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家奈达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Nida,1996:91)本文讨论的文化特色词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领域。《海上花》中物质文化特色词的描写细致、出色。作者通过对人物衣食住行的描写勾画出十里洋场中热闹繁华的青楼生活,营造出丰富的市井生活图景。总体而言,书中的物质文化特色词主要包括下列四类:
1.服饰
对人物服饰词汇的精心描绘是本书的特色之一。服饰不仅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承担着很多其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表明人物的社会地位
衣饰可以表明人物的身份地位,我们仅以妓女的服饰为例。书中有大量关于妓女服饰的描写:既有家常服饰的描写,也有出局衣饰的描写,既有正面的详细叙述,也有通过人物语言转述的衣饰描写。通过这样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作品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上等妓女较为丰裕的经济状况。书中点明妓女服饰的奢华之处很多:①黄翠凤从尚仁里黄家赎身时清点的服饰就有:“通共一箱金,一箱珠,一箱翡翠、白玉。三箱头面,照帐俱全,一件不缺”。另有:“两箱大毛,两箱中毛,两箱小毛,两箱棉,一箱夹,一箱单与纱罗”,而黄翠凤与客人罗子富商议赎身后重新开张的费用,仅衣裳首饰就要三千。②客人王莲生送给妓女沈小红的一套翡翠首饰价值千元。③鸨母周兰对红倌人周双福遗留的衣饰小心收藏,日后送给当红的清倌人双玉时依然赞不绝口;而双玉得宠时,案头竟有四支银水烟枪。由此可见,衣饰已经成了高级妓女身份的象征。
2)显示人物的际遇变迁
《海上花》的作者韩邦庆在人物服饰的描写上是很用心的,人物服饰的变化微妙地显示出人物命运际遇的变化。其中主人公赵朴斋的服饰变化是作者用墨最多的,较为形象的描写有五次:
①“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
②“正是外甥赵朴斋,只着一件稀破的二蓝洋布短袄,下身倒还是湖色熟罗套裤,靸着一双京式镶鞋,已戳出半只脚指。”
③“只见赵朴斋脸上沾染几搭乌煤,两边鬓发长至寸许;身穿七拼八补的短衫裤,暗昏昏不知是甚颜色;两足光赤,鞋袜俱无,俨然像乞丐一般。”
④“果然是赵朴斋,身穿机白夏布长衫,丝鞋净袜,光景大佳。”
⑤“不是别人,即系嫡亲外甥赵朴斋,身上倒穿着半新不旧的羔皮宁绸袍褂,较诸往昔体面许多。”(www.xing528.com)
这五次服饰的描写为读者勾勒出赵朴斋由初入上海的单纯少年——沦落为乞丐——后又借助其妹作了堂子主人的荣辱兴衰过程。人物的际遇变迁通过服饰这一无声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3)点明情节的隐含与微妙处
《海上花》服饰描写的功用是多方位的,在某些章节里服饰甚至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点明了情节的隐含与微妙处。最明显的用法表现在下面两处:
第一处是关于新娘服饰。天青披、大红裙是清末传统的新娘服饰,这一服饰描写在文中戏剧性地出现两次,结果却是一喜一忧。第一处:“另有一篇帐目,开着天青披、大红裙之类,托善卿赶紧买办”(韩邦庆,1996:199)。这是王莲生委托洪善卿为妓女张蕙贞买的东西。王莲生亲见自己宠爱的妓女沈小红姘戏子,决定娶张蕙贞为妾,故事情节并没点破这一层,但善卿从王莲生委托买办的服饰里便明白一切了,所以他急忙向张蕙贞道喜,张蕙贞则羞得远远走开;另一处:“张司务送进一套新做衣服,系银鼠的天青缎、大红绉裙,请二宝亲自检视。请了三遍,二宝也不抬身,只说声‘放来浪’”(韩邦庆,1996:364)。这一处写赵二宝满心欢喜要嫁给史公子,不料史公子一去久无音信,二宝渐渐失去了信心,准备嫁妆的热情也骤减,故事的结局正是她所担心的结果——史公子抛弃了她,另娶了扬州的女子。
第二处是关于定情信物。小说第三十二回写道:“只见周双玉也是嘿然危坐,袖中一块玄色熟罗手帕拖出半块在外。”(韩邦庆,1996:189)淑人趁人不备,欲据为己有,被双玉发觉,未果。双玉离座复归,“淑人再去偷觑,只见双玉袖中另换一块湖色熟罗手帕,也拖出半块在外。”(韩邦庆,1996:189)淑人这次将手帕得手,独自溜出去细细打量:“淑人看那手帕,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罗,四周绣着茶青狗牙针,不知是否双玉所绣。”(1996:190)从一块玄色熟罗手帕到另换一块湖色熟罗手帕,再到簇新的湖色熟罗、四周绣着茶青狗牙针的手帕,这一描写一波三折,将淑人的谨慎小心、痴心痴意形象地表现出来,情节的微妙变化随着手帕而起伏跌宕,耐人寻味。
2.食物
小说中的食物描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妓女的日常起居和社交生活。应召侑酒是妓女行业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正规的酒席上,食物是很讲究的,照例第一道菜是鱼翅。多数情况下是从餐馆定菜,客人在妓院点菜让人去餐馆买回来。书中提到当时最有名的餐馆有两家:老旗昌和聚丰园。妓院自己也预备三餐。客人、妓女不愿吃饭馆食物或身体欠佳时只吃自己堂子里的食物。每次妓女摆酒或应召出局,酒席结束时,照例要上干稀饭。小说中多次出现详细的食物描写,体现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气息,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实现了食物描写的文化功能。除此之外,作者还赋予食物隐喻的意义,体现出食物描写的文学功能。如书中反复出现的“馒头”、“点心”和“水饺”都有性的隐喻。
3.鸦片
19世纪末鸦片盛行,上海街市烟馆林立,书中的“花雨楼”就是当时有名的烟馆,生意兴隆。鸦片甚至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社交礼仪的一部分。客人到妓院,妓女照例要加茶碗、敬瓜子、请客人吸食鸦片。例如,“小村吸足了烟,出灰洗手,收拾要睡。朴斋重又披衣坐起,取水烟筒吸了几口水烟,再睡下去,却不知不觉睡着了”(韩邦庆,1996:15)。又如,“双珠也笑着,坐在榻床前杌子上,装好一口水烟给善卿吸”(韩邦庆,1996:23)。小说中还反复出现各色烟枪、烟泡、烟盘、烟榻的描写,就连妓女应召出局的随身物品,除了豆蔻盒子,烟枪必带,是当时社会一道奇特的景观。
4.住所及什物的描写
小说中描写妓女的处所,详细写出室内的家具、装饰和日用品,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妓女的等级和生意的状况。如写一等长三妓女屠明珠的房间和二等妓女陆秀宝的房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翠凤与客人罗子富商议赎身后重新开张的费用,房间铺排和零碎日用品也得两三千元,足见上等妓女日常用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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