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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岭南大学与美中文化交融的经验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章是关于岭南大学在妇女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该校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克氏认为王栋的著作不是为在华基督教大学辩护的,或者专为岭南大学辩护的,而是提出了“应该通过评估影响中国教育史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对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全面的研究”。王在本书中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正如王栋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探讨跨国教育机构的历史,对双方的管理者都会是有帮助的[32]。

纵览岭南大学与美中文化交融的经验

王栋现在是美国波士顿地区高登学院历史学教授和东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执行主任。王的这本书也许是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了。该书采用主题式结构。导论部分内容丰富。作者一开始就提出,岭南大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其领导、管理和跨越太平洋的广泛互动等并未得到充分研究,或者说与我们历来理解的美中文化相遇和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是不同的。她认为,“跨越时空和人类的经验,岭南的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从中不仅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政治社会、经济、基督教和文化相遇,还能看到关于妇女、校务管理和影响大学发展存亡的各种因素,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30]。作者接着在讨论相关成果的同时,说明了自己这项研究与前人的不同角度。首先,她认为,教会大学研究还受到以前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失败的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的影响,过多地注意到与中国冲突的一面,而较少看到其中“欣赏、协商、适应和整合”的一面。她还指出,与关注大学的福音使命和在接二连三的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参与相比,跨越大洋的广泛的文化互动和基督教大学与当地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也有丰富的内容。最后,她还强调了目前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中并没有抓住到底是什么使各所大学各不相同的原因。

王还提出许多有新意的看法。例如,她认为“岭南精神”对鲁珍晞和叶文心认为中国大学疏离于社会生活的看法提供了不同的例证。她的对比性很强的标题“把美国带到中国:适应与包容”、“把中国带到美国:呈现中国和推销岭南”和“双向的互动”,都饶有意味。该书主体部分有五章。第一章讨论了岭南的地理背景及其所在的华南的位置对其发展的影响。第二章考察了发生在岭南的“文化迁移”,即这所学校同时作为外国的和当地的机构运行的方式。第三章关注到以前通常被忽略的学校的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第四章是关于岭南大学在妇女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该校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最后一章通过晏文士(Charles K.Edmunds)在中国、美国生活的个案讨论了这所学校所带来的跨国关系的问题。晏从1903年到1924年担任岭南大学的校长,然后在1928年到1941年担任了美国加州珀莫那学院(Pomona)院长。结论部分讨论了对岭南的记忆及其历史遗产。王著结构新颖,在沟通过去和当代中对岭南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该书视野开阔,史料丰富,文风活泼,是个性鲜明的教会大学史、中美文化关系史的新著

波士顿学院的克拉克(Jeremy Clarke SJ)在书评中说:“王栋每一章的观点明确深刻,有大量的档案史料作为支撑,而且还附有许多表格、数据和照片。关于这所大学财务管理的一章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揭示了这所小小的华南的学校涉及如此广泛,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讶的国际关系。例如,学院矗立的最早的宿舍楼之一是由生活在爪哇的华人捐赠的。王栋很恰当地使读者关注到在长达61年的岁月中中国人(包括了广东当地和海外华人)及西方的个人和机构,在人力物力上大量的投入。”克拉克还认为:“通过这种讨论,她说明了那些与岭南有关的人们为中国和更大一点世界的进步,所作的自觉和慷慨的尝试。例如,‘针对广东农村的需要,岭南的管理者有目的建立了医学院农学院、蚕桑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商学院’。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实际帮助角度看,学校在蚕丝生产、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和为当地村民提供卫生保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岭南的领导和教师服务中国的真诚愿望,无论是通过提高教育水准,安排社会服务,都是对这所学校的基督教背景的有说服力但是微妙的见证。”克氏认为王栋的著作不是为在华基督教大学辩护的,或者专为岭南大学辩护的,而是提出了“应该通过评估影响中国教育史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对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全面的研究”。但克氏认为,这种主题式的结构,有时会有作者把不相干的论文放到了一起的感觉[31]。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吕易星克(David Luesink)的书评则提出一些疑问。吕认为:“王栋用了许多档案材料来论证‘西方冲击’,‘中国中心’和‘文化帝国主义’方法都不能充分认识岭南大学。王强调说,从前的这两种方法都忽视了这些文献——人员和经费的跨国流动和美国文理学院的当地化——值得用来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此外,作为中国最早的男女同校的大学,岭南更值得研究。王栋对国家间的互动和地区间的互动的关注值得肯定,正如她对岭南大学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中独特性的关注一样,岭南是一所真正的中美在经费、人员和学生团体上一开始就合作的大学。”但吕也指出,“王在其第一部著作中注意到了中国的国际关系话语的建构,在她这第二部著作中,有时似乎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传教士宣传小册子和其他档案资料的内容,而不是充分分析这所为华南买办精英设立的文理学院的阶级利益以及在学院中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和半殖民地中国的权力关系。王倾向于强调的主题是‘欣赏、谈判、适应和整合’。这种认识有时削弱了她的分析”。“例如,第三章本来会得益于探讨中国和外国资助这所机构背后的利益所在及‘中国’的捐款者差异性。为什么像查理•霍尔这样的美国人和海外华人会资助这所大学?募捐和外国成员很受非议的把款项用于旅行开销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美国人的善意成为这所大学由当地经费支持和当地人管理的动力?或者这与文献中充分记载的用反对外国的民族主义动员工人、商人和学生支持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后者从它的根据地把影响扩展到1920年代在广州的这所大学。岭南与正在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吕批评王栋的资料有时把她的叙述限制在了“岭南的自我形象”,一种“雄心勃勃的自我画像”。此书在推进对在华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的同时,经常滑入一种仁慈的“跨太平洋”传播“美国人文教育”的模式。但是吕最后表明,也许这些评论只是表明在华基督教大学仍然是历史研究的肥沃之地。王在本书中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在几乎每周都有英美大学校长到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大学建立伙伴关系的时代,经费、管理、文化或政治的敏感问题应该如何表达?正如王栋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探讨跨国教育机构的历史,对双方的管理者都会是有帮助的[32]。

[1]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Kwok Pui-lan,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Atlanta,Ga.:Scholars Press,1992.

[3]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Apr 1994.Vol.83,p.351.

[4]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Jul 1993.Vol.17,p.134.

[5]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Jul 1993.Vol.17,p.134.

[6]中译本,赵晓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7]Lian Xi,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07-1932,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8]连曦《传教士的皈依》书评。Kathleen L.Lodwick,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7年12月,84,3:学术研究图书馆,第1097—1098页。

[9]连曦《传教士的皈依》书评,Samuel C.Pearson,南伊利诺伊大学,Church History,Mar,1998;67,1;ProQuest Religion,pp.207-209。

[10]连曦《传教士的皈依》书评,堪萨斯大学裴士丹,《天主教历史评论》,1999年1月:85,1;ProQuest Religion,pp.144-145。

[11]连曦《传教士的皈依》书评,堪萨斯大学裴士丹,《天主教历史评论》,1999年1月:85,1;ProQuest Religion,pp.144-145。

[12]珠海出版社,1999年。

[13]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14]同上书,第24页。

[15]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46页。(www.xing528.com)

[16]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226页。

[17]同上书,第296页。

[18]同上书,第308页。

[19]Ryan Dunch,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1857-1927.U.S.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20]裴士丹,《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2月:61,1;ABI/INFORM,Global,p.215。

[21]裴士丹,《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2月:61,1;ABI/INFORM,Global,p.215。

[22]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

[23]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4]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主要范式述评》,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25]见吴梓明《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的领域范畴和典范转移》,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文庸《〈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序》,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7]费正清《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28]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

[29]Dong Wang,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Lingnan University),1888-1952,USA,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

[30]Ibid,p.2.

[31]Jeremy Clarke SJ,Boston College,The China Journal,Jan.2008:59,Acedamic Research Library,pp.198-200.

[32]David Luesink,Pacific Affairs,Spring 2008,81,1,ProEuest Asian business and Reference,pp.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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