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在《海上花列传》翻译研究中的分析

一、文化因素可分性介入

翻译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它的文学性、审美性、娱乐性应该是第一位的。有学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般应该遵循“四化”的原则，即形象化、通俗化、个性化和风格化（崔永禄，2004：328）。小说既然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翻译过程中如何表达原文的文学性是译者的首要任务。例如，译者要考虑“环境描写上的风俗的真实感，人物对话的个性化，人物与状物形象的准确性”、“叙事模式的反叛和个人隐秘化和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以及互文性的要求等”（王宏印，2006：146）。小说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是除了语言因素之外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西方研究者提倡文化翻译的概念，并将其比喻为人类学家长期习惯于描述的工作，认为不同的文化翻译概念折射出人类学之间的不同状况。在文化实用主义者以及人类学者处理外来社会语篇的问题时，可以将文化实用主义者和人类学家的位置进行对比。翻译要求就其社会语境来评论，因此，忧虑的人类学家们用更灵活的、更细致的语境方法重新解读原始文本，以便写出更好的翻译。译者在尝试翻译时会遇到很多文化问题，这些问题都基于其工作中的语言材料或者所处的工作环境，既在翻译领域，又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领域，但是更多是受到作者所描述的文化世界的影响。事实上，被人类学家们描述成“选择”的翻译过程，只是一种社会化的进程。因为这样的社会进程总被认为是继承了某种社会文化文本的特性。然而，社会本身并不是一种文本，它无法与经验丰富的读者们进行直接有效的交流并合理地阐释关于自己的一切。只有人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社会只是说话者行动的文化条件而已（Baker，2010：7）。因此，任何一部优秀的译作都努力地试图用译者自己的语言去重新建构某个外来文本的结构。优秀的译作来自对生活的理解和体会，并非来自机械的语言再生产。优秀的翻译同时还应该有一套完整的实践原则或者翻译策略，这一原则或策略也是基于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去理解另一种社会文化，穿越时间、阶级、文化的差距去建立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之间平等的交流联系。

文化因素与语言转换之间的关系也是译者制定翻译策略时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语言自身具有混杂性的特征；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语言也反映了各民族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为表现出文化差异，除了直译，译者还应在翻译中采用一些其他的翻译方法和变通补偿的手段，其中注释的运用是很关键的翻译策略之一。就《海上花》来看，经过统计，英译全书的注释共有九十五处。这些文化意义上的翻译注释从内容上来看，与语内翻译中的注释有部分重叠和部分包含的关系，但也有在语内翻译中不需注释而在语际翻译中需要明确注释的情况，这说明了语际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进行解释的角度差异，其根源是读者群发生了变化。从数量和形式来看，张爱玲所做的语际翻译的注释比国语本翻译所做的注释少六十五处，而且采用了文后分章注释的方法，与语内翻译在文中以脚注形式加以注释有很大不同。总体来看，上述这种文化因素的可分性介入使得英译过程中的注释条目内容简洁、语言精练。例如，英译本第八回中的注释：“Obviously Green Phoenix's favorite client，Vigor Qian，has come to spend night as well.She is entertaining two men in the same night，one in her own room and one in the spare room.”（Chang ＆Hung，2005：61）这一处说明黄翠凤在和罗子富相好的当夜身边仍然在接别的客人，这一点在小说中表达得很含蓄，译者翻译时直接点明了隐含的情节，以便于英语读者理解。再如，第十一回内的注释：“Clever Gem is a first-class courtesan，while Love Gem works in a second-class house.This explains the slight uneasiness and deference shown in Love Gem's behavior despite the fact that she is the elder sister.The way the other woman in the Hall of Spring behave is typical of second-class courtesans，who have to try hard to get new customers.The scene they make is embarrassing for Love Gem.”（Chang＆Hung，2005：90）此处解释了上等妓女和下等妓女的风俗习惯和做事方式上的差异，这一点在正文中没有显现。再如，第三十三回内的注释：“Zhejiang and Jiangsu were the two provinces well known over the ages for producing literary talent.”（Chang＆Hung，2005：272）此处解释了正文中“两江才子”的文化含义。(www.xing528.com)

此外，最有特色的是，译者对于大量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以独立的一章附于正文之后。译者用了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上海妓女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Shanghai Courtesans）一文，详细介绍了小说描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娼妓业的发展情况，包括对外特许权和国际租界的情况（并附图描述小说中涉及的主要地点），租界地妓院的经营情况、妓女的情况（妓女的来源、分类、生活习惯、社交圈子、行规和礼节、与妓院主人和仆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等）以及上海商业（包括娼妓业）经历繁华最终衰落的过程。这种将文化因素可分性介入翻译文本的做法，也是近年来国际上采用的关于翻译注释的新标准。例如，澳大利亚译者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阿城、王安忆、巴金等的作品），一般也采取将文化注释作为独立的章节附在正文之后，特别是涉及特殊政治年代里的文化特色词，如“工宣队”、“破四旧”、“毒草小说”、“牛鬼蛇神”、“摘帽右派”等，还包括当时的文化标语口号类词语，译者都收在文后的术语一章内进行集中的注释。这种文化因素可分性介入的方法也是翻译本地化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