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涉及宏观理论构建与微观文本分析模式，不论是等值理论、翻译转换模式、功能翻译理论、话语分析，还是系统论、文化研究的多样性、翻译的异质性、翻译的哲学理论、跨学科翻译理论、语料库翻译理论，都是以标准语（或官方语言）及其文本作为理论研究的媒介，对方言翻译的研究很少见。这与方言翻译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很不相称。
翻译史上最成功的方言翻译者是近五百多年前的马丁·路德。1522年，马丁·路德用中东部德语翻译《新约》，1534年，又翻译《旧约》。这两部作品采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方言翻译圣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德的圣经翻译不仅促进了德国语言的标准化，而且还把《圣经》带到了千家万户和平民百姓手中，同时还对翻译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即提出了数条翻译技巧和原则。”（杨平，2006：120）英国翻译理论家曼迪也认为，马丁·路德的翻译使得普通德国人的语言开始变得清晰而富有强烈的表现力（Munday，2001：23）。然而，西方翻译理论界对马丁·路德的翻译理论研究主要突出其反对“字对字”的翻译方法，肯定其为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其方言翻译问题的具体语言层面的讨论并不深入。(www.xing528.com)
近现代以来，翻译理论家关注翻译问题的有奈达和纽马克。奈达曾在《语言、文化和翻译》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文本是用非标准用法的方言写成的，译者就面临着在目标语中找到正确对等语的困难。”（Nida，1993：112）纽马克在他的《翻译教程》中也提到三种方言翻译的办法：“表明语言的俚俗用法，强调社交的阶级约束，指明地域的文化特征。”（Newmark，2001：195）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论述标准语翻译理论的过程中谈及方言翻译问题，但对方言翻译的困难、成因及解决策略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其他翻译理论家更鲜有对方言翻译的讨论。
方言本身是语言学家、哲学家热衷于研究的理论课题，因为方言研究对音系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方言作为同一语系内的他者身份，为哲学上的同质、异质问题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然而，方言翻译问题却受到理论研究冷落，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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