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观点

裴士丹教授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接受费正清的建议，转向长期被美国学界忽视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多年来在美国和中国各地组织和参加了许多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活动，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使这一领域在美国中国学界据有一席之地。

裴氏认为，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有几个明确的阶段。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第一阶段，费正清本人领导了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系列研究，集中探讨外国传教士及其在中国的活动。大部分作这些题目的人都是费正清的学生。第二代学者中包括鲁珍晞（Jessie Lutz）和Philip West，他们对中国基督教大学作了极出色的研究，尤其是West研究了燕京大学的书，开始认识到在华传教士活动的历史中是有许多中国人参与其中的。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第三代”研究基督教的美国学者。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大多数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边缘化了中国基督教研究。例如何伟亚和周锡瑞关于义和团的论著就持这样的看法。裴本人与罗凯琳、狄德满、唐日安（Ryan Dunch）及其他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第四代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美国学者。这代人的研究兴趣已经从外国传教士转移到中国基督教社团方面了。使这点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源自中国的变化，基督教经受了“文革”的动乱而存留下来，并一度发展得相当迅速。这使许多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感到有趣，并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裴认为，晚至1990年代后期，中国基督教研究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为美国“中国研究”总领域下面的一个分支领域。尽管某些学者不愿意把中国基督教看得与其他分支领域一样重要，但它已经足够使自己为学界所承认了。

裴氏还认为，北美中国基督教研究中有些作得非常出色。如唐日安（Ryan Dunch）关于福州新教徒的研究、史景迁关于利玛窦和洪秀全的两本著作、劳曼（Lars Laamann）关于18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Alvyn Austin关于中国内地会的新著《中国百千万》。连溪非常细致的《传教士的皈依》，是极有启发性的。老一点的“经典”中值得一提的有，柯文关于教案的研究、Philp West的燕京大学研究和鲁珍睎的《中国教会大学史》。Richard Madsen最近一本出色的新著是《中国天主教徒》，Liam Brockey关于中国耶稣会士的研究《东游记》绝对是一流著作。这些著作已经可以使人们对这一领域中涉猎广泛的成果有所了解。这个领域曾经受到后现代主义轻微的影响，例如，何伟亚的著作，以及刘禾有明显史学取向的文学批评著作（尽管刘并没有很直接地讨论中国基督教问题）。柯文关于义和团的著作、Norman Girardot关于理雅各的出色研究，也在某种细微的程度上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这个领域整个地讲，并没有受到后现代思想实质性的影响（并没有像“底层社会”［Subaltern］和“后殖民理论”对南亚历史影响那样深刻）。美国学术成果的一个弱点是，外国学者不容易看到中国地方性的史料（中国学者要看这些材料也常常并不容易，但我必须指处，他们至少还可能看到）。这就有充分的理由在外国和中国学者之间要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研究。

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裴认为，最近20年来，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当裴在1980年代中期最初接触那些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有兴趣的年长的基督徒和学者时，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但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这方面研究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许多大学建立了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它们经常把中国基督教研究包括在其研究范围之内。许多研究是关于从前的教会大学的，一些著作极为精彩。中国学者谨慎地和不遗余力地把档案和其他文献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大部分的著作都是以坚实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同时他们对更广泛地概念化和尝试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自己研究的兴趣日增。他们出版了许多会议论文集。但事实上，北美学者宁愿看到这样的东西少一些，而更多想看到对某一个问题深入研究的专著。对中国学者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写作西方传教士的传记。中国学者对基督教机构或团体的描述和分析要比深入这些外国人的内心世界容易得多了。另一个挑战是，许多中国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接触到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也不能追步最新研究潮流。太多的中国学者仍把赖德烈1929年出版的《在华差会史》当作权威著作来引用。(www.xing528.com)

20世纪中国基督新教史中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当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并且在很大限度上控制教会事务时，中国基督教发展很慢，并不是充满活力的。但在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的20多年以后，中国基督教进入了非常快的发展时期。中国基督教的“西方”色彩已经被证明是可变的，或者说是多变的，历史地看，外国传教士在将福音传到中国及圣经翻译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但对基督教来说，裴认为只有在传教士离开中国后，中国教会才能够自我发展；如果传教士不离开，中国教会将不会变成彻底的中国教会。对大多数的普通基督徒来说，基督教正是有用的和有效的，是被当作一种好的“中国”的东西来信仰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文化基督徒”），他们对基督教感兴趣，恰恰是因为基督教的西方身份。他们是把基督教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是，受过很少教育的不富裕的农民和受过大学教育居住在城里精明的专业人士，都在基督教中发现了吸引自己的东西。

至于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今后会如何发展，裴认为对世界基督教史比较研究的兴趣将会逐步增长。例如拉美国家和中国的五旬节教徒有可比之处吗？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来的城乡分离是否就是当今非西方基督教会的典型现象？非洲教会与中国教会有很多相像之处吗？事实上，中国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与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非常相似，比如宗派、千禧年主义、注重神迹和治疗等。裴强调，中国基督教史不再是差传史（尽管并不排斥传教士），而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把中国基督教看作是“世界基督教”的一类，承认其有共性也有差异，这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将越来越有益处。这意味着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从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研究基督教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鲁珍晞，则希望研究如下这些课题：中国宣教师与传道人、圣经妇女和中国姐妹、中国教会团体的历史与中国基督徒家庭的历史、天主教教育、中国教会大学学生的背景、学生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国教师及其作用、中学、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教会和基督教教育、独立教会和独立中国教会中的奋兴主义者、1724—1844年的天主教会、著名中国基督徒的传记、基督教差会与西方中国学的发展、基督教差会和它们的国内基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