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医疗事业现状与前景研究

中国基督教医疗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翼，但却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最早关注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是传教士本身，特别是医药传教士。在传教士所办的一些中英文刊物上，不时有医疗事业统计、概述或医药传教士的传记发表。据李传斌考察，英国伦敦会医药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61年出版的《在中国的医药传教士：20年经验的自述》可能是最早的一本。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1860年以前的医学传教作了总结。后来，一些著名的医药传教士如马根济（J.K.Mackenie）、伯驾（Peter Parker）、司督阁（Dugala Christic）等都有传记于1890年代在西方出版。进入20世纪，相关著作多了起来，其中综合性影响较大的是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巴慕德的《中国和现代医药：关于医药传教士发展的研究》。该书对医学传教的起源与方法、传教医院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相关领域发展的影响都有相当的研究。涉及个别宗派医疗事业的有戴敬心（W.A.Tatchell）的《在华医学差会：与卫斯理教会有关的研究》，主要记述英国卫理公会在两湖地区的医疗事工。而格鲁切（Kingston De Gruche）的《“天下”的杏林高手：杭州医药差会的故事》则记述了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在杭州的医疗活动。另有记录著名教会医院历史的著作，如爱利斯顿（E.S.Elliston）的《上海仁济医院，1844—1938》是一部上海仁济医院百年史略。后王尔敏据此而作《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而瓦德（William Warder）和琼斯（Mary Hoxie Jones）合著的《柳叶刀尖：广州医院100年，1835—1935》，则记述了广州博济医院的百年历史。除这些著作之外，又有大量的医药传教士传记面世，其中著名的有胡美（Edward Hume）、麦嘉缔（D.B.McCartee）等。这些著作和传记，兼具撰述和资料性质，对后人研究近代在华基督教医疗活动有很大的帮助。民国年间，王吉民和伍连德合著的英文著作《中国医学史》和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都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教会医疗[125]。

新中国建立初，大陆在把基督教运动归之于文化侵略的政治取向下，教会医疗事业被片面地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文革”后，大陆关于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论文多了起来，关涉宏观探讨、个案或区域研究、医学教育、人物研究等多个方面。但总体而言是比较薄弱的，论文不超过100篇。其中重要的有赵璞珊《合信〈西医五书〉及在华影响》、加拿大学者邝北江的《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等数种[126]。可喜的是，近年来，则有两本博士论文的完成，其一是2001年李传斌在苏州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该文是大陆在该领域的第一本博士论文，除引言外，分上下两篇，时间跨度为1835—1937年，上篇主要介绍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在探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出教会医疗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及其合作化、世俗化、中国化、专业化等发展趋势；下篇主要考察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变迁、医疗与慈善事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而彰显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医疗现代化以至中国现代化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该文资料发掘甚为用力，结构合理，对该领域的研究甚具参考价值。另一本博士论文是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该文与李文写作期差不多，同年先后完成，在内容上颇多重复，于2006年出版。其特色在其将西医，主要是教会医疗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拉入文化交流、渗透、调适框架中，解读其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制度变迁。该书在资料开掘上略显不足，影响了其论述的深度，但问题意识强，视野较开阔，为本领域出版的较少的专著之一[127]。

海外港台方面，专门性的探讨稍多一些，其中不乏深入探讨的精品。其中关于加拿大传教士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最深入。加拿大学者文佳兰（Karen Minden）的三本相关论著集中探讨了加拿大传教士在四川的医疗事工及其对中国医药现代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华西协和大学医牙学院医疗教育事业的考察，对教师、学生及其校园生活都有详细的记述，对其毕业生（医学精英）成就一直追溯到当代[128]。另一个关注加拿大传教士在华医疗事业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张越华（Yuet-wah Cheung），于1988年出版了其1982年在加拿大完成的博士论文，该文通过对加拿大传教士在广东和四川两个医疗传教站医疗事业的深入考察，从而彰显出医药传教士对中国早期医疗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文佳兰在书评中认为作者的主要贡献是设置了一个精妙的社会学框架，来梳理大量有趣的档案资料，这个概念模型在剖析医药传教士作为变革代表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上很有帮助[129]。塔克（Sara Tucker）的博士论文《19世纪中国广州医院和医学，1835—1900》，主要以广州博济医院为个案，探讨其对19世纪中国医学的贡献与影响[130]。关于其他宗派和个案的研究则有佛拉瓦斯（Wilfred S.Flowers）的《浸信会在中国的医疗工作》，黄文江的《地方志愿主义：伦敦会在香港的医学差会，1842—1923》及王尔敏对仁济医院历史的考察[131]。

医学教育也是研究较多的一块。香港医学者乔（G .H. Choa）的《“治愈患者”是他们的格言：在华新教医学差会》考察了教会医疗教育在中国的历史[132]。布尔洛克（Mary B. Bullock）的《一项美国的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则考察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关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则有陈凯意（Kaiyi Chen）的《来自西方的种子：上海圣约翰医学院，1880—1952》[133]。雅礼协会受到的关注最多，较早的有郝尔顿（Ruben Holden）的《耶鲁在中国大陆，1901—1951》记述了雅礼协会50年的历史。查普曼（Nancy E.Chapman）和普拉姆（Jessica C.Plumb）《雅礼协会：百年历史》则以简略的篇幅概述了雅礼协会来到中国、退往香港及其重回大陆的百年历史。较深入的有沈晓红（Xiao Hong Shen）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耶鲁的中国和中国的耶鲁：中国高等教育的美国化，1900—1927》[134]。(www.xing528.com)

近年来，还出版了大量医疗传教士的传记作品，其中不乏深入的研究，如扎卡瑞尼（Maria Cristina Zaccarini）的《作为传统和挑战的中美友谊：爱莉•盖尔（Ailie Gale）医生在中国，1908—1950》，以一个女医疗传教士为个案，探讨了女医疗传教士在华的医疗事工及其在中国复杂环境中的求索[135]。

另外，在海内外出版的诸多中国基督教通史、断代史或其他著作中，也不乏相关方面的记述与研究，其中汤清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是了解1807—1907年间教会医疗事业概貌的基本作品[136]。另外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探讨了基督教医疗传入中国之经过及马礼逊时代的医疗传教事业，重点考察了伯驾及博济医院的创立及其影响[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