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安《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书评

2001年5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北美学者中国基督教研究中一部另辟蹊径的著作。美国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权威裴士丹曾经这样评价说：“年轻学者写出好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是我一段时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著作之一。它至少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新教的历史，1911年革命的背景和动力，在民国最初的15年中政治多元主义尝试的失败。最初，这是耶鲁大学史景迁指导下的一本博士论文，它体现了一个有经验的学者成熟、思想的深度和规范性。这项研究是彻底的，文献是可信的，写作文风是优雅的。一批精心选择的照片为此书增色不少。”[20]

唐著全书主体部分包括了六章三个部分。第一章“中国处境中的基督新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自己的重要观点，即在皈依为基督徒的过程中，中国的新教徒并没有忘记他们是中国人的身份，相反，他们是通过中国文化规范的棱镜去理解新教传递的信息，这导致了中国信徒与传教士之间产生了认识的不同，有时甚至发生了冲突。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一些著作倾向于把中国基督徒描绘成在文化上和心理上依赖传教士或者是失去民族性的群体。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还讨论了中国新教徒的宗教经验中体现的中国民间宗教的特点，以及中国新教教会从中国传统的互助团体中借来的一些方式。

第二部分由第二、三章组成，叙述了在20世纪初福州的新教徒是怎样深入和广泛地卷入了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在第二章“新教徒、职业化和进步主义”中，作者认为到1900年时，新教徒在城市社会的专业性领域中的影响要大大高于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例如他们在西方化的市政机构如海关、邮局中，在医疗教育等服务机构，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等方面均是如此。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新教徒以新的专业机构为依托，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新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第三章“‘欢迎新中国’：晚清政治中的新教徒”进一步讨论了新教徒在1909年秋成立的谘议局中的作用及在1911年革命中的作用。晚清谘议局通常被认为是由精英控制的政治上保守的机构，但是通过考察谘议局中实际的立法辩论、通过的法案和两名新教徒在其中的作用，作者认为，谘议局远远不是代表传统的士绅的最后喘息，而是自1900年以来城市中自治组织体现的新的政治活力的延续。这两章证明了在1901年到1911年间中国新教徒在福州的政治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爱国的、进步的中国人被那些导致清帝国被推翻的非基督徒的激进精英群体所接受和欢迎。

第三部分由第四章“新教徒与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和第五章“天国降临？：福州基督徒的全盛期，1912—1922”组成。作者试图回答一个似乎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新教徒会受到如此高度的认同，而在前几十年中国教徒通常被中国精英阶层所鄙视，而在后几十年又被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呢？作者认为，世俗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和中国新教徒在这一阶段都倾向于认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关键在于通过道德教育，把中国人塑造成为有国家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民。这种共同的议程是20世纪初叶福州新教徒被接受为非正式的进步人群联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直到1922年的民国初年，基督新教引起了福州地区精英群体从未有过的兴趣和受到从未有过的政治庇护。基督教青年会尤其受欢迎，一方面是青年会提供了其他团体都没有的设施，一方面是它强调的道德和基督教公民的思想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中有很强的吸引力。

除了这种大家认同的现代国家资格的要求之外，作者还指出，新教教会是传输现代国家象征元素的重要管道，正是通过教会，福州人知道了这些东西。此外，作者认为，我们已经习惯认为传教士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例如在课程、思想、词汇、科学术语等相对明确的领域，但很少把差会与他们的中国信徒在基层社会体现现代国家特点的平凡的实践联系起来。这是第四章的主题，也是近来学术界感兴趣的，如在现代世界建设民族国家中的国旗、国歌等公共仪式和象征所起作用的问题。这种民族主义象征特点是随着18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第一波浪潮所形成的，后来的民族主义者在自身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复制民族国家或国家革命时，模仿了这些东西。(www.xing528.com)

作者表明了福州地区的新教徒在当地的教会背景下广泛使用了中国旗帜、爱国歌曲和其他象征中国国家身份的仪式。在1911年革命之前和之后他们也特别用心地把美国作为中国的榜样。相应地，福州新教徒早在全国流行这种认识之前就把自己看成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此外，福州新教徒也被当地非教徒政治伙伴承认他们在运用这些仪式为国家服务方面具有特别的才能。作者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这些仪式和象征，在福州地区是通过教会得以变成中国地方社会的实践的。

1911年的革命和新教徒在新政府中的影响在福州基督徒中激起了很大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表现出很强的信心，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共和国，将很快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但这一希望终成泡影。

在本书第四部分就是最后一章“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基督教共和国？”中，作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又认为，从中国现代史的所有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是多么不合理，以至于不值得来回答，但对1910年代的中国新教徒来说，这个国家皈依基督教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但即使在这个乐观主义顶峰时期，福州的中国新教徒也面临着实现这种政治—宗教愿景的巨大的障碍。这种障碍在1920年代更加巨大，随着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而来的新的民族主义话语的盛行，这种理论一再把中国新教置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边缘。作者讨论了这种状况在福州的发展，指出，其到1926—1927年达至顶峰，但随着北伐到来，城内教会开始受到攻击。这虽然没有结束新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但确实结束了新教作为综合了虔诚、爱国和进步等因素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自1900年以来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者在本章结论中把这种教会力量的终结与1927年以后革命国家吞没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

唐著值得称道之处颇多。第一，正如他所说明的，他大量使用了在福州作研究时发现和搜集的中文材料，特别是福建师范大学陈增辉先生当年积累下来的史料。这就与此前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较多地依赖西文资料相比，构成了材料上的优势，与中国学者相比，又有熟悉西文材料的优势。第二，作者在导论中说明他写作此书最初的愿望是寻找一个地区中新教与社会的联系，为的是更好地理解新教徒作为一个群体和他们在现代中国的作用。作者的这种思路类似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是试图在中国本土新教徒群体中来发现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正如裴士丹指出的，“唐得以表明，福州的新教徒如何追求他们自己的议程，尽管外国传教士也在场”。确实，在这本著作中，“传教士只是出现在边缘……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传教士对中国新教徒的日常生活和宗教实践来说，他们确实是边缘化的”[21]。第三，除了是整体性的新视角外，唐著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书中提出一系列挑战传统的对中国基督徒的认识的问题，如至少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基督教的身份认同是有点异化的，甚至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说法，但唐著则说明福州信徒爱国者的身份，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在1922年之前，福州基督徒群体会被看成具有进步性特征的原因。他对妇女基督徒的讨论也具有新的认识。第四，作者对福州基督徒的讨论，始终置身于基督徒与福州社会的互动之中，具体描述了基督徒在福州社会现代性演进中社会身份的变动，因这种社会地位的上升而导致政治影响力的扩大，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影响福州社会进程的政治运动中的轨迹。作者在最后提出福州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其他地区、至少是城市地区的问题。实际上，作者给出的肯定性猜测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在新教力量有一定发展的山东地区，中国基督教徒中的头面人物，确实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处于类似福州教徒同样的地位。如山东英国浸会的宋传典还曾出任过军阀时期山东省议会的议长。因此，唐著确实可以为中国研究者提供某种启示，在对中国各地区的基督教史进行研究时，需要对中国信徒群体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再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