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个案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发展

伦敦会是来华的第一个差会，有多本博士论文关注这一课题。较早的有基占（Laurence Kitzan）在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在中国和印度的伦敦会，1798—1834》，探讨了伦敦会在印度和中国的早期历史。邦克（J James Bonk）的博士论文《“使人人满意！”：理论与实践中新教传教士的身份认同：1860—1910，中部非洲和华中的伦敦会》，以在非洲和中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为例，探讨了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认同问题。帕库提（Jean Paquette）的论文《不妥协的土地：伦敦会在中国，1807—1860》考察了伦敦会在华的早期历史。除这些整体考察外，山普尔（Rhonda Semple）的单篇论文《传教士计划中妇女、性别和变化的作用：伦敦会和内地会，1885—1910》、苏精的《伦敦会在中国人中出版活动》、黄文江的《地方志愿主义：伦敦会在香港的医药差会，1842—1923》、姜仁圭的《早期伦敦传道会在上海传教研究》则分别探讨了伦敦会女传教士、出版、医疗及其在上海的传教事工[216]。

内地会是中国最大的传教会。较早记录内地会历史的是该会传教士自身。如金乐婷（M.G.Guinness）写下了《中国内地会的故事》。后来戴存义（F.H.Taylor）又写了一本《内地会45年简史》。接着内地会传教士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为该会成立50周年而撰写了《中国内地会快乐的故事》。记述内地会百年简史的，则有赖恩融（Leslie T. Lyall）的《为不可能之事的激情：中国内地会1865—1965》。最新的是奥斯丁（Alvyn Austin）的《唯一联系：中国内地会与越洋布道》和《中国百千万：中国内地会和晚清社会，1832—1905》。作者为内地会传教士的儿子，两书展示了内地会如何以其独特的神学取向与传教策略来吸引中国人的。作者对中国牧师席胜魔的信仰转变及其传奇事工描画了厚重的一笔。另外，关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及其与内地会的关联，相关传记性著作数不胜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戴存义夫妇所著的《戴德生传》、史蒂亚传《戴德生：挚爱中华》及英国学者布鲁姆豪尔（A.J.Broomhall）的巨制《戴德生与中国的开放世纪》[217]。台湾方面则有林美玫早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内地会之研究，1865—1926》。香港方面，则有蔡锦图的《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该书运用大量的中外文资料及研究著作，探讨了内地会的传教工作及其世俗事业。另有黄锡培的《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小传》，为内地会传教士传记作品。近年，大陆则有韩国学者卢在轼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华内地会在华传教活动研究（1865—1905）》[218]。

关于圣公会在华历史的，较早的有利奇蒙德（Annette B. Richmond）的《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其后有钟仁的《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百年史》。随后香港又出版了《圣公会东亚地区议会史略》。格雷（G.F.S.Gray）的《圣公会在中国：中华圣公会的历史》是一部篇幅较小的中华圣公会的简史。康志杰发表了关于圣公会信徒在两湖地区社会变革活动中作用的论文。巴尼斯（Irene H.Barnes）的《长城背后：英国C.E.Z.M.S.的工作和工人的故事和许多图片》，是一本关于英国圣公宗C.E. Z.M.S（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在华事工的著作[219]。近年来，专注于圣公会在华历史且甚有成就者是林美玫。1994年林在美国完成其博士论文《圣公会传教士在中国，1835—1900》，回台湾后接连将其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妇女与差传：十九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和《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两书。前面提到的林美玫的研究也是近年宗派个案研究中颇有启发性的著作[220]。

关于循道会在华历史，有约翰（John Rose）的《苦难重重的教会：循道公会华南教区开基一百年史》，西尼尔（Geoffrey R.Senior）的《中国经历：在华循道会研究》，劳瑞（Bruce R.Lawrie）的《教育传教士在中国：加拿大循道会传教士在中国华西四川的教育事业个案研究，1891—1925》及张照在暨南大学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等。内容大都介于宗派史和区域史之间[221]。(www.xing528.com)

关于浸会在华历史，较早的是波特（E.W.Burt）的《在华50年，浸会在山东、山西和陕西的故事，1875—1925》。该书是篇幅较短的区域简史。中文方面有刘粤声编的《两广浸信会史略》和吴立乐等著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1836—1936）》。两书均为教会人士所作，但在学界有一定影响[222]。威廉森（H.R.Williamson）的《英国浸会在中国（1845—1952）》记述了英国浸会在华一百多年的历史。考劳利（Winston Crawley）的《跨越太平洋的伙伴：中国和南浸会的故事：一部简史》是一部美南浸会在华的简史。其他关于浸会的著作，大都介于宗派和区域研究之间。较早的是耶鲁大学郝巴特（Kenneth Gray Hobart）的博士论文《美国浸会差会在华东和华南传教比较的历史，1833—1935》，该文是对美浸会在华东和华南传道的比较研究。陶普义（Britt.Towery）的《蓬莱—平度浸会回忆：在中国山东的浸会先驱的故事》是探讨浸会早期在华先驱在山东的故事。吴文仁编辑的《从边疆到福尔摩沙，1948—1998：浸信会在台五十年史》，则记述了浸会在台湾的五十年历史。而学界关于浸会在香港的研究最多。较早的是两本博士论文，即王（Paul Yat-keung Wong）的《浸会在香港的历史》和苏（Soo Ming-wo）的《在殖民地和中国人处境中的基督教：香港汕头浸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近年则有香港浸信教会编定的概要性著作《香港浸信教会会史》和李金强所著的《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1）》，后者考察了香港浸会从创立到自立发展壮大的百年历史。

长老会也是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差会之一。较早记述英国长老会在华百年历史的是班德（Edward Band）的《用工作展示他的目的：英国长老会的历史，1847—1947》。关于美国长老会在华活动的则有布朗（Thompson Brown）的《泥作之舟与超人之力：美国长老会在中国，1837—1952》[223]。其他研究大都介于宗派史和区域史之间，尤以台湾长老教会的研究最为丰富。较早的有台湾长老教会自行编定的年谱与教会史，近年来又将前期成果完善扩充，学术界也出现了较为深入的细部研究[224]。作为在台湾影响最大的宗派，近年也吸引了诸多海外学者的参与[225]。其他的长老宗区域研究则有霍德（George A.Hood）的《使命完成了：英国长老会在华南岭东：关于差会方法和其历史处境互动的研究》和两篇博士论文[226]。

其他宗派和教会的个案研究，则有关于归正会的琼（Gerald F.De Jong）的《归正教会在中国：1842—1951》，记述了该会从1842年入华到1951年差会结束的历史，重在对其福音工作的探讨，但也兼顾其教育、医疗、妇女事业，中国信徒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宣道会则有罗腓力编著的《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与梁家麟编著的《华人宣道会百年史》。巴色会则有汤泳诗的《一个华南客家教会的研究：从巴色会到香港崇真会》和克来恩（Thoralf Klein）的《巴色会在广东》。礼贤会，有罗彦彬的《礼贤会在华传教史（1847—1947）》。杨健生主编的《中华圣工史》则记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的历史，包括历史演变、区域发展、机构事工、人物小传等，是了解该会在华的首部全史。陶飞亚的《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讨论了信奉五旬节派教义的山东土著教会的社会试验，也得到了海内的外广泛关注。其他关于本土教会和小宗派，也有学者研究[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