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后期贬谪文学的新变

第五节　晚唐后期贬谪文学的新变

贬谪文学进入晚唐后期，随着社会政治等现实情形的改易及贬谪制度的隳败，其在创作倾向、意象使用、情感浓度及作品的总体面貌上，确已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贬谪作家的创作内容上表现出来。

一、贬谪主题的偏移

贬谪给逐臣的人生带来深重磨难，导致他们的生命沉沦。他们踏上贬途后，回望故国的悲伤，前路茫茫的忧惧、无罪被逐的悲愤、贬途艰险的哀叹，往往奔涌笔下;谪居异乡时，饱受打击的生命摧折感、身心不自由的拘囚感、身处异域的被弃感、生命空耗的荒废感，亦时时涌动于逐臣心中。因而正道遭黜的悲愤、身世沦落的哀伤、思乡望归的痛切、生命抗争的悲郁，往往成为贬谪诗人创作的主要内容。其事其情，亦构成贬谪文学的基本面貌。而晚唐后期的文士逐臣，在创作的主要内容上，却对此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偏离:

一是回归愿望的淡化。受贬者在异地苦熬岁月，思阙望归往往是最强烈的情感活动。吴融居江陵时虽仍关注着朝廷消息，而归阙的愿望却并非那么急切，返朝时亦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有所犹疑^[53];钱珝谪居后虽未见有诗作，但从前文所述其人在贬途忘情山水的兴致看，其思念帝京之情或许也不会像前人那么急切;韩偓在昭宗被弑以前，也没有表达归朝热望的诗作。抛开各人的特殊情形及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此前作为贬臣重现人生价值的终极回归之地的朝廷，其作用和吸引力正逐渐失去，表现在创作上即此类作品的减少乃至阙如。二是表达退隐情志的作品增多，甚至成为其创作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韩偓南贬后留下了不少表达退隐远害情志的作品，吴融回乡前后退隐之情屡屡见于篇什，钱珝“钓歌无远近，应喜罢艨艟”;“撑开小渔艇，应到月明归”;“数株曾手植，好事忆陶公”;“落花惟待月，一钓紫菱湾”(《江行无题一百首》)诸诗，亦是一派隐士面目。这与此前贬谪文学一以贯之的怀阙望归之心情已很不相同。

二、对贬地山水的审美心态

唐时江淮及岭南、黔中等长江以南地区，不仅文化水平比较落后，自然物候更殊异中原。对那些生长于北方的逐臣来说，“贬所几乎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而存在的”^[54]。吴楚之地，情形虽比岭表好得多，但要贬至此地的诗人真心喜欢上这片土地，却似不能。柳宗元谪居永州时，虽写过如“永州八记”那样的表现该地独特景观的山水游记，但同时也作有如《囚山赋》之类的以憎恶该地穷山恶水为主的赋作和书信。白居易贬江州时，虽对庐山胜景不无迷恋，但同时也深感“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琵琶行》)。可是，到了晚唐逐臣这里，情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钱珝沿长江水路，经江州折而南下赴江西腹地之抚州，所到处更为远僻。对此中的山水景物、风土物候，诗中却无丝毫厌恶之情的流露，反而以审美的眼光一路游赏，流连不已。无论是山水之景，还是农家风俗，都透着真诚的赞美和喜悦。湖南在唐人眼里尚是蛮夷之地，即便是地临长江、交通最为便利的岳州，亦令贬谪诗人难以忍受。张说《岳州作》云:“物土南州异，失河北信赊。日昏闻怪鸟，地热见修蛇。”可见湖南在唐人眼中的印象。韩偓更深入长沙、醴陵为避害而一路寻深就僻，却能发现山水之秀，村篱之美。其《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场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一诗，仅就诗题即可看出诗人行经如此深僻之地，仍能抱着审美心态发现“步步胜绝”、“山水益秀”之景。韩偓在湖南逗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对此地的山水风物，始终是以审美的眼光去接受的:

门庭野水褵鹭，邻里短墙咿喔鸡。(《访同年虞部李郎中》)

春阴漠漠土脉润，春寒微微风意和。(《春阴独酌寄同年虞部李郎中》)

清晨向市烟含郭，寒夜归村月照溪。(《小隐》)

黄篾舫中梅雨里，野人无事日高眠。(《奉和峡州孙舍人肇》其二)

桥下浅深水，竹间红白花。酒仙同避世，何用厌长沙。(《花时与钱尊师同醉因成二十字》)

两两珍禽渺渺溪，翠衿红掌净无泥。向阳眠处莎成毯，踏水飞时浪作梯。(《玩水禽》)

没有丝毫的蛮地穷恶印象，写来俱觉清新可喜。韩偓与钱珝，皆生长于长安，南贬至此，面对与北方中原不同的异质文化环境，没有排斥与厌恶的心理，而是以良好的审美心态来观照此地的山水风物，消弭被贬的伤痛。这一方面印证了前文所说晚唐逐臣心态已开始向平和一路发展，另一方面也因此彰显出此期贬谪文学的一个特色。

三、诗歌意象的选择

与上述审美心态相联系，此期的贬谪诗人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亦颇不同以往。以钱珝《江行无题一百首》为例，如云:“箭漏日初短，汀烟草未衰”、“岸沙平欲尽，垂蓼入船窗”、“柳拂斜开路，篱边数户村”、“秋云久无西，江燕社犹飞”、“蛩响依沙草，萤飞透水烟”、“映竹疑村好，穿芦觉渚幽”、“岸绿野烟远，江红斜照微”、“江草何多思，冬青尚满洲”、“难将垂岸蓼，盈把当江蓠”、“细竹渔家路，晴阳看结罾”……将这些诗句与前引韩偓在湖南所作诸诗合观，即可看出，杨柳、溪月、垂蓼、紫菱、梅雨、细竹、小桥、村篱、村烟、野烟、汀烟、水烟、岸沙、岸草、江草、江燕等成为诗人乐于表现的意象，这些不带一丝蛮荒气味，而富于江南水乡泽国气息的意象，无疑给诗人的贬谪创作减少了几分沉重，而平添了几许江南山水的灵气。此类意象的大量使用，亦从整体上影响了贬谪创作的风格呈现，韩偓诗沉郁悲婉中透着清秀，钱珝诗更为秀逸，吴融贬后诗虽颇苦闷伤感，亦不失其江南文士的本色，凄冷中可见清疏。三人贬谪诗的风格，无一例外都含有“清”、“秀”这些要素。

四、情感强度的弱化

一般而言，贬谪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外力，强行阻断士大夫既定的生命流程，并给其身心带来持续的深重伤害，必然在他们的心里引起惶恐、悲愤、哀怨、羞惭、愤激等强烈的情感活动，直到贬谪状态的消失，这种持续的精神紧张才能得以缓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生命在极度困厄中焕发出来的悲剧之美，贬谪是在荆棘上唱出的生命哀音，渗透着贬臣的血泪。但在晚唐后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吴融初贬后确也非常悲愤，但为时很短，不久即进入幽居江陵的感伤状态。相对于悲愤而言，感伤因为缺少内在的张力，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缓、缠绵的情绪。而悲愤因其抗争不公的强大内驱力，表现为一种更加激烈、紧张的情绪。感伤中透着无奈，悲愤则蕴含着抗争。感伤是吴融贬后的主要心理状态，其作品因之而凄清。钱珝被贬后未见有表达悲愤之情的作品，且行且歌之中，身世飘零的感伤无奈更变成了忘情山水的逸兴高情，其作品因之秀逸。韩偓天复三年二月贬出，至天佑元年八月昭宗被弑以前，情绪悲愤的作品亦寥寥。悲愤作品较多的出现是在此时之后。若以事实而论，天佑二年九月复召，韩偓结束贬臣生涯;天佑四年三月唐亡，韩偓开始遗民生活。但自昭宗被弑，唐朝几近名存实亡，故就韩偓的心理而言，此时即是其贬臣心态的结束，遗民心态的开始。故韩偓之悲愤，并非基于自身个体生命的沉沦而产生的悲怨愤激，其悲愤含有深厚的家国内涵，与逐臣的悲愤有所不同。其作品正因此而沉郁悲婉。

若就各逐臣所经历的心理变化而言，无论是钱珝的自嘲自解、山水娱情，还是吴融的人生空漠的思考、无奈的隐退，都化解了贬谪的痛苦。而所有这些又不同于白居易的超越意识。“超越本身就是一种不甘屈服的抗争方式。”^[55]钱、吴等人只是面对困苦，出于最基本的防御心理而产生的一种消极退避，没有经过对人生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探寻的过程，缺乏对人生苦难努力追求超越的意蕴。此期的贬谪文学，既缺乏执著，又不同于超越，只是一种无奈的退避，它反映出的是生命激情的消退，明显地带有唐末乱世所特有的印痕。

总上所言可知，晚唐后期贬谪文学的悲愤情怀和回归主题逐渐淡化，其精神层面上的矛盾冲突逐渐平息，情感强度和悲剧精神亦趋于弱化、消解。与此同时，表现隐逸情志和山水情怀的作品逐渐增多;对贬地山水的审美态度，以及饱含江南水乡气息的意象使用等，也给贬谪文学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质素。但这样一些质素，却也导致此期贬谪文学在整体风貌上与其他类型文学更为接近了。

【注释】

[1]《唐才子传校笺》卷六。

[2]《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

[3]《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

[4]《新唐书》卷二〇三《吴融传》。

[5]《唐才子传校笺》卷九。

[6]《唐摭言》卷五。

[7]《登科记考》卷二四。

[8]《新唐书》卷二〇三《吴融传》。

[9]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见《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32、482页。

[10]欧阳忠伟:《晚唐诗人吴融和他的诗》，上海师范大学1986年研究生毕业论文，未刊稿。

[11]李群玉:《自遣》，《全唐诗》卷五六九。

[12]薛逢:《题白马驿》，《全唐诗》卷五四八。

[13]韦庄:《对酒赠友人》，《全唐诗》卷六九六。

[14]《新唐书》卷一七七《钱徽传》。

[15]《登科记考》卷二三。

[16]《唐才子传校笺》卷九。

[17]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72页。

[18]《唐才子传校笺》卷九。(https://www.xing528.com)

[19]《资治通鉴》卷二六二。

[20]《文苑英华》卷七〇七。

[21]下论钱珝诸诗皆出《江行无题一百首》，见《全唐诗》卷七一二，不再注。

[22]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卷三五。

[23]《登科记考》卷二四。

[24]《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

[25]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见《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38～440页。按岑考偓入翰林言“光化中”，霍松林先生则考定为“光化三年六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三日左右”，见霍松林，邓小军所著《韩偓年谱》“光化三年”条，谱载《陕西师范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4期，1989年第1期。

[26]《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

[27]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28]其事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载:“六月李茂贞表:‘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甲寅，贬建南州刺史，乙卯，加茂贞为西川节度使，以覃王嗣周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盘踞凤翔，久为京师肘腋之患，朝廷实已无力解除。早在景福二年，李茂贞表请自镇兴元，“诏以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以宰相徐彦若出镇凤翔，“茂贞欲兼得凤翔，不奉诏”。九月，覃王嗣周帅禁军三万送徐彦若赴镇，大败，茂贞逼京师，勒兵不解，宰相杜让能枉死，“制复以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比较前后两次去茂贞凤翔节度，前者尚有山南西兼武定两节度之利，又有覃王禁兵三万护送之威，及朝廷欲用兵凤翔之势，事尚不果。今者情势又大不如前，况车驾本因茂贞所逼，出幸华州，而朝廷命覃王代镇凤翔，且选宾佐于朝，茂贞决无甘心放弃凤翔而与王建远争西川之可能，故朝廷此次诏命，若非昭宗一时意气，必出于韩建借刀渔利之叵测心理。

[29]《资治通鉴》卷二六一，乾宁四年。

[30]《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

[31]韩偓只身赴难，在岐“周岁无奉入”(《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会朱温大兵围城，城中大雪，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昭宗亦鬻衣充用(《通鉴》卷二六三)，君臣之惨状可以想见。

[32]《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无复二年。

[33]《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无复三年。

[34]《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

[3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云:“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

[36]余英时论道统与政统关系谓:“稷下学有两个特点最值得注意，第一是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第二是这些知识界领袖的专职是各持其道以批评政事。”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94页。

[37]参见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84页。

[38]《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

[39]《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

[40]《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三年，七月。

[41]其不仕闽，霍谱开平三年条考辨甚详。

[4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

[43]胡寅《读史管见》卷二七云:“韩偓久居近密，昭宗多与谋议，故不忍去。宰相人所愿欲，而偓终不肯拜，甘心斥逐，志操亦可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云:“予尝谓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时搢绅无不交通内外以躐取爵位，独能力辞相位，二也……”

[44]《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无复三年。

[45]《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

[46]《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无复三年。

[47]《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无复二年。

[48]《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

[49]如吴在庆《韩偓贬官前后的心志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文云:“他的心态虽然也有‘报国危曾捋虎须’……不过在这主流的心态之下，诗人也必然在某一情势下有所忧虑甚至是惧祸的时候。”又云:“韩偓在这种政局下，又身遭迫害放逐，也自然难免远祸避害的心理。”见《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50]按:韩偓有《金銮秘记》一卷，密记从昭宗幸凤翔事，止于贬濮州司马。见《郡斋读书志》卷六。

[51]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52]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见《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28页。

[53]参见本章第二节。

[54]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第126页。

[55]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