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翻译理论线索揭秘

一、为方言翻译提供理论线索

方言翻译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难点问题。关于非标准语与标准语之间的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历史性也关涉语言的地域性。西方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曾认为，原文是一个历史节奏，译文是一个历史节奏。这种历史性差异在语内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海上花》的语内翻译中，1892年的原作描述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他们以其自身熟悉的方言构建了一个充满吴侬软语的人文世界，形成了一个清朝末年商娼世界的历史节奏，而1981年的国语译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叙事语言，只将人物对白中的方言转换成国语，使得译文从南方世界缓慢幽深的历史节奏转变为俊朗明晰的北方节奏。这种历史节奏上的跳跃不可避免地也带来地域性特征的改变。不过，由于语言节奏深层的生命体验和生活体验具有同心性质，使得方言在穿越历史节奏时在形式化方面没有太大的困难，反而是附丽于方言背后的精神体验更值得译者重视。正如蔡新乐所言：“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自我与非我的历史性或时间性，而是它们的地域性：对空间的占有总是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从最终结果来看要归入历史，因而带有本质上的历史性。但它毕竟是地平域延展中的认识，毕竟是世界形成一个‘形式’或‘框架’，由‘精神’‘随意’自由地运动。任何历史的羁绊最后都由对过去的文本的‘误解’而解开：历史只是地平域中的历史，因此释古即是释今。只有在这个在场的现在现时，地平域才产生文化世界的空间性，从而使自我有栖身之地和对自身的‘设定’之力。假若历史性一定要自我回归历史，那必然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精神囚禁’：精神不是要扩展它所超越的世界，而是遁入另一个维度，背离在场的现在现时，因而无暇顾及自我生存的当下构筑及其存在形式。”（2000：58）(www.xing528.com)

本此，方言翻译的实质是人的精神对其自我的一种转化。这一过程既要包容人的历史性也要包容语言的地域性。《海上花》的方言在翻译成国语时，译者不仅要考虑人物对白、人物情感和人物身份（这些与人的精神自我紧密相连的部分），也要考虑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对生命与生活的体验。与此同时，《海上花》翻译研究为方言翻译提供了如下几个理论视角：方言中典型的语词翻译功能如何实现？方言经过转化之后还能准确体现地域性特征吗？方言翻译过程中如何解决音位层和语义层之间的矛盾？跟方言语境有关的行院人物场所用语如何界定？跟方言语境有关的行院娱乐用语如何阐释？换言之，《海上花》的方言翻译研究不仅为个性化的人物对白翻译提供了研究视角，还进一步深入到方言翻译的语境研究和语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