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郭佩兰著

直到今天，郭佩兰1992年出版的这本专著仍然是中国基督教妇女史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著作。她现为美国麻省圣公会神学院（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教授，主要研究范围为亚洲妇女神学、《圣经》诠释及后殖民批评等。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菲律宾东南亚神学研究院及哈佛神学院受教，本书即为其在哈佛神学院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时为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LCMS）中国教牧中心主任的罗恒理（Henry Rowold）博士称“本书是一个表达清晰的典范，且读起来令人愉悦”。他认为，郭的著作不仅是对基督教与中国相遇的一个方面的成功探讨，而且对全球神学和差传也作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3]。著名中国基督教史家裴士丹（Daniel.H.Bays）则认为郭能将严格的历史和神学训练结合，且能熟练运用中文，使其研究超越了许多此领域学者所能把握的水平[4]。

该书除导论和结语外，中间五章是本书的核心。在导论中，作者强调，鉴于过往研究多集中在女传教士而较少将中国女基督徒纳入研究的视野，本书尝试从中国妇女的视角及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与妇女运动的广阔视域来检视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关联。作者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妇女为什么会加入教会？哪些基督教象征资源在中国妇女看来对她们的精神生活是有意义的？她们如何适应陌生的教会生活？她们的基督教认同是否影响她们的女性意识？第一章主要交代妇女差传工作的中国语境，中国妇女对传统宗教的广泛参与、妇女的社会隔离、家庭的压力等都成为中国妇女走向上帝的障碍，这促使传教工作在性别界限上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习俗妥协。主要在妇女和小孩中工作的女传教士通过自己的角色模型（传教士、教师、医生等）来给中国妇女以示范力量，为中国妇女突破传统角色提供了可能，但她们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阻碍了其与中国妇女的关系，她们在批评中国妇女的文化处境时忘记了她们同样受到了维多利亚女性观念的型塑。这一切都在彰显跨文化相遇的复杂性。第二章则通过对中国妇女直接面临的福音信息——教义问答、传教单张等——的查考，来阐释中国妇女走向上帝的原因。作者认为正是基督教象征资源（如上帝术语、耶稣和救赎的故事、耶稣和妇女的关系及夏娃与圣母玛利亚的形象）的女性化，增强了基督教对中国妇女的吸引力。并进而发现宗教象征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三章讨论中国妇女的宗教参与及其对教会领导权力的追寻。基督教信仰使她们开拓了新的生活空间及新的认同，但中国文化中的性别隔离不但导致乡村比城市妇女更易于走进基督教，同时也影响了妇女的宗教生活及其在教会的领导。她们也在女传教士的引导下开始寻求教会的认可及与男性的平等。第四章探讨基督教妇女的社会变革活动：反缠足运动、医疗和卫生事业、妇女节制运动及女青年会事业。作者发现，一方面，中国女信徒在传教士引导及西方示范下的改革活动因中国现实的差异与教外妇女运动的拓展而与西方距离甚大，她们看到了西方标准的局限性而大大扩展了变革的范围，她们也从世俗的妇女运动中收获颇多。但同时与世俗的妇女运动相比，她们不赞成激烈的革命而主张渐进变革，她们的改革范围多与家庭和婴孩福利直接相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中国女信徒文字的梳理，来考察她们的观念意识。作者发现她们不但从基督徒的角度而且从中国妇女的角度来思考自身，她们不得不通过对基督教事业对中国积极作用的渲染来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同时她们也看到妇女解放对民族重建的意义，她们要在中国人、基督徒、女人等复合认同中型塑自身。作者最后总结说基督教在第三世界是一种女性解放的潜在力量，基督教与妇女在过去相遇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当前女性奋斗可资凭借的力量。植根在不同社会政治文化处境中的第三世界的女性神学不同于西方妇女神学，且其在不同的背景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我们在挑战西方的同时应更多关注我们自己的妇女处境，并在相互的沟通对话中走向一种开放的拯救之路。

作者本身的身份和经历是本书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神学家、中西教育经历、中英文熟练、华人/女信徒等都促成作者是处理此课题的恰当人选。作为华人女信徒和妇女神学家，作者明了中国妇女需要什么，她们想从基督教获得什么，而基督教又能为她们提供什么。作者从基督教象征资源的女性化来探讨中国妇女走进上帝的原因甚具新意。作为中国人，作者明了基督教差传中国的现实土壤及中国妇女接受基督教所面临的处境。精通中英文语言，又使作者能够熟练地运用中英文资料，去重构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的关联，其在资料上的开掘也是一大亮点。而作者在中国香港、菲律宾和美国的受教经历，使其能在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背景和比较的视野中处理中国妇女个案以及中国个案对当今妇女神学的意义，并将中国女信徒的信仰求索与社会事工放在中西妇女运动的脉络中考察，在比较中给予新且特殊的定位，彰显其贡献及其局限。(https://www.xing528.com)

当然，中国近代妇女和基督教的关联是一个处理起来难度相当大的议题。其中资料的难度是一个瓶颈。作者将本书的时间限定在1860（内地传教的开始）—1927（传教士时代的结束），在1900年前中国女信徒自身留下的资料甚少，要复原历史原貌及进入其内心世界的难度颇大，我们获得的可能更多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信徒。进入20世纪以后，虽然中国女信徒成长起来且在教内教外的影响增强，并使自己和文字都能进入公共领域，但这部分信徒是很少的，她们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她们所能代表的只是一个甚为有限的群体。正如裴士丹所指出的作者只是将自己的讨论限定在那些具有女性平权主义思想并企图将现代派的基督教思想用来重建国家的女信徒身上，而大多数中国女信徒不是这样[5]。要写出完整的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相遇的历史将是一个有待完成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