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的互动

石门坎个案——基督教与川滇黔边苗族的相遇——是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有趣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两千年未能同化这个民族，而上帝的信仰却在短短二十年走进它。为什么？这个曾经被誉为海外天国的石门坎如今荡然无存，而附近同一个民族、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信仰却成倍地增长。为什么？带着诸多的疑问及对石门坎个案的兴趣，本书作者完成了石门坎个案的历史还原及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本书是大陆198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研究复兴之后较早的一本有深度的专著，可纳入中国基督教区域研究、个案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等诸多范围，并且占据其中的许多第一。大陆基督教区域研究兴盛及对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事件的关注，本书实开其先河。该书的第一个贡献是历史还原，以比较翔实的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再现了石门坎个案兴盛衰变的来龙去脉及苗族救星传教士柏格理的传教事迹。

本书第二个可鉴之处是其方法论贡献。中国宗教史研究一直以来较强调文献（历史学）和思想史（哲学）研究途径，而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昌，近年来才逐渐开始重视，而能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种研究进路相结合的则更少，本书是较早进行这种尝试的成功努力。在基本文献的基础上，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不仅为其采集到不少活资料，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更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参照，使作者能更深刻地了解石门坎及其历史。作者更能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基督教与石门坎苗族相遇的成功及其意义，在比较的视野中凸显以柏格理为代表的传教士的宗教与世俗成就。社会学与文化传播学方法的运用，无疑是本书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另外，作者采用非信仰主义的立场来评判信仰主义行为，严守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是较早既能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羁绊、又不受基督教信仰干扰的较为客观的一部学术专著。对传教士及其在苗族事工的评价，作者均能以史实说话，持论甚为公允。当然，鉴于基督教信仰的到来给石门坎苗族带来的种种变革与进步，作者对传教士在石门坎苗族的传教功绩是基本持肯定态度，处处可见作者的赞美之辞。(www.xing528.com)

在厘清基督教在石门坎苗族传播历史的基础上，作者解答了儒教两千年未征服苗族而基督教二十年归化该族的原因。作者将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置于同一平台上加以比较，认为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它为统治阶级所掌握，依附于政治教化而传播，受教者往往被动接受而形成抗拒心理。而基督教文化本质是一种超阶级的宗教文化，并携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传教的方式引起受教者的主动皈依。而儒家的敬祖传统也使之极具内聚特征，强调血缘认同，扩张性不强。而基督教则是一种超血缘的世界性宗教，传教的扩张性甚强。而作为儒教传播者的塾师在身份性质、传播动力、内容、方式上都与传教士有天壤之别，自然其传播效果也相差颇大。作者认为正是这些原因酿成了儒学和基督教在石门坎苗族传播的不同命运。作者还用社会学的“短缺”概念来解释苗族皈依基督教的原因。由于处在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与权利）、伦理（价值与规范）、心理等多种短缺困境中，苗族传统的祖先崇拜在彝族统治阶级的压制下，已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他们急需某种替代性的东西，渴望救世主引领他们走出困境，最终他们等到了上帝。

而对于基督教在石门坎苗族这个曾经的“海外天国”的消失，而另一个邻近的苗族教会却能成倍地增长的有趣现象，作者也给出了较有深度的解答。作者认为首先是宗派差异造成的，石门坎苗族归属循道会系统，而附近的葛布苗族则是内地会。循道会遵循“自由意志论”的救赎观，强调信仰者的行为能力，导向了一种禁欲主义的圣洁运动。而内地会则尊崇神救论，人无力自救而依赖于神，走向了神秘主义的灵恩运动。前者尊崇的社会福音也比后者归属的属灵福音更多地卷入了政治，易受到政治社会变动的冲击。另外，循道会组织形式是聚合式普世一体，遵循严格的教会体制，依赖教牧传教，这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自教会有很大差别。教牧一旦离开教会，其传播媒介立即丧失。而内地会无统一的教会组织，自主性较强，与西方联系较弱，宗派兼容性强，依赖教徒传教，自由布道人多。这些成为两派建国后在苗族兴衰的宗派原因。

总之，本书是在理论方法上能将历史学和社会学两种研究进路良好结合，从资料出发，借助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的双重优势，在清晰梳理石门坎苗族基督教教会历史演变的同时，围绕某些关键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立论公允，颇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