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与读者接受，女性特质与翻译理论的区别

三、潜力与制约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从文学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其可行性：例如，文学语言特征的传递、叙事特点的再现和文学情景的重构等。同时，可以借鉴张爱玲文学研究领域的深厚理论资源，借用比较文学的某些思路，促进创作和翻译互相阐发，有助于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正如姜秋霞所言：“民族文学系统，即译入语文学系统，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文学翻译系统相互交叉、互为连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翻译的各个环节。”（2009：91）在此学术认识之下，将张爱玲创作与翻译之间相互影响的悖反关系分析清楚，深入剖析创作在翻译中的成功影响和所遇到的困难，可以深化读者对翻译过程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翻译文本分析之层面。我们在这样分析的时候应该使文学理论更好地与翻译理论相结合，同时还可以将以下几个因素考虑在内：张爱玲所译的作品文学风格不统一，所译作品的难度相对不大，译文语言水平参差不齐，同时，针对文本的批评要准确定位，既不盲目夸大，也不掩盖问题，重点是分析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语境，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度原因。

就文本的情况来看，张爱玲所译作品语言明晰，篇幅以中短篇为主，基本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尝试从每种原文的文本功能及其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的预期功能和实际达到的效果这三个角度进行系统性论述。译文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读者的接受程度如何，这些也是研究张爱玲的翻译过程可以进一步关注的主要问题。就译者本人而言，她从自己的创作在两种文化中所受到的不同反映，认识到了读者接受的重要性。同时，在两种文化中的跨语际写作经历，促使她在翻译过程中作出不同的策略选择。例如，同样采用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外译汉时，严格直译，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汉译外时则删改较大，在异化的策略中加入归化的考虑。这种情况在她的自译作品中表现更为复杂。而她翻译《海上花》则是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都显化了直译，但是侧重点不同、认知参照点不同，而且翻译策略也不同。结合张爱玲所译作品的不同文体，还可以分析在实现不同文本的交际功能过程中，译者的主动性和受动性的双重律动因素，可以将研究过程中的翻译本体、客体和翻译主体及参照系之间的多重互文关系，以文本交际功能为中心较为全面地展开。需要注意的是，张爱玲的兴趣首先是在创作而不是翻译。她的英文翻译活动是在英文创作失败之后，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因此，译者本人对译文文本的选择余地不大。同时，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对翻译理论的兴趣也不大，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并没有进入她的视野。指导她的翻译活动的还是传统的以忠实为标准的语文学阶段的翻译理论。(www.xing528.com)

此外，张爱玲翻译研究不能忽略其女性特质。结合性别翻译理论，研究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的表现和原因，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如张爱玲翻译《海上花》时多次引用刘半农和胡适的评论作为发表自己观点的依据；在翻译过程中对女性创作语言特色进行移植：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多用雅化的古语，翻译中的补缀贴切而自然，这些是张爱玲女性思维特点在翻译过程中的展现。在研究过程中，还要注意甄别张爱玲翻译的女性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区别，不能机械地套用。同时，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关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适度结合，避免性别理论的外部描述过于泛化。尤其要结合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的研究，完成从女性主义到女性主义翻译的过渡。由于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叙事意识，而张爱玲的翻译也以小说为主，以性别理论为讨论的起点，结合叙事学理论，从女性主义本体论及不稳定叙事的角度展开研究也有很大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