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关系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成果

实际上，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首先碰到的是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大凡撰中国基督新教史的作者，都跳不过太平天国。王治心1940年初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中，就把“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专列一章。基督教界刘美丽在书评中称作者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一部来探讨，“实是著者独具只眼的地方”。但作者自述其之所以记述太平天国，只在证明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肯定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基督教，而是述及它是一种“变质的基督教”，有基督教的形式，却失去了基督教的精神。王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基督教的大幸。他还认为太平天国不仅是种族革命，也涉及宗教和社会革命，其兴旺在利用宗教的力量，其亡也在于宗教上的矛盾，进而成为一种变相的迷信。后世史家一再陈述的观点，王著也多有论及，如洪秀全早期较多注意《旧约》等。作者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早在其1933年初版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已基本成型[60]。

稽考百年来的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首先是上帝教是否是基督教。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要属西方传教士。在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年月，传教士对上帝教的身份认定有不同的回答，有基督教、半基督教、假基督教、异端等多种说法。前后的认知也有差异。在充分了解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后，传教士中持“异端说”者居多，否定其属于基督教的性质[61]。这种倾向对以后西方学界影响较大。民国年间王治心的观点已如前述。海外较早专题讨论太平天国宗教的是濮友真（Eugene P.Boardman）的《太平天国叛乱思想中的基督教影响，1851—1864》。该书仔细比较了基督新教传教士的资料和太平天国所印行的书刊，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并不是基督教。其后简又文作《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宗教考》，详细考察了洪秀全的宗教知识、经验、信仰行为后确认：“无疑地，这是属于基督教的。不过是稍异于正统派的正规的教会所守所传的而已。入桂之后，他便将这个人的宗教发展为‘太平基督教’。”简驳斥了濮友真“太平天国的宗教仍然不是基督教”的论断，认为“太平基督教，就是西洋改正宗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试行中国文化的大试验”。作者最后断定“太平基督教是于基督教历史中在中国演化而成的意流派”。施友忠（Vincent Y.G.Shih）的《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源、诠释和影响》则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并不是在学院中构筑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复杂现实中根据需要而成的实用哲学。他肯定太平天国宗教是基督教。简的观点在港台学界影响较大。台湾学者杨森富基本承继了其观点。他谈道：“有人因洪秀全的革命失败，便否认其为基督徒；又有些正统派教士，看到太平天国诸王的蓄妾、及某些禁忌、迷信，便一咬定其非为基督教。但比较客观的评论，则将它视为基督教之一流派。笔者以为，太平天国所创办之基督教，其最大特色为将儒教的精华，和基督教义掺合，成为中国色彩甚浓之基督教。”[62]

1949年后，大陆学界较早论及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关系的是山东大学教授徐绪典的《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作者首先批驳了国外学者认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各种“荒谬观点”，认为太平天国宗教与原始基督教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超过后者，而与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基督教则截然对立。他认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在教义、宗教内容和行动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区别，并不是基督教提供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因素或是基督教的积极后果，而是中国农民思想的结晶。该文还就上帝教的具体内容、太平天国和传教士的宗教争论、上帝教的积极与消极意义等作了翔实的探讨，但文章显然带有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痕迹。“文革”后较早探讨太平天国宗教的是段本洛的《论太平天国革命与宗教的关系》。该文旨在批驳“四人帮”对太平天国的神化，还其本来面目。作者为了批驳太平天国“宗教革命论”，也认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决不是属于西方的基督教，也决不是西方基督教引起了中国的革命”，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63]。罗尔纲早些年在其巨制《太平天国全史》中探讨太平天国宗教时，也认为“上帝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后者的独一真神和某些形式，内容则有本质差异。一个是侵略压迫的工具，一个是解放的武器。这些观点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主流学者所继承。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夏春涛在深入研究上帝教教义并将其与基督教比较后得出结论：“上帝教的宗教源头虽来自西方基督教，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或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教派”，“上帝教和基督教在教义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上帝教独树一帜，自成教派”，从而否认了太平天国宗教为基督教一派的性质[64]。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出现新的看法，倾向于赞同港台学者的观点。邹明德在比较上帝教与基督教后认为，上帝教与基督教在一些主要教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及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说明它的非基督教性，而恰恰证明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东方教派”，太平天国是一场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基督教农民运动。王国平综述了前人的几种说法后也认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即持上帝一位论的基督教团体，是中国特殊时代情况下的特殊产物”[65]。新近有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对上帝教的性质并没有作简单处理，而是看到了其前后性质的演变，认为早期拜上帝会是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最早尝试——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且主道者并没认识到这一点。早期拜上帝会在组织建制和礼仪方面都混合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某些方式，它的上帝也带有一点中国气息，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这一点看不失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只是由于以后随着拜上帝会政治化而逐渐变质，不仅脱离基督教教义，而且后期极端的反孔反传统与当时中国人民思想脱节，而走向了本色化的反面，成为基督教的异端[66]。(www.xing528.com)

第二个问题是太平天国与传教士的交往与关联。美籍华人学者邓嗣禹197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是海外较早关注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著作。该书详细罗列了美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认识的前后演变及其对西方世界太平天国认知的影响[67]。茅家琦198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分别探讨了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反应，前者有敌视、中立、赞成三种态度，后者也不仅仅是敌视，也有赞扬者，并用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交往的画面。该书史料丰富，可惜分析不多[68]。夏春涛199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宗教》一书虽没有详细考察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但已初步提出太平天国对《圣经》的态度的演变、删节、改造。太平天国停止出版《圣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对上帝教的责难与否定而引起的。太平天国此举旨在应对西方人的责难，维护上帝教的权威，这也是上帝教与基督教日渐决裂的过程。2006年出版的增补本《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则比较详尽地考察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在宗教上的碰撞及其影响。两书都认为基督教色彩、天下一家理论是太平天国对西方政策比较温和并能吸引传教士的关键因素[69]。

此外，其他论及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关系的著作，较早的有邓嗣禹的《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小文，其后是瓦格纳（Rudolf G.Wagner）的《天国远像的反应：太平叛乱中宗教的作用》。新近有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两本著作《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中国的远景，1836—1864》和《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