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段琦揭示奋进历程

段琦，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1年取得美国芝加哥麦考米克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美国宗教嬗变论》等。本书洋洋40万言，时间跨度大致囊括19、20两个世纪，贯穿基督新教入华后的整个历程，从一个角度——本色化——映现出一幅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华流播并逐渐生根发芽的艰难图景，从“洋教”到“中国基督教”，从“在中国的教会”到“中国的教会”，本色化正是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基督教”正名的过程，因而本书也可看作中国基督徒在本色化旅程中艰难行进的心灵记录。

本书看点之一是范式突破。就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范式而言，王立新曾指出大陆主要经历了革命史视野下的文化侵略模式、文化交流模式及现代化模式的演变。而美国则经历了传教学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和中国中心取向的范式转换[24]。本书的范式格局似乎很难套入以上几种流行范式。如果一定要讨论本书的范式，那么，也许本书是一种中国中心观视野下的宗教本位取向与“冲击—回应”模式的混合型。作者紧贴本色化这一内核，着眼于基督教自身在中国开展的内在理路，而聚焦于中国基督徒自身的主观诉求与实践尝试，注重探究中国教徒自身的观点。此“冲击—回应”非费正清式的“冲击—回应”：“冲击”主要是中国近代激荡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对基督教的冲撞，而“回应”则是基督教界对这种冲撞的反思与应对。冲撞是激起本色化诉求与实践的外在原因，而回应则使本色化在观念层面的内涵更丰富，也推进了实践层面的实际操作。正是在这种内（“内”指宗教本位取向、基督教界内部的反思与应对、本色理论和实践的建设）外的激荡中，重新架构了一种基督教在华展开的解释范式。

另外，作者从传教士转移到重点探究中国教徒自身是与中国基督教史学界基督教史研究的内在发展理路相对应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呼吁这种转变。研究话语的表述由“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定位到“中国基督教史”的新体认，其中微弱的话语表述差异，隐藏的是一种基本观念的转向，从以西方传教士及其背后支撑差会为主角的追索转移到对中国基督教自身行为和思想的研究。在前者描绘的图景中，传教士占据着历史的中心而少见中国教徒的身影，使他们在沉默中被忽略与遗忘，即使偶有提及也是以一种极为被动的附属面相得以呈现。而在后者的视野中，中国成为思考的基点，华人牧师、平信徒及其领袖构成了基本的底色。可以肯定，以中国为本位探究基督教在华开展的内在理路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所以本书注重中国基督教徒观点的探析是对“传教学”模式的一种超越，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种与时俱进[25]。

基督教本色化面对的是三面作战。首先应对的是西方传教士及其背后的西差会，其次是本国社会和政治势力，最终落脚点在自身建设。本书因重视民族主义浪潮对基督教本色化的冲荡，中国教徒的反思也多集中在与西方关系上，因而在本色化过程中摆脱西方这种外力就得到优先考虑。正如作者指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扎根广传的唯一出路，就是完全摆脱西方基督教会的模式、影响与控制，实现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26]这点显然是正确的，摆脱西方控制是基督教本色化需要应对的重中之重。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摆脱西方束缚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中国政治的纠缠而失去宗教自身的个性和相对独立性。因而保持宗教的个性、坚守政教分离的界限是本色化的重要任务。作者对另一种外力对本色化的影响及基督教与各种政治势力的摩擦与应对探究较少。(www.xing528.com)

前面已经提到作者将论述重点由传教士转移到中国教徒身上，这种基本定位的转变无疑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福音。但矫枉不能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难免失之偏颇。在后者的叙述中，“传教士易成为看不见的人”，费正清曾提出中文近代史著作的弊病：“当这个时期（近代——笔者注）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27]。中国基督教史应该囊括传教士在中国展开的活动，因为传教士参与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他们的在华活动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画卷中他们不应该成为异质的“他者”，在中国基督教史中，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自身都是其中的演员，只是在不同阶段可能有轻重主次之分。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传教士占据着中心，以后则中国基督徒成为了主角。传教士实际上占据着“冲突”和“回应”的双面维度，传教士及西差会既可作为催促基督教本色化的外力推动因素，同时也是回应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本色化的主导者之一。尽管出于不尽相同的动机，实际上本色化一直是传教士关心的主题。作者也认可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中国教会迟早要交给中国人自己去办，要使中国真正基督化，也只能让中国人承担传教的角色才能真正奏效。本书也偶尔提及少量传教士对本色化的努力，但对传教士对本色化的支持和排拒的探究是极为薄弱的（特别是20世纪几乎未提及）。我们以往多主观认为传教士对本色化基本是排拒或漠视的，但传教士并不是一个整体，对本色化，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忧虑者有之，不能简单以民族主义涂抹本色化的复杂性及传教士的意见纷呈，不能以传教士对本色化的忧虑眼神为依据而一概斥为蛮横无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传教士的忧虑有没有合理性，实际上一些教会走上本色化后内部的纷争与困境证实了传教士的忧虑不无道理。当然，一些传教士顽固不化，不愿失去在教会中的主导地位而排拒本色化，也应该给予客观的正视。总之，对传教士态度及行为的探究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传教士及西差会对本色化的态度、对本色化的贡献与阻碍，以及本色教会与西差会的关系。作者这方面探究的薄弱也许与史料的缺乏有关，同时作者对20世纪本色化的关注所用的史料多为中国基督教徒自身所办刊物，而较少利用传教士所办刊物资料，所以其中较少听到传教士的声音，而给人以一种本色化只是中国教徒在求索的片面印象。重视中国教徒本色化努力的同时不忽略传教士的存在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另外，本色化要求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适应，但在近代中国，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在急步风行的新陈代谢中发生某种嬗变，因而与什么社会和文化相适应就是一个必须界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