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宽泛而言，在基督新教踏入中华的前后时刻，中国基督教研究就开始了。它始于来东方的传教士的文字中——他们的书信、回忆录、报道及相关的反思与研究。其中较早且较为重要的著作是米怜（William Milne）所写的《新教差会来华头十年的回顾》。该书是米怜对新教入华头十年的回顾与思考[1]。米怜去世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整理出版了其回忆录。马礼逊死后，其夫人搜集整理其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成书出版。其后又有两本马礼逊的传记出版。著名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和曾任英华书院院长的英国传教士基德（Samuel Kidd）也分别写有一本中国概要性的书，其中也不乏他们对基督教东传中国的理解[2]。一些传教士早期所办的中英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其中除了传教活动的记录外，不乏完整的统计资料及对传教活动的研究。如1835年1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就撰文详细讨论了在华传教的障碍及其有利的条件，其罗列的条目与我们当今的研究相差无几。1835年4月，一篇讨论传教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传教的文章，就把布道、办学、出书、慈善等作为努力的方向。当时传教士的看法和观点仍在为我们的研究所流传[3]。

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多了起来，相关的回忆、记述与研究著作也更为丰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48年首版的《中国总论》是详细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影响了几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其中一章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在亲历与见闻之间，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新教入华早期与中国社会的碰撞与互动[4]。后来，卫三畏的儿子又整理出版了其生平与书信的专书。其他像裨治文（E.C.Bridgman）、叔何显理（Henrietta Shuck）、伯驾（Peter Parker）、倪维思（J.L.Nevius）、宾惠廉（Wm.C.Burns）、戴德生（Hudson Taylor）、丁韪良（W.A.P.Martin）、马根济（J.K.Mackenzie）、司督阁（Dugald Christie）、杨格非（Griffith John）、理雅各（James Legge）、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Allen）、施约瑟（Samuel I.J.Schereschewsky）、柏格理（Samuel Pollard）、穆德（John R.Mott）及中国教徒席胜魔、梁发等都有传记或回忆录问世出版，多出于本人或其亲人之手，是了解这些传教士及其与中国相遇、早期中国信徒的关键论著。

除这些传记类著述外，其他的相关记述也不少。像德国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的《在华医学差会》、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William Lockhart）的《医学传教士在中国：二十年经验的叙述》，青年会来会理（D.Willard Lyon）的《新教在华简史》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加拿大传教士、广学会的季理斐（D.MacGilliyray）编辑的《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和《庚子教会受难记》，英国浸会传教士贾立言（A.J.Garnier）的《基督教史纲》、《汉文圣经翻译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恭思道（T. Gaunt）的《基督教在中国之概况》、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巴慕德（Harold Balme）的《中国和现代医学：医学传教士的发展研究》，英国医药传教士戴敬心（W.A.Tatchell）的《与卫理公会相关的医药差会在中国》，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ness）的《中华内地会的故事》，英国浸礼会传教士E.W.Burt的《在华五十年：浸会在山东、山西和陕西的故事，1875—1925》，女传教士吴立乐（Lila.F.Watson）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1836—1936）》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基本出于传教士之手。像内地会的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勤于著述，撰书不下数十种，影响较大的有《创始者马礼逊》、《圣经在中国》、《冯将军：耶稣基督的好战士》、《中华内地会牺牲的传教士》，《华西的第一位主教》和《中华内地会的欢乐的故事》等[5]。(www.xing528.com)

上述著作还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著作，写作者的目的更多在于传播基督教。但其中显然有这些最早的亲历者对基督教与中国相遇的理解、基督教在华展开的反思以及福音和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记录。它们不仅为当今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而且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许多后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理解的整理、归纳与系统化。因此，它们记录的完整与理解的深刻直接影响着当今研究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