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宗教：圣约翰大学作为传教媒介

1999年徐以骅出版了《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一书，该书是在其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翻译而成的。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中，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著作。

作者在该书引言中提出：“过去的研究者们常常纠缠于教会教育世俗上的功过是非，不少西方教会也功利主义地把教会教育作为它们在华整个传教事业的护道学，因此，教会教育机构常常被视为西学输入的渠道、现代教育的先驱或文化侵略的工具，而它们作为直接或间接宣教的媒介这一研究课题，则几乎无人问津。”[13]作者就此视角设问，并主要通过美国圣公会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实例，来分析在华教会大学“以学校殉宗教而学校荒，以学校累宗教而宗教堕”的这种在宣教和教育双重目标之间顾此失彼的矛盾，并进而检讨和批评西方教会在华差传理论和实践的成败得失。

本书正文分四章。第一章“圣约翰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先叙述学校创立的来龙去脉，指出学校创办人卜舫济坚信教会大学的宣教和教育宗旨不仅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为补充[14]。进而讨论了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的特色，指出圣约翰大学为迎合商界需要，大力推行英语教育而造成学校西化的风格。在这种“非本土化”的氛围中，中西教育势难两全，将之称之为教会大学的另一大难题[15]。接着转向对圣约翰教员在宣教精神与专业水准方面的考察和对该校经费来源的梳理，揭示出随着学校的扩张，教会和学校当局对中西教员“又虔又专”的用人标准很难维持，而学校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和本地化则进一步助长学校世俗化倾向。作者对宣教与教育目标顾此失彼的精细论述，非过去对此问题的笼统著述可及。

第二章“圣约翰大学的行政”首先讨论差会、教区、大学的三角关系。作者对郭斐蔚、伍德、卜舫济等人对在华教会教育看法差异的深描，使读者得以认识美国教会权力机构内部的复杂性和相互牵制。作者认为美国教会对圣约翰大学的这种陈旧的控制方式不能应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对于圣约翰学生风潮和“六三事件”，作者细致地追溯了事件的过程，特别论及卜舫济在巴黎和会期间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以及反对美国歧视中国移民的政策等少为人知的立场，指出“六三事件”不仅是圣约翰当局坚持其美国注册学校必须在中国政治运动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所致，也是圣约翰大学这类机构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所经常面临的困境，这比以往简单化地处理该事件的论著有更深入的研究。至于圣约翰大学始终未向中国政府立案的问题，作者也在对教会内部权力关系以及差会、教区、大学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及原因的分析中，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章最后描述了抗战以来圣约翰的人事变动、学生运动及在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中的结局，其对圣约翰华人校长沈嗣良、涂羽卿掌校期间的校政和大学内共产党组织活动的讨论，刻画出在动荡年月里苦苦挣扎的教会大学的命运。为了避免使本章论述过于疏离该书讨论宣教与教育双重矛盾的主轴，作者在本章结语中又回到对此问题的讨论，强调了教会大学在这两个互相竞争的目标上顾此失彼的困境，结果是“教育第一、宗教第二”，作者认为这是差会期望与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本书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三章“大学生与基督教”。辟专章来讨论教会大学宗教教育和学生宗教状况问题，在目前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中十分罕见。一般认为，教会大学的学生与基督教信仰有不容置疑的天然联系，而对具体情况的考察却付之阙如。徐著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本书讨论了圣约翰大学早年宗教教育的状况，指出卜舫济作为“神学现代派的同情者”，在圣约翰大学提倡的是带有理性主义色彩而非诉诸情感的宗教教育，且并不提倡宗教奋兴。最初圣约翰宗教教育和参加宗教活动如做礼拜是强制的，后逐步流于形式，在学生的消极反对和社会舆论批评的双重压力下采取自由礼拜的做法。至于圣约翰大学学生与教会的关系，随着学校的发展和世俗化，入教学生在学生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作者认为，“教会大、中教育机构劝人归主功能之式微由此可见一斑”[16]。1931年某西教员在谈到学生宗教状况时竟得出尽管事业有成但绝大部分毕业生均非热衷基督徒的结论。上述论述无疑对社会上及学术界过去对教会大学学生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印象的重要更正。(www.xing528.com)

作者在最后一章还专门讨论了圣约翰大学的神学院。尽管卜舫济对神学院十分重视，但神学院的发展在缺乏社会传统和学生认同的状况下仍是举步维艰。最后到了“形同孤儿”的地步[17]。这与作者与前几章中的讨论的基调是一致的。作者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研究，在本章中作者驾轻就熟，不仅从宣教与教育关系的主轴，而且从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的角度来探讨圣约翰大学神学教育模式的得失和历史地位，颇见研究功力。

本书的结论除了概括全书的主旨认为教会大学在传播基督教方面作用有限且有副作用外，似乎还提出一个假设，即如果教会不办大学，不把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中去，而是专注于福音传教的话，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是另一种局面。作者还引证了“文革”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证明“教会教育机构显然并不是中国教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8]。当然，这个事后之明即使合理，这其间是否有逻辑联系是需要证明的。是否可以假设当年传教士们如果不做点传播西学的工作，基督教的影响可能会局限于非常有限的地方和人群，或许还仅仅被看成草根的民间信仰也未可尽知。当然传播西学并非一定要通过举办耗资巨大并且有碍于中国教会自养自治的教会高等教育机构。

此书在教会大学研究中具有独特意义。本书在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首先采用中美两地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在史料基础和逻辑结构上均可圈可点，在叙述展开中见时、见事、见人，文笔严谨但不失幽默，这些都是以往许多泛泛而论的同类论著中所少见的。特别是作者兼具史学和宗教学的训练，这使其得以深窥教会大学及其宗教理念的奥秘。本书不仅仅满足于研究教会大学的世俗功过，而是在“从教会大学发现教会大学历史”方面的一个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