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反思与展望

彭小瑜认为，“在西方史学界，‘教会史’（Church History）和‘基督教史’（History of Christianity）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神学的一个分支，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诠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且以此构造世界历史的体系，而后者是近现代学者用客观的实证方法对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研究”[26]。严格来讲，对于中国基督教历史，因为中国大陆神学院系统的研究甚为薄弱，所以遵循第一种研究取向的并不多见。尽管港台及国外一些教内学者或机构不乏相关作品面世，对丰富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贡献不少，但总体而言，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作品并不多，更多的学者——包括教内与教外——都遵循实证史学的进路，以资料为根本展开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科学研究。但即使在科学研究的内部，也存在着内外之别，尽管具体到某部作品这种区别会显得模糊不清，但若忽略某些细节，这种分野会分外清晰，这与研究者的学术及学科背景、信仰状况密切相关。

过往学者多执迷于“信与不信”的争论，信仰者担心不信者既不信仰基督教，不但不会理解基督教，而且会曲解基督教。教外学者顾虑信教者会因信仰而失去客观、公正。这两种担忧都不乏证据，但都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反过来看，不但可以明了各自的优点，而且能条理出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内外之别。一些教内学者，本着自身对圣经、教会礼仪、组织及教徒心理等教会内部面相的熟悉，不但可以更方便地进入研究角色，在口述、田野调查上都有颇多优势，并以同情之理解关照教会的行为与人事，从而更容易理解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而且能较易发现既往研究中的盲点，明白对于教会、教徒而言的轻重，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本身。甚至有些受过神学训练的教内学者，从思想层面梳理各时代的神学思潮与人物，对理解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呈现甚有助力。他们更容易进入基督教的内部，走进教徒的心理，这是他们的研究优势。而教外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阵地多聚焦在基督教的外围，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展开，这是其作为非信仰者的天然局限所致，他们关注重点的不同会使他们忽略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那些不大会在公共平台——如报刊、政治舞台、文化事业等——上频繁亮相的教会或人物，往往难以进入其研究视野（如保守派教会），而甚多属于教会本身的资料也不大引起其注意（如神学著述、灵修资料）。而这些对于基督教本身而言，也许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外围的研究，称其为基督教史颇为为难，更多的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这种研究的贡献在于保持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开放性，使其不会局限在基督教本身，而在整个历史背景中加以把握。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强烈的社会—文化取向，但在大陆最为明显。这种研究取向使自由派（包括晚清开明派）的事业得到优先的关注，而执著于福音宣传的保守派则处于话语弱势。自由派的医疗、教育与其他社会文化事业及与政治的关联更易与文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等某些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更易获取较多的关注，且自由派多走精英路线，善于掌控公共平台，集中在城市，较少走向乡村，资料保存为多，研究相对容易入手。而保守派多进入腹地、走进乡村，教会建立在山野之间，默无声息地践行着基督宗教的“道”，主题多与福音本身相关，研究难度较大。这促使自由派和基督教在城市的研究双双兴盛，而造成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研究的双重贫困。要摆脱这种残缺，实现其研究的完整性，必须在学术训练上加强对圣经的熟悉与理解及神学训练（中国许多基督徒都是“一本圣经主义”），由外而内，突入内部；同时加强对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的关注，尽管其研究与自由派和城市研究相比较难，但保守派事业和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活动于底层的过程，中外传道人必然留下部分的记录，结合口述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其研究不无可能。

[1]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主要范式述评》，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54页。摘于毛泽东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

[3]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395页。

[4]关于“文化侵略论”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影响，可参见陶飞亚《“文化侵略”源流考》，《文史哲》2003年第五期。

[5]Arthur Schlesinge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4.

[6]赵芳仁编著《基督教侵华阴谋》，台北：千华出版公司，1990年。

[7]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8]程伟礼《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复旦学报》1987年第一期。

[9]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序言，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0]参见章开沅为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所写的序言。

[11]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林治平《科学与救恩——基督教与华人现代化媒介人物的研究》，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

[12]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www.xing528.com)

[14]详见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章。

[15]〔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7页。

[16]吴梓明《全球地域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视角》，《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84页。

[17]王美秀《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2—133页。

[18]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9]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1页。

[20]邢福增《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趋向——以美国及台湾地区为例》，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06—210页。

[2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9、29页。

[22]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23]钟鸣旦《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马琳译，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92—493页。

[24]Carol C.Chin，Beneficent Imperialists：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iplomatic History，Vol.27，No.3，June 2003.

[25]请参卢龙光、汤泳诗《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研究述评》，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2003年第五期。

[26]彭小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见《西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