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翻译研究：三个方言翻译思路

三、方言翻译研究的思路

方言翻译研究可针对方言研究的困境，建立起基本的理论研究原则，其根本的理论思路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进一步加大方言翻译实践

实践出真知。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经验基础。应加大方言翻译的实践力度。不仅提倡翻译知名作家的优秀方言文学作品，也要翻译有代表性的其他方言作品，翻译体裁也尽量广泛，可包括民间文学、戏剧、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不仅翻译本族语的方言作品，也翻译异族语创作的方言作品，还可以对某些经典方言作品进行重译和复译，从而在实践中摸索方言翻译的一般性规律。黑人英语作品翻译目前以马克·吐温的作品居多，还可以进一步翻译托尼·莫里森等的作品，比较黑人英语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不同之处。吴语方言作品目前以韩邦庆的作品翻译最为著名，还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其他同时代、同类型的方言作品翻译。其他语种的方言作品翻译也会为方言翻译理论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

2.丰富和完善译者的方言理论素养（民族学、文化学、音系学）

译者应丰富方言的理论素养，熟悉翻译的方言与创作的方言，原作的方言和译入语的方言，其各自的分类、性质、功能和表现形态，同时应具备与方言有关的民族学、文化学和音系学等基础学科的知识，作为翻译活动的智力资源和创作语境。著名翻译家傅雷特别重视译者的语言素养，认为对语言的修养不深，则无法形成文学语言，他还特别强调方言翻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末（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腔’。”（1984：83）傅雷的观点指出了方言翻译的特殊困难所在，启发译者要锤炼语言，深入生活，形成具有个性化的语言，以实现方言翻译的语言功能，这是理论家由个人翻译经验和技巧上升到理论的思考，值得借鉴。

3.建立起基本的理论研究范畴

方言翻译研究首先可建立起基本的理论研究范畴，包括进一步明确方言的定义、语言体系和语用范围，进一步明确方言翻译的定义、性质、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问题。在明确基本理论范畴的基础上，采用分类学的方法，对基本的方言翻译进行分类，也是逐步接近方言翻译本质的理论途径。目前对方言的分类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根据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哈蒂姆和梅森的观点，语言变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与用途相关的语域和与使用者相关的方言（又称方言变体）。翻译中的方言可分为五种：地域方言，时代方言，社会方言，（非）标准方言，个人方言。（Hatim＆Mason，1990）方言最突出的特点是语音特质，从音系学入手，建立起基本的方言语音体系是方言理论研究的根本，也为方言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同时，对尚未形成固定语法规则的方言，可加大实证研究的力度，使其系统化、标准化。对已经形成一定体系的方言，则应加大方言体系与标准语体系之间转移模式的研究，可参考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进一步深入分析语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4.拉通方言体系与方言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

为促进方言翻译理论的研究，还可借鉴范·勒文－兹瓦特（Van Leuven-Zwart，1989）的“比较——描述”模式拉通方言体系与方言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在比较模式中可包括对方言体系和方言翻译体系进行详尽的比较，并对所有微观层次（句子、分句和短语）进行对比和分类。在描述模式中，将观察发现到的这些成分的互动显示出来，并将语言功能加以匹配。同时还可加强方言体系自身的完善，加强方言翻译质量的评估体系，可考虑从音本位翻译的角度加以突破。有学者认为音韵学通，则语言学通。音韵学在方言翻译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也是拉通方言体系与方言翻译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环节。在词汇层和句法层可进一步加大双重对比和多重对比，从而使得方言翻译理论体系及其加强量特征不断趋于系统化。

由于方言和标准语之间不仅体现出语言特征的差异，而且体现出语言功能的差异，方言翻译是一种特殊语言变体的翻译，涉及原文和译文之间功能性稳定关系的等值理论在描述方言翻译理论时有一定困难，可以借鉴充分性翻译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完善方言翻译理论研究。

【注释】

[1]吴语以北部吴语区和南部吴语区的划分最为常见，其中北部吴语区的影响最大，研究也最多。西部吴语的划分引自郑张尚芳（1996：31）。

[2]根据苏培成的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运动自19世纪末至今经历了两个时期：民国元年至抗战胜利，以五四运动为高潮；新中国建立至今，以20世纪50年代为高潮。王理嘉的研究更为深入，对清末三大语文运动：切字音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渊源及其发展直至普通话运动的推广和普及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发现。本文综合各家之说，采用了不同的提法，根据王理嘉的研究，现作一简要说明。文中出现了关于标准语的几种说法：官话（官音），代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初级形式；国语，指一种“雅言”、“雅音”、“通话”或“凡语”的“标准汉语”，港台地区国语的说法目前仍很流行，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最初是1981年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所以称国语本；白话，指与文言相对的采用大众语的汉民族共同语表达形式；普通话以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发表为标志，与国语一起称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即民族标准语。上述所列各项之间互有指涉和涵盖，但都是以北方语音和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表现形式，文内将不再作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