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研究：西方博士生关注，中国综合研究成果精彩！

粗略而言，在华传教士研究在新教来华初期就开始了。早期主要是一些传教士或其亲人写的自传、传记、回忆录等，如前所述米怜、马礼逊的故事[81]。其他像卫三畏（S.W. Williams）之子整理出版了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南浸会的杰特（J.B.Jeter）出版了第一个来华的女传教士美南浸会的叔何显理（Henrietta Shuck）的传记，裨治文夫人整理出版了裨治文（E.C.Bridgman）的生平与事业及个人回忆，戴德生（Hudson Taylor）之子及儿媳整理出版了其多本传记。另外，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宾惠廉（Wm.C.Burns）、倪维思（J. L.Nevius）、丁韪良（W.A.P.Martin）、伯驾（Peter Parker）、马根济（J.K.Mackenzie）、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理雅各（James Legge）、杨格非（Griffith Joh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Allen）、施约瑟（Samuel J. Schereschewsky）、柏格理（Samuel Pollard）、穆德（John R. Mott）等都有传记或回忆录问世出版。这些著作出于传教士自身或其亲人之手，是了解这些传教士及其与中国相遇的重要资料，但还只能算是西方史学界所称“圣徒传”而算不上纯粹的学术著作[82]。另有爱德华兹（E.H.Edwards）记述义和团运动中传教士命运的《山西的剑与火：外国人和中国教徒殉难故事》等[83]。

上述英美国家的圣徒传的多产，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传教运动对保存自己历史记忆的一种迫切需求。这种要求也逐渐地得到学术界的注意。在传教运动盛行于西方的火热年月，美国一些大学的博士生开始以传教运动作为其研究的博士选题。像著名中国学家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1919-1971）早年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在中国的政策，1898—1901》、伍绍光（Chao-Kwang Wu）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论文《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方面》和普赖斯（Allen T.Price）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美国差会与美国对华外交，1830—1900》等即是其中较早的成果[84]。1950年代瓦格（Paul A. Varg）关于传教士的著作，说明了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对华传教运动的研究[85]。

1970年代前后，在费正清、刘广京等学者的推动下，美国出版了一批传教史研究论文集和专著，论文集类有刘广京编的《美国在华传教士言行集：哈佛研讨课论文》、费正清主编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和美国》、白威淑珍（Suzanne Wilson Barnett）和费正清合编的《在华基督教：早期新教传教士著作》。尼尔（Patrical Neils）主编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美国传教士的影响》涉及许多个著名新教传教士[86]。专著类则有柯文《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增长（1860—1870）》、福赛斯（Sidney A.Forsythe）的《一个美国在华的传教士社区，1895—1905》、卡尔森（Ellsworth C. Carlson）的《福州传教士1847—1880》、瑞比（Valentin H. Rabe）的《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小海亚特（Irwin T.Hyatt.Jr，）的《我们命定的忏悔生活：19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等[87]。这些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的论文和著作，题目精彩而视野开阔，这种批判性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与圣徒传范式大不相同的历史记忆，使传教事业研究从“家史”变成了严肃的历史。但这些著作仍有其局限的一面。如小海亚特关于山东美国传教士的著作翔实阐述了两个美国南浸礼会和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在山东东部的故事。作者认为，三人诠释了基督徒在非基督教土壤上见证的多样性以及美国人在异国他乡如何适应的榜样。但该书主要依据英文史料，而对中文资料使用有限，不可避免地有不完整性。正如哈令顿（G.K.Harrington）在书评中说的，“我们被三个传教士如何感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同伴传教士感知他们的资料所充斥，但是我们几乎不知道故事的中国方面”[88]。

中文学界传教士的综合研究，除了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其他研究也关涉传教士多个侧面。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对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圣经和方言学文献的梳理与考辨，是很见功力的作品[89]。近年来，台湾学者魏外扬比较注重传教士在华事工与生平的研究，出版了《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及传教士传记著作多种，颇受注意[90]。另一位是苏精，出版了几种马礼逊研究著作，其《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讨论早期传教士在华的事工与观念，尤其注重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传教士彼此之间、传教士和其母会甚至本国基督徒公众之间的种种互动关系的考察，颇受好评[91]。留美学人姚西伊的《在华传教士中的基要主义者的运动，1920—1937》主要讨论1920—1930年代来华传教士的基要主义努力及其中的争论，其中对中华圣经联合会、华北神学院、金陵神学院等南北教会机构的探讨，跳过自由派的耀眼光环，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学界注目较少的基要派[92]。

新教传教士主要来自英美，所以这两国对传教士的研究也有持续的兴趣。关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有张格物（Murray A.Rubinstein）的《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1807—1840》，研究了早期英美传教士的活动。佛拉恩特（Wayne Flynt）和伯克利（Gerald W.Berkley）的《把基督教带到中国：阿拉巴马州的传教士在中国，1850—1950》则通过对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近50位传教士的检视，发现尽管他们开始企图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中国人，但他们很快变得尊重中国文明，结果导致了一种中西的综合，传教士改变中国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所改变。连曦在《传教士的转变：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士中的自由主义，1907—1932》一书中深化了传教士在传教同时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主题。该书前半部分主要阐述三个著名的自由派传教士胡美、乐灵生和赛珍珠的经历，指出，尽管他们服务于不同的事工领域，但基于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新的理解与关怀，他们都经历了从对传教事业的热诚到不确定，甚至厌弃传教事业的逐渐转变。后半部分聚焦于考察在华新教传教士自由思想的发展演变，连曦此书是对传教士这种转变比较完整的论述[93]。汉语学界也有多本相关著作，其中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一本。该书以现代化范式为准绳，探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关联、贡献及其局限。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则利用美国传教士留下的一批口述史料为基本依据，在事实的梳理中讨论了几个有意思的问题。另外，两本未刊的博士论文——崔丽芳的《被俯视的异邦：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和马少甫的《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考察了19世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94]。另外，关于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及其前后的记载，中外学者多有关注，尤以章开沅先生为最[95]。(www.xing528.com)

涉及英国传教士的，较早的有巴俄（Pat Barr）的《带着爱到中国：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时代与生活（1860—1900）》，而凌爱基（Oi Ki Ling）的《在华英国新教传教士的角色变换，1945—1952》主要讨论英国在华传教士在1949年前后的时代变局中对自身角色和中国现实的感知与反省，及对新中国条件下福音前景的展望。与以往学者关注美国相关文献相反，崔丹（音）（Dan Cui）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与英美合作对1920年代中国国家发展的贡献》，主要利用英国各档案馆所藏的资料，探讨了英国传教士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以消解其“文化侵略”的片面印象。瑞恩特（Eric Reinders）的《借来的神祇和外国躯体：基督教传教士想象中国宗教》则主要以英国传教士，特别是圣公会（CMS，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为对象，考察他们对中国本土宗教和风俗的看法，透视他们的偏见与解释[96]。

关于加拿大传教士的则主要有麦克威尔（Grant Maxwell）的《浙江的工作：71名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1902—1954》、奥斯丁（Alvyn Austin）的《拯救中国：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1888—1959》、密北德（Peter M.Mitchell）的《加拿大传教士和中国乡村社会：1930年代的豫北》。这些书不仅涉及新教传教士，也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克瑞斯特森（Erleen J. Christensen）的《在战争与饥荒中：传教士在1940年代的中国河南省》则讨论包括加拿大传教士在内的传教士在抗日战争及内战年月在河南的故事。大陆也出版了一本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的书[97]。另外，关于德国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有孙立新的德文著作《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再现了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及其形成轨迹与思维方式。孙立新和蒋锐还主编了《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对这位著名德国传教士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98]。

海内外传教士传记及人物研究成果甚为丰富。汉语学界传教士人物研究，比较集中的作品有顾长声1985年初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该书比较详细、深入，可读性强，但对民国年间的传教士注意不够。另有《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等[99]。总的说来，对传教士的个案研究，中外之间和近代与现代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趋势。

作为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研究为一热点。海外及中国两岸三地都出版其多本传记及研究著作，其中谭树林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和苏精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和《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是三部用力较多的作品[100]。李提摩太研究也有些成果。大陆在1950—1960年代曾出版两本政治谴责色彩较浓的著作。同一时期美国人波尔（Paul Richard Bohr）的《中国灾荒和传教士：作为救灾管理者和国家改革倡道者的李提摩太》，则考察了李提摩太从事救灾和提倡维新的活动[101]。著名传教士林乐知也颇受关注。较早有李瞻和石丽东合著的《林乐知与万国公报》，其后有梁元生的硕士论文《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美国学者贝内特（Adrian A.Bennett）的《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是其中最有分量的研究[102]。对介于传教士与汉学家之间的理雅各的研究，近年海内外有好几本重要的著作出版。香港浸会大学的黄文江出版了其硕士论文《理雅各：东西方交叉路口的先驱者》，同在浸会大学的费乐仁（L.F.Pfister）花15年时间研究写成《尽完人之责：理雅各和苏格兰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相遇：苏格兰不信国教主义、中国传教士学术、维多利亚汉学和中国新教主义交汇的评价》。另外美国学者诺曼•J•吉拉尔多（Norman J.Girardot）的《维多利亚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英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旅》出版后甚受好评，曾获“美国宗教学会宗教历史研究著作奖”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大陆也有岳峰的博士论文《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103]。作为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也许是受到关注最多的一个，其传记和研究著作不下1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戴存义夫妇所著的《戴德生传》、史蒂亚的《戴德生：挚爱中华》及英国学者布鲁姆豪尔（A.J.Broomhall）的巨制《戴德生与中国的开放世纪》，尤以后书集大成[104]。在民国年间影响甚大的传教士司徒雷登，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大陆翻译出版了其回忆录，并有多本传记与研究著作出版，但多侧重其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其中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其中颇受好评的一本。台湾学者邵玉铭在美国出版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司徒雷登和中美关系》，也是影响甚大的一本，该书是在中美关系史框架下的史学实践，对司徒雷登与近代中国的关联有比较充分的认知与解释，特别是其升为大使以后的年月，对其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其对中国政局的理解及对中国共产党前后态度的看法均有比较深入的探讨[105]。其他像伯驾、裨治文、郭实腊、丁韪良、卫三畏、李佳白、麦嘉湖、韦廉臣、傅兰雅、乐灵生、叔未士（J.Lewis Shuck）、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文幼章（James G.Endicott）、艾香德（Eric J.Sharpe）、鲍乃德（Eugene E. Barnett）、穆德等，都有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成书或出版[106]。其他传教士传记与人物研究，数不胜数，可参见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