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最新成果

进入20世纪，随着本土教会领袖的成长，渐有基督教中国化的提倡。当时的一些教界名人，像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王治心等，以所办刊物《真理与生命》、《文社月刊》、《青年进步》等为阵地，研究和宣扬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和路径，写下不少文章。但这些尚不能算是对中国教会的学术研究。由于早期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欧美学界，而欧美学者在传教学范式之下，对中国教会、华人信徒的关注不够。这种局面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得到改变。尽管大陆和港台学者对基督教研究起步稍晚，但他们与美国学术界的中国中心转向相呼应，并出于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关心，对这一问题也较重视，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成果。

英文成果要数裴士丹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从19世纪到现在》。它是美国学者逐渐摆脱传教学研究模式，注重中国教会、华人信徒研究的重要著作。近年来，两岸三地学术界围绕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议题，召开了数次学术会议，出版了一批论文集，如林治平主编的《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刘家峰编的《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李金强等编的《中华本色：近代中国教会史略》等。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是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杨森富也出版了一本相关的论文集：《中华基督教本色化论文集》[107]。另一本较著名的本色化研究著作是由日本学者山本澄子完成的。氏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以基督教的“土著化”为中心》出版于1972年，该书较早从本色化角度解读基督教在华历史，并触及基督教和异质文化如何衔接、交融等宏大问题，着重探讨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扎根的难题[108]。

此外，相关的专著也不少。较早的有香港牧师萧楚辉的《奋兴主教会：中国教会奋兴布道运动初探（1928—1937）》，是对20世纪20—30年代华人奋兴布道运动的考察，比较考察协进会发起的有组织的五年运动和协进会之外的本土领袖发动的周期性布道奋兴运动的关系，颇注意前人不大注意的时段。林荣洪的《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则是对1900—1949年间中国神学的综合研究，探讨中国教会在时代变局中的信仰反省与思想诉求，较为全面地描画出了中国教会的神学发展图景，该书体大识精，甚有参考价值。林慈信的《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旨在阐明基督教自由派对中国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以基督教自由派中的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为个案，探讨他们尝试进行基督教中国本色化的努力与挣扎。香港牧师杨天恩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圣灵式基督教所缔造的中国本土教会：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再思》，也是其中讨论对象较为独特的一本[109]。外文著作较早的有莫韦（Wallace C.Merwin）的《冒险的联合：基督教会在中国》。曾在中国台湾、香港传教的美南浸信会的陶普义（Britt Towery）也写有一本中国教会历史的书：《中国教会：扎根在下，果实在上》。赵天恩也写有一本中国教会手册[110]。

对于中国基督徒的研究，较有影响的综合研究是法国天主教神父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的《中国基督徒史》，该书贯穿整个基督教在华历史，着重记录中国基督徒在历史长河中的求索、挣扎与信仰忠诚。中文学界较早的是吴利明1981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该书以赵紫宸、吴耀宗、王明道、徐宝谦、吴雷川为个案，探讨他们在面对近代中国社会激变洪流时的抉择与应对的不同模式，详细分析他们对“基督教和社会关系”的观念与立场，是对汉语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一本。邢福增的《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一八六○至一九一一年》，则主要讨论19世纪中国基督徒中文化较高群体在本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后的文化适应及其矛盾心态与反省，借此刷新过往对19世纪中国信徒吃教形象的定见，以彰显其对民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铺垫之功。梁家麟的《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则与基督教史学界所重点关注的方面有些差异，作者比较注重基督教本身的、属于基督教内的东西。本书是对大陆学术界较忽略的中国男女布道家的考察。他的《我与谁亲嘴：华人雅歌灵解研究》则主要以华人释经者和讲道者讨论雅歌的作品为考察对象，讨论他们的观点与诠释优劣。梁氏的另一本著作《他们是为了信仰：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中华基督徒布道会》则着眼于过往研究中注意较少的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受王明道影响甚大）与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两个基督教团体，探讨它们在1949年前后政权转移情势中的创建、发展与消亡的历史。另外，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及华人信徒如何自处与调适的作品，有陈晓嫚和朱峰的博士论文[111]。

中国基督徒是较为注意为先贤作传或记录自身的，1949年前就有中外信徒撰著的多本中国信徒的传记或回忆录。如鲍康宁（Rev.W.A.Ballen）的《席胜魔记》、胡贻榖的《谢庐隐传略》、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麦沾恩的《中国的第一位布道人梁阿发：1789—1855》、谢扶雅编著的《丁立美牧师纪念册》、陈鹤琴的《我的半生》、袁访赉的《余日章传》、姜建邦编著的《张亦镜生平》等[112]。1949年后，大陆方面的传记作品与人物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在港台与海外却甚为兴盛。自传类作品中，许多著名教会人士与教徒都有此类作品问世，如梁小初的《未完成的自传：七十回忆录》，曾宝荪的《曾宝荪回忆录》，谢扶雅的《巨流点滴》和《自辫子至电子——谢扶雅百年生平纪略》，林语堂的《信仰之旅》，朱友渔的《朱友渔自传》，王明道的《五十年来》、赵世光的《蒙召三十年》，洪业自述、陈毓贤执笔的《洪业传》等[113]。这些亲身经历的文字，都是了解当年这些教会人物与中国教会历史的重要记录。

其他传类著述，较集中的是查时杰简明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其他有梁景海编著的《梁发与中国基督教》、戴存义夫人的《席胜魔传》、谢扶雅编著的《顾子仁与学运》、李志刚的《容闳与近代中国》、习贤德的《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李金强的《清季爱国基督徒黄乃裳之研究》、戴维斯（George T.B.Davis）的《中国的基督军队：冯将军和他的战士》、朱心然（Chu Sin-Ja）的《吴雷川：民国时代的儒家基督徒》、乔（G .H.Choa）的《何启爵士的生活和时代》等[114]。一些未刊博士论文中的人物研究，像张伯辉（Po-hui Chang）和陈伟强的许地山研究、杨国强的徐宝谦研究、刘家峰的诚静怡研究、苏远泰的张纯一研究、刘贤的陈垣研究、何庆昌的谢扶雅研究，均能切入巧妙，于某方面取得一定突破[115]。(https://www.xing528.com)

一些致力于教育的基督徒受到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如钟荣光、吴贻芳、张伯苓、陈裕光、李登辉、韦卓民等都有传记或纪念文集出版。燕京大学校友们还努力出版了其系列人物志。进行平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香港学者何荣汉的博士论文《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通过生僻史料的追寻，系统梳理了陶行知与基督教信仰的关联及其对陶的教育观念与实践的影响，是近年陶行知研究中较有突破的成果。吴昶兴的《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也甚见功力[116]。

当然，学术界关注最多的当属吴耀宗和赵紫宸。吴耀宗作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大陆在1980年代曾出版纪念吴耀宗的文集，但鉴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但海外学者对吴耀宗相当关注，尤以港台学者为最，出版其传记和论著多种。其中谢龙邑的《委曲求全：吴耀宗的生平与救国情怀》是较早的一本，总结了吴一生思想转变中的几种救国模式，探讨了其一步步走向共产主义救国的演变轨迹。另有梁家麟的《吴耀宗三论》，探讨1949年前后吴耀宗的教会改造思想、其基督教信仰及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关系的看法，曾引起一些争议。台湾学者陈志荣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吴耀宗：社会主义中国的神学家，1920—1960》也是其中的力作[117]。

赵紫宸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中富有创造的神学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德国学者古爱华（Winfried Glüer）的《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是较早且影响较大的一本，该书提出脉络化来涵盖赵氏的神学意旨，探讨了其神学在时代变迁中的转变轨迹。其后香港学者林荣洪的《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探讨了赵氏在时代冲击下，糅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神学精华的本土神学建构。邢福增的《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则主要讨论赵氏神学的演变脉络，探讨了其神学中最为精彩的层面：对基督信仰独特性的反省。近来，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其研究，2004年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赵紫宸的会议，并出版《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新近又有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面世。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众家所长，侧重讨论赵氏神学的伦理化倾向，是比较有见解的一本[118]。近年来，当代教会领袖丁光训也渐受注意，大陆整理出版了其个人文集和纪念文集，马佳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丁的传记：《爱释真理：丁光训传》，魏克利的巨制《重建中国基督教：丁光训和中国教会》是最新的研究成果[119]。

一些大陆研究甚少且有争议的人物，却在港台及海外引起了高度重视，如王明道、倪柝声、陈崇桂、宋尚节等。林荣洪的《王明道与中国教会》讨论了王明道数十年与中国教会的关系及其神学思想，介于历史与神学之间，可读性甚强。后来香港又出版了其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20]。而关于倪柝声，则有林荣洪的《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主要讨论了倪柝声的神学思想及其特征。梁家麟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则讨论了1952年后倪的命运演变与宗教思想，本书出版后也曾引起一些争议。其后又出版《倪柝声早年的生平与思想》讨论其早年的神学思想及其人生风波。邢福增的《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则以倪柝声、基督徒聚会处、三自运动的互动关系为讨论焦点，探讨倪柝声和基督徒聚会处在复杂政治处境中所作出的信仰抉择与定位[121]。关于陈崇桂，则有邢福增的《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以陈崇桂为研究个案，全面探讨这位中国基要主义领袖的生平与思想及其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实践信仰与面对的种种困境，借此描画出其代表的开放而温和的基要主义的信仰面貌。裴士丹也曾写有一篇关于陈崇桂的论文《20世纪中国的外国差会和新教本土领袖：陈崇桂》[122]。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则先后出版两本宋尚节的传记与研究著作，而有华人教会一支笔之誉，且曾与赖恩融同事的刘翼凌也著有《宋尚节传》，影响比较大[123]。郭伟联的《反对合一！？贾玉铭、基要主义与合一运动的纠结》则以中国基要派代表贾玉铭对合一运动参与与疏离为个案，讨论基要派与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复杂关系，认为基要主义并不反对合一，他们关心的是怎样的合一。作者并通过与其他教会（基要的、自由的）领袖合一思想的比较，来彰显其意义，并映现出中国基要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差异并不比与自由派的差异小[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