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范式对中国基督教史的贡献与局限

现代化研究范式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追寻而逐渐出现并完善的。现代化研究宏观理论的奠基人是罗荣渠，其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近代中国的巨变只是这一世界大变革中的一个个案。而将其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则首推章开沅，其明确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个由传统宗法社会艰难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现代化研究在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后，迅速在大陆各个学科门类得到广泛的运用。既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一部孜孜以求的现代化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又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相遇，那么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传教运动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就需要重新审视。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传教士活动及其足迹所到之处成为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触点，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许多第一的成就者，教育、医疗、科技及政治的现代化转型，都能发现传教士参与的身影。即使那些被视为有害中国的活动，也在加速中国传统社会的崩溃，客观上从反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较早从现代化角度看传教士的是史静寰，她早年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在讨论传教士教育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其后又与何晓夏合著《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明确地运用中国现代化范式来考察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并对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传教史研究及对其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贡献给予积极的评价。

事实上，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史及中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方面，港台学者着手较早。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的集体努力，集中出现了一批成果。而将其引入在华传教史研究要归于林治平的努力。1970年，林氏出版《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重在探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互动，并举出马礼逊、丁韪良、孙中山等的活动为例证。林著旨在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贡献辩护，但他也较早地看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联。其后，他更以“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召开相关会议，出版《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近年则更将其相关文章结集成《科学与救恩——基督教与华人现代化媒介人物的研究》[11]。另一位台湾学者魏外扬早年的作品《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就是对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的回答。香港学者中，梁元生早年的专著《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也是从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的关联来研究和评价传教士的在华事工。梁家麟也颇为肯定传教事业在中国现代化中的积极角色。(www.xing528.com)

实际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解释力与较为完善的理论视域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例如：用现代化标准来评判基督教在华开展，对一种宗教而言是否公平？某种宗教应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使命吗？正如罗志田所说，传教士正是西方不那么现代化的群体，基督教自身可能也有很多与现代化精神相抵牾之处[12]。因而承担现代化这种使命也许是它力难能及的，也不是它根本核心所在。胡卫清也曾质疑“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他在讨论中国基督教教育时认为本质指向世俗化的现代化运动与具备特定宗教意识形态的教会教育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神圣与世俗的冲突时刻在场[13]。这一切表明，现代化研究范式同样有其局限性，其解释的空间更多停留在传教活动的外围，而难以触摸到基督教在华开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