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翻译研究：国内典籍研究特点

二、国内典籍翻译研究特点

我国典籍翻译历史悠久，典籍翻译理论近年出现了在支撑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结论方面的更新和飞跃，具体表现在：典籍翻译文艺学路线研究成为中流砥柱，突出文化翻译理论背景，积极引进翻译理论研究新观念。

我国典籍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路线是指以美学与文艺理论为基础、强调翻译中的审美体验和艺术生成的研究。这一研究路线渊源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论，为我国典籍翻译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中国传统文艺学翻译研究的代表辜正坤、许渊冲等所提出的互构翻译理论和“三美、三化、三之”理论，有很强的实践经验与人文色彩。

中国典籍翻译要求翻译工作者除具备良好的外语功底外，还要具备较高的学术修养，熟悉中外文学历史、文化、民俗学、宗教学等社会学的知识。因此，典籍翻译的文化理论背景是中国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具体来看，包括典籍翻译的文化阐释与文化定位、文化语境与中国典籍翻译、民族典籍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及其制约因素、译者的跨文化意识等诸多方面。典籍翻译研究对文化认知的突显几乎可以用典籍文化翻译学来形容。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帕尔默构建的文化语言学理论中就包括了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三大传统，即：博厄斯派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会话民俗学，其核心意义在于：语言、语义系统、认知模式和世界观都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起来的。借鉴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可以认为典籍文化翻译也是在社会文化中建构起来的。(www.xing528.com)

形成上述典籍文化翻译学的局面与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主义精神固然有联系，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对我国典籍翻译研究也有一些影响。例如，哲学、美学、文化学对我国典籍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日趋成熟，文体学、语篇语言学、心理学对典籍翻译的指导也逐步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典籍翻译研究不断吸收前沿的翻译理论研究方法，关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典籍作品翻译的应用，也研究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人本主义，还涉及典籍翻译与计算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目前，典籍翻译的语料库研究方法也逐渐引起理论界关注。

从上述中外典籍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典籍翻译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具体表现如下：典籍翻译在某些理论点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无法解决翻译研究过程中的某些深层问题。例如，典籍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有一定的泛文化论倾向，新的理论对典籍翻译的指导作用尚未系统化，对传统典籍翻译理论的深层结构分析不够。总之，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单独的论点尚未发展到成体系的完备状态，理论视野仍然不够宽阔，理论、实践结合也不够深入。要解决这些问题，结合中外典籍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资源整合和理论上的互相阐发、发挥中国典籍翻译传统的资源优势、不断吸收新的理论观点是很可行的理论研究思路。现阶段我国的典籍翻译研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还可在典籍翻译的认识论问题上作进一步的研究。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好了，方法论的问题就容易进行讨论。如果深层的理论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研究扎实，将有利于就某一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如典籍翻译的方言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形态。下面将结合《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对其突出的方言翻译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