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的研究范式是1949年到1980年代在大陆中国基督教研究中流行的研究取向，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准确地讲，它不是一种研究理论或方法，而只是对基督教在华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由瞿秋白提出的“文化侵略论”已经从目的论的角度认定了基督教在华事业在政治上的异己性质，为后人对来华基督教的批判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资源。更重要的是，在194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在内战中站到了蒋介石一方，其与中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对美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抨击也日趋激烈。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2]。他还特别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3]。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朝鲜战争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在这种中美关系对立的框架的连带影响下，对在华基督教的认识和评价，显然长期以来只能重复这些政治目的论的价值判断。同时由于这些政治判断的权威性，决定了在这种权威性自我消解前，研究者或者自我认同这些判断，或者是不越雷池一步。这种影响至深且广，就是在“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李楚材和陈学恂先后编撰的两本关于基督教教育的资料集《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也仍然囿于这个范式。顾长声的开创性著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虽然对传教士在华事业的评价采取了“有侵略也有友谊”的两分法，但在其1981年初版时偏重于对前者史实的爬梳。因此，“文化侵略”由政治批判武器而入学术话语，这种学术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影响了客观性的历史研究，遮掩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减少了此阶段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对许多为中外文化交流有贡献的中西人士也有失公允[4]。因此，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入人心，这种学术范式无法解释中国基督教史中的诸多现象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逐渐淡出中国基督教研究实践，为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
当然，“文化侵略”虽不能算一种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作为一种评价取向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对于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中是否存在“文化侵略”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大陆之外的学者也并不否认。1960年代史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论述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时，就认为文化侵略或者“文化帝国主义”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文化有目的地反对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侵略”[5]。台湾学者赵芳仁编著的《基督教侵华阴谋》也是对侵略存在的证据支持[6]。但是，“文化侵略”毕竟只是基督教入华的部分面相，不是基督教在华的全部。它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或者唯一研究理论范式来涵盖整个基督教研究，而只能在具体的问题上作为一种评价意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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