老人与海》中的bone spur译成“骨头突了一块出来”,不如后来的译文“霍乱”(林疑今,1995:4)和“骨刺”(吴劳,1999:182)简洁。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译者受当时语言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译者不论是在句法、语序的调整、词汇的选用,还是文化特色词等的处理上,都彰显出归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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