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研究入门

传教学范式下的“在华传教史研究”自然是西方中心论的（当然，在当前传教国家发生转变的时代，传教学不一定是西方中心论的，如韩国的传教学）。但费正清、刘广京等人倡议下的、摆脱神学气息的、基督教教外的“在华传教史研究”则陷入另一种“西方中心论”。费正清就曾坦言他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宗教的，他所信仰的宗教是哈佛及其他世俗世界代表的东西。他拥有和赖德烈等“基督教教内史家”不同的历史观[17]。费正清等人在其中国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传教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呼吁、鼓励并亲自参与相关研究。

美国1950—1960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处在费正清倡导下的“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下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在于将传统中国描画为一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停滞、稳定的社会，闭关自守，惰性十足，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停滞的状态向前发展。19世纪以来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西方冲击下中国回应的产物。不过，除了费正清的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同样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具有影响。这个模式强调传统儒教中国与科学理性的现代世界是根本对立的，儒家传统在中国走向现代的旅程中已逐渐失去其价值，只能走进博物馆，西方则在18世纪完成了现代性的突破，发展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价值观，代表现代的一极。

“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在华传教史考察，重点是将传教士及其在华活动视为西方冲击中国的重要载体。传教活动从港口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权力中心到民间乡野，冲击着中华帝国的每一个毛孔，从正反两个方向催逼着中国，使帝国走向衰落的同时也开始走向近代。“传统与现代模式”则重在将传教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先驱，其在华活动及其所带来的西学成为中国摆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力量。反教是帝国最早而又普遍的反应，另一个微弱的倾向是走向上帝，接着中国人开始沿着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走向近代。在这两种模式下的研究实践，像刘广京编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哈佛研究会论文》、费正清主编的《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及白威淑珍（Suzanne Wilson Barnett）与费正清合编的《基督教在中国：早期传教士的著作》等几本影响很大的论文集，及列入“哈佛东亚研究系列”的几本专著，如前面提到的柯文的《中国与基督教：传教士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增长（1860—1870）》、福赛斯（Sidney A.Forsythe）的《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群体，1895—1905》、卡尔逊（Ellsworth C.Carlson）的《福州传教士，1847—1880》、Valentin H.Rabe的《美国在中国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等都可以归入其中。(www.xing528.com)

196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帝国主义论”是柯文批判的另一种西方中心论，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它是作为上述两种模式的反面而出现的，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从帝国主义论视角探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著作并不多，裴士丹认为，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大多数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边缘化了中国基督教研究。但仍有少数学者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反思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与中国本土政治性批判话语“文化侵略”相异，其从更宽宏的视角来评判传教士的文化优越、传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对中国的负面效应。但这种研究取向夸大了传教运动的主动性，对传教运动的积极意义及中国本土信徒的参与估计不够[18]。柯文也认为，“这种论述有时似乎与其说是为了理解中国，还不如说是为了指控美国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