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是清朝韩邦庆用吴语所作的六十四回章回体小说。原书叙事用白话，对白用吴语。这是本书的主要语言特点。但仔细考察全书，还可有以下几点发现：
1.叙事语言并不是单纯的白话，其中也夹杂着吴语。如：1）这一下才把珠凤挞醒，立定脚，做嘴做脸，侍于一旁。（韩邦庆，1996：263）短语“做嘴做脸”保留了吴语的特色，“形容做出不高兴的表情”（宫田一郎，2003：789）。又如：于是赵朴斋从头告诉，被徐张两个流氓打伤头面，吃一大亏；却又噜苏疙嗒说不明白。（韩邦庆，1996：101）“头面”和“噜苏疙嗒”是典型的吴语，分别做名词表示“头脸”、做形容词表示“絮叨”（宫田一郎，2003：610，407）。
2.与殖民地生活有关的词语大量涌入。原书中十里洋场的生活中到处可见洋物、洋货、洋行，还出现了一些有着明显时代意义并与殖民地生活有关的特殊词语。例如，“红头巡捕”（也称“红头阿三”），薛理勇对该词语的研究很全面，现摘其扼要：“旧上海英租界有巡捕房，就是警察局，他们大多雇佣印度的锡克人担任下级警员”，这些警员“习惯在头上缠着红布”（2005：12），因此被称为“红头巡捕”。又如，“拆梢”，宫田一郎认为该词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上海，表示“以非法之举，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并认为是“敲竹杠”和“敲钉锤儿”的同义语。（2003：前言9）薛理勇对该词的研究更进一步，认为“敲竹杠即chow bamboo的洋泾浜语”（2005：28）。
3.人物对白虽标明用吴语写成，但吴语本身是个语言地理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严格地域分界意义上的方言区域划分，因此吴语语言内部呈现出复杂的情况。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吴语的主要地区划分为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和婺州片，其中吴语太湖片（俗称北部吴语区）跨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包括苏沪嘉、毗陵、苕溪、杭州、临绍、甬江六小片，六小片又下辖28个市区。（钱乃荣，1992：1—2）各小片之内的方言也有细致差别。近年来，最北部吴语三小片又被重新划分（汪平，2005：149），突出了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区别。《海上花》的作者籍贯为松江，原属苏沪嘉小片，按最新的分法属于上海小片，作者母语为吴语中的松江话，与上海话、嘉兴话较为接近。同时作者“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朱一玄，1990：818）。因此，作者对书中以妓女为主的各阶层语言甚为熟悉，能够对上海话、苏州话等北部吴语的主要语言特点及其周边的语言差异洞察微隐，书中的吴语也呈现出北部吴语各区混杂的特点。[1](www.xing528.com)
形成上述语境特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创作体例上来看，吴语文学传统的影响不可避免。以小说为例，吴语文学的最早文本是话本小说底本。宋元旧本中文白夹杂的情况很普遍，吴语虽未成为文学创作的正式语言，但对脚本的解读作用是很突出的。明朝时戏曲繁荣发展，昆腔甚为活跃。为适应演出需要，昆腔中增加了很多吴语对话，吴语在文学或文艺形式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郑张尚芳，1996：30—32）。后来，连虽是国语文学名著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也夹杂了很多吴语成分。清代后期出现了叙事用白话而对话用吴语的小说，渊源于民间文学土壤的吴语文学既受到吴语文学传统的影响又融合了民间语言丰富的表达形式，语言风格自成一派。章培恒就认为《海上花》“是清末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1985：325）。从叙事、笔法、结构和细节等方面而言，《海上花》的确可称为清末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因此，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看，《海上花》也是吴语语言文学的集大成者。
其次从作者的情况来看，作者的经历和写作动机也是形成小说语言格局的重要因素。作者韩邦庆“籍隶旧松江府之娄县，自幼随父宦游京师”（朱一玄，1990：816）。吴语是韩邦庆的母语，而他同时熟读各种官话典籍，游学京师，虽屡试不获售，但对南北语言文学的精通却成为其创作小说的有利条件。仕途不通之后，韩邦庆南回上海，谋职于报馆，直至病故。松江离上海很近，清末的北部吴语区也是以上海话和苏州话为主。在自己的家乡以自己所熟悉的母语方言来创作小说，韩邦庆的语言贮备极其充分，他对吴语的纯熟使用已到了自然为之的程度，所以除了吴语对白中显著的地方特色以外，叙事语言中吴语的自然流露也是作者潜意识中的母语习惯影响所致。作者曾说：“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胡适，1996：9）作者文采斐然，又是府第之后，不幸家道中落，本人又屡试不第，仕途无望，其情形与曹雪芹有几分相似。因此，考虑作者个人的生平境况再联系方言文学的地位，《海上花》这部作品也可看作是方言文学冲击官话文学的一种尝试。就作者所采用的语言而言，“这些词汇中包含的种种幽微之处、沉淀的各种物质各种力量、语言肌体上的种种痕迹等等才是小说要叙写的对象”（张琦，2006：114）。因此，作者通过方言建构了一个白话和吴语（苏白）混杂其间的异质性空间。从两种语言力量的对比可以看出，白话的叙事似乎成为一个灰暗的底色（除了开篇的一大段楔子写得很精彩以外），真正使作品“活”起来的是其中以塞音、塞擦音和前后鼻音为主的吴侬软语，因其营造了“一种存在的质感，有体温，有汗味，有情绪，可触摸，粗砺而真实”（张琦，2006：115）。相比之下，白话叙事成为无生命感觉的背景，苍白而寂寥。
再从小说创作的社会语境来看，晚清上海的商业文化和租界文化特色显著。《海上花》描述了清朝末年上海妓院的生活场景，由市井生活的一角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社会生活状况：国外租界势力的入侵，国内大量移民的涌入，通商口岸的开放，极大的促进了清末上海商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上海租界的娼妓业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繁华鼎盛时期的上海妓院成为上海交际生活的中心，妓女如同当时流行的鸦片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久居沪上的各地客人，平时的交际及消遣甚至谈生意都选择上等妓女的居所，因此，南音北音、洋话官话等各色语言的混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商业的繁荣盛象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除上述几点原因之外，语音学研究也表明了明清时期语言的混杂局面及其相互间复杂的关系。吕叔湘的研究指出，宋元时代南音北音已有相当区别，燕京方言的崛起逐步取代中州音（转引自叶宝奎，2001：10）。叶宝奎的研究更为深入，将语音发展放在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流民迁移、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语境的大框架之下加以研究，指出明清时代南音北音共存的现象，其主要趋势是南音逐渐向北音靠近，但一直与北音保持一定区别（叶宝奎，2001：14）。王力也曾引用清代音韵学名著《广韵》来说明方言和普通话的互相影响（1985：633）。总结众多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从语音学历时研究的角度而言，经过宋元明的发展，清朝南方话与北方话、官话与方言并存的现象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格局。从语音学共时研究的角度来看，官话的演变在丰富性和流动性方面不及其基础方言，那么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方官话与南方代表性口语语音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就更为复杂了。这些现象给方言翻译增添了特殊的困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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