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及其学生推动中国社会研究

西方史学界主流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兴趣出现得比较晚。这一方面与西方的中国研究兴起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兴起，使中国研究进入十年沉寂期有关。尽管在沉寂中偶尔也有在华传教运动研究的力作，如瓦格（Paul A.Varg）的《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1890—1952）》。但总体来看，主流学界对此并不感兴趣。相反倒是人类学等几个学科，较早对基督教差会和非西方世界的基督教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不过，他们研究的兴趣是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视野中来考察外国宗教和地方社会相遇时的冲突。特别是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对传教士持有相当负面的态度，因为后者被认为是文化转变的推动者。坚持研究在原生态下的土著居民社会的人类学家，哀叹传教士作为社会和文化改良的推动者，干预了地方风俗。然而，正如另一位学者指出的，“与传教士斗争了多年的人类学家经常发现，他们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浪漫主义支持了他们关于‘原始’文化的立场，但这种‘原始’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弄错了时代的。那些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与传教士对立的，但却是杀婴或者是男女性别隔离和奴役妇女的支持者的人类学家，会感到对自己立论的依据相当地不舒服”[16]。

1968年，费正清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说，美国海外传教士是美国历史上的“隐身人”。后来他还强调说，美国史学界“对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历史的了解太欠缺了。……圣徒传式的回忆录很多，但学术研究著作很少，以外国材料为依据的历史总结就更少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哪里？费正清从学科特点角度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问题，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两重性，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极其缺乏。倒不是因为缺乏事实，这样的材料太多了，而是历史研究者对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去收集、筛选和处理”[17]。有鉴于此，正是在费正清等人的推动下，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逐渐兴起。其中费正清、刘广京的倡议及其相关论文集的编选，是这个领域最初的成果。1972年一批美国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在墨西哥的克尤俄那瓦克（Cuernavaca）举行会议，随后的会议论文集由费正清编辑和作序出版[18]。此事被美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里程碑，因为它表明了，相当一批主流历史学家正乐于研究这个一直被忽视的中西文化互动的领域[19]。它标志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已经脱离了传教事业支持者的护教范式，进入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新阶段。此后，费正清与中国传教史领域的另一位支持者巴尼特（Suzanne W.Barnett）合作，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写作》，展示了中国基督教史的另一个侧面。

受费正清影响的1960—197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贡献了这一领域第一批重要成果。像柯文（Paul A.Cohen）关于19世纪中国反教运动的研究，鲁珍晞（Jessie G.Lutz）关于教会大学、非基督教运动、客家教会和郭实腊的研究，Adrian A.Bennett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研究指南及其关于林乐知和傅兰雅的研究，Philip West关于燕京大学和中美关系的研究，Sidney A .Forsythe的山东传教士研究，Ellsworth C. Carlson的福州传教士的研究，Irwin T.Hyatt的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的个案研究，Valentin H.Rabe关于美国传教运动国内基础的研究，James Reed关于传教士观念与美国东亚政策的研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著作，是在华传教运动研究形成规模的标志，其中鲁珍晞和Adrian A.Bennet成果最丰，且始终在这一领域笔耕不辍。

但是，到1980年代前后，大多数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认为，基督教很快就会在新中国销声匿迹而不值一提，对中国基督教研究也失去了热情。他们把传教士看成是古怪的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基督教徒作为受骗上当命中注定的失败者，在华传教运动研究走向低谷。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基督教在中国的复苏和发展多少出乎西方人的意外。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很快重新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和专著。如裴士丹（Daniel H.Bays）对中国教会和华人信徒的研究，G.Thompson Brown对当代中国基督教和美国长老会在华历史的研究，张格物（Murray A. Rubinstein）关于早期在华传教运动和台湾基督教的研究，罗凯琳（Kathleen L.Lodwick）编纂的教务杂志索引及关于传教士禁烟运动、美长老会传教士在海南、苏格兰传教士在蒙古的研究，Alvyn Austin关于加拿大传教士和内地会的研究，Philip L.Wickeri关于三自运动及丁光训与中国当代教会的研究，史景迁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研究，Ryan Dunch关于福州新教徒的研究，英国学者Bob Whyte关于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史纲性论著，狄德满（Gary Tiedemann）关于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研究和加拿大学者文佳兰（Karen Minden）关于加拿大传教士及其在华活动的研究即为其中的代表。(www.xing528.com)

在这一波的研究中，费正清的学生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Arthor Waldron）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时，曾在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支持下积极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而在费正清本人的鼓励下，原任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现加尔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丹（Daniel H. Bays）则是这一波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他在亨利•卢斯（Henry Luce）基金会资助下的大项目“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项目，1985—1992”的成果《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到现在》（1996）中从各个新颖而有趣的角度展示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部分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逐渐从外国传教士转移到中国教会上来，使美国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更趋全面，更加成熟。正如裴士丹所言，大约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已经成为美国中国研究中一个明确的分支领域了。总之，几十年来，英语世界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影响着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

无疑，经过费正清、裴士丹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中国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英国及德国相关的学术会议和北美亚洲年会近年的分组会议上中国基督教研究经常占有一席之地，正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且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各地学者的基督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