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初探

1949年前，早期关注基督教在华历史的是中外教会人士。现在可见的较早的是青年会来会理（D.Willard Lyon）的《新教差会史概要》。该书主要介绍各差会在华的概况，旨在方便对在华差会的了解。接下来有较大影响的是加拿大传教士、广学会的季理斐（D.MacGilliyray）编辑的《新教差会在华百年史，1807—1907》。该书主要统计、总结各差会在华历史及其传教事工，是一部是为新教来华百周年而作的差会及传教士在华的资料全集，在中国传教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上两书都是为传教目的而作，兼有学术和史料性质[35]。

其后是中国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谢洪赉1918年刊印的《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此书有开先河的贡献，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自序中称读过该书。后有陈金镛于1929年写成《中华布道史》，约10万多字，主要记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等事工、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接触、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遭遇及著名传教士的生平等[36]。同年，曾经被雅礼学会委派来华传教的美国著名教会史家赖德烈（K.S.Latourette）出版巨著《在华新教差会史》[37]，成为在华传教史经典之作。该书为中国基督教通史，但新教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现今仍是了解西方差会在华的重要著作。但该书作者为美国人，注意的焦点更多在差会、传教士，而对中国本土信徒关注不够。且因该书成书早，时间涵盖不完整。查时杰还提到英国浸会传教士贾立言（A.J. Garnier）约成于1933年的《基督教史纲》（实际上，该书初版于1928年），该书有5章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基督教在华历史，以新教为主，多次再版，流传甚广[38]。随后1933年和1940年，王治心先后出版《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和《中国基督教史纲》，前书关涉新教者篇幅不多，后书乃一部基督教通史，但在新教上用力最多。作者利用在教会机构工作之便，在资料上作了诸多努力，观点和编排上都有诸多可取之处。当然，内容选择上有作者自己的关怀，不足之处尚多。诚如徐以骅所言，“在《史纲》问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汉语学术界还没有一部关于中国基督教会史的通史或全史著作在影响上超过《史纲》”[39]，足见该书在学界之地位。1941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恭思道出版《基督教在中国之概况》[40]，列出了唐代及唐代以前时期之基督教、元代之景教、元代之罗马教、现今在中国之教会情形等12章，是一本简要了解基督教在中国概况的著作，但该书篇幅不大，学界关注不多。引人注目的是此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基督教通史编撰的贡献。其中关涉新教且影响较大者有比屋根安定1940年出版的《支那基督教史》，记述从景教入中国到1939年基督教在华的历史。其次为沟口靖夫1941年出版的《东洋文化史上的基督教》和气贺重躬1943年出版的《东亚基督教历史》，两书均记述东洋各国基督教历史，其中中国部分从景教入华写至1940年[41]。

从1949年建国到“文革”结束，大陆受政治形势影响，相关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港台地区与美国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镇。此期较早的通史性著作是哥伦巴•卡瑞—爱尔魏斯（Columba Cary-Elwes）的《中国和十字架：差会史研究》[42]，该书涵盖古今，新教也包括其中。赖德烈曾为该书写有书评，有一定的影响，但该书比较简洁，不够深入。随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是台湾教内学者杨森富1968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该书承王治心书之后，兼顾新旧两教，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对某些重要问题不乏新的见解。只是该书框架尚待调整，内容选择也有可议之处，且于民国着墨不多，给人通史不通之感。该书对边疆基督教的注意是其特别处[43]。香港方面，则有周亿乎《基督教与中国》和李兆强牧师的《十字架与莲花》两书。前书重在比较基督教与传统思想的异同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后书乃汉语学界的首本英文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兼顾新旧两教，关注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及其在基督教世界运动中的角色[44]。

“文革”后，中外学术界交流渐趋频繁，学术成果的相互参照更趋便利，这为通史性著作的完成提供了更多可能。1981年，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虽以传教士为书名，但内容关涉基督教在华整体，是大陆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史料翔实，并能参阅国内外资料，内容丰富且结构合理，对此领域贡献甚大，但因成书早，未能尽脱政治观念之束缚，对材料的解释与选择未免片面，影响其学术价值。该书其后又两次重版，内容略有增补。此后1980年代大陆没有通史性著作出版，而香港则有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和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两书的出版。前书为作者中国新教历史庞大构筑的一部分，时间断限约在1907年百年大会，但因作者早逝而未能完成。作者汤清利用在海外的机会，广求史料，以差会为中心，分述各宗派在华发展脉络及各项事工，史实铺陈甚为细致，信息量极大，对大陆教会史论著不注重宗派分野是一种参照。唯该书分析不多，从论述的深度上而言差强人意。后书篇幅不大，但可读性较强，时间断限在1956年，内容选择上较注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关联的重大事件上，纯属新教历史，与前书相比，较少史实铺陈，而多解释性的辩白，有一定的论战性，其中不乏有深度的创见。但该书以十讲论一百多年教会历史，内容难免不完整，诸多议论也可进一步商榷[45]。(www.xing528.com)

进入1990年代，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通史性著作也多了起来。1991年有邹晓辛、吕延涛《龙与十字架》一书的出版。该书是一本史话，时间范围大致在明末到1920年代，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程及其与中国的摩擦与交融，有一定的意义，且全稿论史比较客观，可读性强。其后有一定影响的是顾卫民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该书虽上及唐代，但于近代以来的新教着力最多。该书最大的贡献在能突破过往的政治局限，参阅国内外论著，以翔实的史料将基督教在华史呈现出来，并给予客观的评价[46]。诚如吕实强所言：“综观全书，不论在资料、内容以至文笔方面，均当属上乘。据个人所见，迄今仍为在所有相类之著述中，允推最好的一本。尤其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已能完全摆脱大陆上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而秉持自己的理性和充分的史料，去作叙述、分析和判断。所以此书确为一本好书，不论参考价值和可读性都很高”[47]。此期还有邢福增《回溯教会路》和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两本简洁的小书，及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卓书上编基督教志，包括了基督教的传入与历史沿革、教派组织和教义礼仪、重要经籍和汉译《圣经》、著名传教士和教会代表人物以及文物与教堂等，新教篇幅所占不多，但该书在章节设置与内容选择上有一定的创见与新意。另有韩国人李宽淑1995年在韩国出版、1998年修改成中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略》，该书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史有一定的价值，但学术水平尚待提高，当然，作为韩国人论中国史已属不易[48]。

新世纪到来后，又有多本通史性著作出版，姚民权、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是大陆学人首本中国新教通史，但该书内容比较简洁，论述深度略显不足。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篇幅较大，全书洋洋40万言，时间跨度大致囊括19、20两个世纪，贯穿基督新教入华后的整个历程，从本色化的角度映现出一幅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中国流播以至逐渐生根发芽的艰难图景。从“洋教”到“中国基督教”，从“在中国的教会”到“中国的教会”，本色化正是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基督教”正名的过程，其中凝聚着几代基督徒的奋斗和心血，该书正是这种奋进的记录。另外还有两本简洁和通俗性的通史性著作出版[49]。

在断代史方面也有几本有影响的著作。较早的有简又文编撰的《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篇幅不大。李志刚的成名作《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以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传教士早期在马六甲、香港、澳门及广东的活动，内容涉及传教活动的多个层面，是学术性较强的一本。韩一英的《清代基督教大事记简编》是一部清代基督教的简单编年，不甚详细。查时杰的《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于通史与专精之间，其中不乏启发性意见，弥补了民国基督教研究的薄弱。而对于1949年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大陆学界研究薄弱，海外学者着力较多。其中赵天恩、庄婉芳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及爱伦•亨特（Alan Hunter）和陈剑光合写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新教》，是其中的代表作[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