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贬后心态与创作

第四节　韩偓的贬后心态和创作

韩偓，字致尧(一说字致光)，京兆万年人。久困名场，龙纪元年登进士第^[23]，佐河中幕，召拜左拾遗^[24]，乾宁四年自刑部员外郎充职凤翔节度掌书记，光化三年六月以司封郎中充翰林学士，累迁左谏议大夫、中书舍人^[25]。“偓尝与(崔)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天复元年十一月，中尉韩全诲等劫昭宗幸凤翔，“偓夜追及鄠，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天复三年，昭宗反京，偓忤朱全忠，贬濮州司马^[26]。“再贬荣懿尉，江行途中徙邓州司马，汉水行次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湖南，后携家流寓闽中，全节以终。”^[27]

下面，我们拟从几个方面对韩偓的宦海浮沉及其创作情况作一考察。

一、韩偓的三次贬官

韩偓第一次贬官在乾宁四年六月，以刑部员外郎充职掌书记随覃王镇凤翔。覃王此次出镇情势殊常^[28]，僚属皆有性命之虞。韩偓其时有《余自刑部员外郎为时权所挤值盘石出镇藩屏朝选宾佐以余充职掌书记郁郁不乐因成长句寄所知》诗:

正叨清级忽从戎，况与燕台事不同。开口谩劳于道在，抚膺唯合哭途穷。操心未省趋浮俗，点额尤惭自至公。他日陶甄寻坠履，沧州何处觅渔翁。

诗首两句即言此次充职之特殊情势，又诗题明言此次充职为时权所挤，其原因即五、六句所言，自己但虑国事，正身立朝，未如他人依托权势以谋保身。华州行在，人物如韩偓者必不为权臣所容。全诗语意颇为怨望，难掩对朝廷政事的失望，不类集中其他诗作。盖偓此时，尚处于朝廷权力中心外围，亦未受知于昭宗，骤遭打击，一时难以接受。所幸韩偓此次受贬时间不长。六月，“覃王赴镇，李茂贞不受代，围覃王于奉天”，七月，“茂贞解奉天之围，覃王归华州”，八月，韩建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拥覃王嗣周等十一王至石堤谷，尽杀之^[29]。韩偓节度掌书记之职自行解除，或旋授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故偓此次之贬，前后不过月余，对偓之心理与文学创作影响均不大。

第二次贬官即天复二年在凤翔行在，宰相韦贻范居丧求起复，韩偓冒死拒不草麻，触怒宦官及李茂贞^[30]，霍松林、邓小军先生《韩偓年谱》(以下简称“霍谱”)天复二年条推测韩偓即因此由兵侍改户侍。虽官职略降，而君恩未殊，要者仍充翰林承旨，为昭宗腹心，君臣苦渡艰危^[31]，自无意于些些名位得失。观韩偓此时所作《秋霖忆家》、《寄远》、《冬至夜作》诸诗，也没有语及此次改官。

韩偓第三次贬官即天复三年正月车驾还长安后，未及半月，贬濮州司马。被贬之由有二，其一为忤朱全忠。“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偓贬之明年，其兄御史中丞韩仪也以同样情形贬棣州司马^[32]。其二为荐赵崇、王赞为相。“上返自凤翔，欲用韩偓为相，偓荐(赵)崇(韩偓座主)及兵部侍郎王赞自代，上欲从之，崔胤恶分己权，使全忠入争之。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偓何得妄荐为相。’”^[33]“(全忠)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34]昭宗倚重之忠节大臣，左右唯偓一人而已，崔胤谋专权，朱三谋篡代，其势皆不能容偓于朝，韩偓之贬逐势所必然。此后，韩偓即漂泊天涯，终其身未再返朝，也未回京兆故乡。在唐末浮薄无行的士风之下，韩偓虽身世飘零，却独能大节挺然，成“唐末完人”^[35]。除个人的性情品格因素以外，其虽生乱世却逢君臣际会的特殊经历也是重要因素，韩偓贬后的心态和创作，亦深受此段经历的影响。

二、翰苑生活对韩偓的影响

光化三年至天复三年的翰学生涯，成就了韩偓其人其诗，是真正改变韩偓人生的重大经历。考其原因有三:

其一，翰林学士是天子内臣，翰林承旨更受倚重，与其他朝臣相比，有更多的召对机会。如前所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实现与君臣间的距离密切相关，翰林之职亲近君王的优越性甚至连宰相也无可比拟，唐后期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翰林学士以召对之便密参机议，能就军国政事对君王施以最直接的影响。对于文学之士而言，翰林之职更接近先秦之士师友王侯的人生理想^[36]，也更接近盛唐文儒“润色王道，赞佐政本”的政治理想^[37]。韩偓初入翰林，即受昭宗赏识，《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诗云:

清署帘开散异香，恩深咫尺对龙章。花应洞里寻常发，日向壶中特地长。坐久忽疑槎犯斗，归来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诙谐侍汉皇。

君臣相对，不知不觉已四个时辰，中二联以恍入仙境不知人间变化来映衬此情此景，君臣际会之欢溢于言表。尾联言自己得以正言赞佐王道，不必如东方朔以诙谐侍主，而这正是一个文学之士的最高理想。光化三年前后是韩偓一生中意气优容之时，其时的其他诗作如:

声名煊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贵身。(《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值》)

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中秋禁直》)

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赐宴日作》)

涧松亦有凌云志，争似移根太液池。(《宫柳》)

孜孜莫患劳心力，富国安民理道长。(《朝退书怀》)

一再流露出雍容适意，感恩报国的乐观心态。其遭贬流落之后仍时时涌起对此段翰苑生活的深情追念。霍谱论韩偓别集之编次云:“首为入翰、扈从、贬斥、寓闽诗，后附以及第前后诗。其编次大抵反映偓生前手定原貌。盖首列入翰以后诗，正与其思想性格相合。”所论深得其实。

其二，作为天子近臣，在患难中与君主相濡以沫，加深了个人情分。光化三年底，宦官囚昭宗于东内，天复元年正月反正，崔胤以功独掌军国事，日谋尽诛宦官。宦官忧惧，与凤翔卫兵相结，其势将又有激变。胤更矫诏召汴军迎驾东幸，朱全忠大兵将至，局面更成风雨不测之势。韩偓在对待宦官和留方镇兵宿卫等问题上数发有识之见，而崔胤不用，其智略却日益受昭宗赏识，独召韩偓议事渐多，危急之势虽已难于化解，但共履危难进一步拉近了君臣距离。及劫幸凤翔，韩偓只身追帝，更成为昭宗身边唯一的心腹大臣。君臣患难中逐渐产生了超乎一般君臣关系的私人情分。劫幸凤翔前夕，韩全诲等勒兵宫禁，内外隔绝，“戊戌，上遣赵国夫人出语韩偓:‘朝来彦弼辈无礼极甚，欲召卿对，其势未可。’且言:‘上与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学士不复得对矣”^[38]。天复二年冬，凤翔危困，茂贞疑昭宗与全忠有密约，增兵守御院。十一月二日，“上使赵国夫人诇学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韩偓、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39]。上引二事君臣冒险通消息、私相见，虽于事无补，亦不曾议事，但犹如亲友于危难中但通声问、诉悲情、相慰藉而已。它如昭宗席间责问奸相(韦贻范)，为韩偓辩不草麻之罪^[40]，俱可见君臣心意相通，默契无间。天复三年，韩偓忤朱全忠贬出，《通鉴》卷二六四云:“上密与偓泣别，偓曰:‘是人(朱全忠)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新唐书》本传云:“帝执其手泣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君臣泣别，语皆凄怆，可见君臣间情谊殊厚。

自古文士知遇为难，君臣相得无间者殊少，亦臣亦友，生死不渝的私人情分更旷古难得。韩偓位不及宰相，而其与昭宗于患难中形成的私人情分，使其人生价值的实现达到了他人无法企及的至高点，因此三年翰苑生活对韩偓人生的影响，旁人无法想像。唐末朝士纷纷交通内外，趋避之间，品节落落，而许国为君，屡触逆臣之锋，蹈死不避者，唯韩偓一人。及其贬逐，垂老漂泊天涯，数诏不赴，不仕梁，不仕闽^[41]，为三百年唐室守节者，也只有韩偓一人。

其三，翰院之职，相对独立于外班，更便于“内预密谋，外争国是”^[42]。这也是韩偓屡辞拜相的原因。《通鉴》卷二六三载:“苏检数为韩偓经营入相，言于茂贞及中尉、枢密，且遣亲吏告偓，偓怒曰:‘公与韦公(韦贻范)自贬所召归，旬月致位宰相，讫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邪!’”这是天复二年十一月事，即韩偓触茂贞、宦官之怒拒不草麻之后，茂贞等因知偓不惧胁迫，故转以名位拉拢使其同流。昭宗幽困凤翔，宰相苏检、韦贻范俱李茂贞所荐，以非道致位，韩偓怒辞，即明示其不与此辈同流之志，或亦有不离昭宗左右的心理。及返长安，《新唐书》本传云:“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而荐赵崇、王赞为相。史家论此事皆谓其“操可尚”，“不失君子之道”^[43]，但韩偓入相并不损其操，且其屡贡智言，扶倾支颠，助昭宗苦撑危局，并非退藏养晦者，不可以君子淡泊名利之心度之。韩偓不肯入相有其更深的用意。凤翔还辇之后，崔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44]。韩偓若入相，必附于胤及全忠方能立身，或缄口备位以求自保，二者皆不可能有所作为，于国事无补。而翰林承旨学士的内职身份，可相对独立于朝中各种势力之间，既可借密近天子之便乘机行事，又可以内署不预外朝纷争为由搪塞权奸之口，使其欲加害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天复二年，偓不草麻，“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45]“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46]此后李茂贞面争于昭宗不得，失却颜面，扼腕久之，语人曰:“我实不知书生礼数，为贻范所误。”^[47]这正是韩偓借内职身份，搪塞彼辈之口，使其不能轻易加害。天复三年，韩偓忤朱全忠，“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48]假使韩偓非翰林承旨，恐怕早罹虎口了。又《新唐书》本传云:“偓侍宴，与京兆郑元规、威远使陈班(按皆崔胤之党，天复元年与胤一道被杀)并席，辞曰:‘学士不与外班接。’主席者固请，乃坐。及元规、班至，终绝席。”可见韩偓不惜触怒崔胤，刻意保持内外距离，以维持其相对独立之身份以便于行事。事实上，天复元年、二年间韩偓扶倾支颠的种种努力，正是借其内翰身份来实行的。

综以言之，韩偓坚辞不相，既可伴昭宗左右，分忧解困，使昭宗不失腹心之寄，又可便宜行事，有所作为，助昭宗苦撑危局，这正是韩偓许国报恩的睿智和良苦用心。若非朱全忠篡谋之心已切，丑行不避天下之口，韩偓或许不至被贬，昭宗也不至如此无助。

三、韩偓贬后的创作

韩偓天复三年二月十一日被贬出，与昭宗泣别，二十二日过硖石县，其后行迹，据霍谱条理如下:四月至濮州任，复贬荣懿尉，溯江西上，途中徙邓州司马，遂沿汉水北上赴邓州。途中闻朱全忠杀崔胤，迁都，于是弃官南下。天佑元年二月至湖南，经长沙，五月至醴陵;天佑二年入江西，经袁州，七月至萧滩镇，卧病至九月。朝命复召为学士承旨，偓不赴。天佑三年春经抚州、南城，东南入闽，秋抵福州。开平二年(908)去居沙县，乾化元年至泉州南安终老。其间两次闻诏，皆不赴。据此，韩偓的贬谪生涯，严格来说止于天佑二年九月，因朝廷既召复故官，则其身份已非逐臣;虽不赴，但已脱谪籍，此后应属由被逐转为自我放逐。不过，韩偓其后的处境、心态变化不大，前后有一定承续性，所以我们论其贬谪诗作，还是以兼及天佑二年以后诗为宜。

韩偓初贬出京，心情复杂沉重，有《出官经硖石县》诗:

谪宦过东畿，所抵州名濮。故里欲清明，临风堪恸哭。溪长柳似帷，山暖花如醭。逆旅讶簪裾，野老悲陵谷。暝鸟影连翩，惊孤尾纛簌。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

时值二月，春光正艳，距清明尚早，而诗人感受到的却是清明时节般的凄清。一句“故里欲清明”，已是逐臣别有怀抱。诗人谪官东行，山花拂头，柳暗遮路，不见朝士往来，只见惊狐奔窜，野老悲泣，田野萧条，山河残破。诗人心情愈益沉重。垂老去国离乡，不能无悲;而生民萧条，朝局日危，人主泣别之语，朱三篡弑之忧，更是忧何以堪，悲何以堪。可见韩偓此时之悲，不仅仅是一己得失，亦不同于以往逐臣之悲。末二句所言君恩未殊，正是诗人虽悲而无怨望的原由。全诗沉郁悲婉，韩偓此后所作诗，面貌大抵如此。

韩偓其后居濮州未见有诗留存，仅溯江赴荣懿、邓州途中有《江行》、《过汉江》、《汉江行次》三首，皆行旅萧条之词，除忆及京华旧家外，情感亦波澜不惊。及天佑二年春，弃官南下，流寓湖南的一年多时间，是韩偓贬谪诗的主要创作期。是年八月，发生昭宗被弑的大事，这不能不对韩偓人生产生重要影响。考察韩偓此期作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祸国奸佞的无情嘲讽。韩偓遭权奸所忌，几至身死，被迫君臣分离，飘泊天涯。忠愤之思，发而为辞。“忍苦可能遭鬼笑，息机应免致鸥猜。”(《欲明》)国步艰危，而奸纤盈朝，不思忠节，营营扰扰，无异末世鬼魊。“依倚雕梁轻社燕，抑扬金距笑晨鸡。”(《玩水禽》)“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梅花》)诗人虽流落天涯，而高自标致，对在朝奸纤充满讥嘲和鄙夷:“白面儿郎犹巧宦，不知谁与正乾坤。”(《避地》)“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湖南梅花—冬再发偶题于花援》)对彼辈丑态更是痛加鞭挞。韩偓其后流寓闽中，唐亡时作《感事三十四韵》，历述昭宗后期宰相弄权、中人为祸、递相倾轧，致使风翔劫迁、朱三篡唐等历史大事，对权相谋诛宦官过激，致使变生不测，又养虎求全、引狼入室等一系列误国决策进行沉痛反思，识见卓绝。“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持权。”“谅直寻钳口，奸纤益比肩。”“嗾獒翻丑正，养虎欲求全。”“袁董非徒尔，师昭岂偶然。”对祸国群丑口诛笔伐。朱全忠被杀后，又历数其罪，“金虎灾不复论，构成狂猘犯车尘”，“图霸未能知盗道，饰非唯欲害仁人”(《八月六日作四首》其二)，斥其为猛虎、疯狗、强盗。

不仅如此，韩偓对唐末士风浇漓亦深恶痛绝。诗人“击地嗟衰俗，看天贮不平”(《赠吴颠尊师》)。见雨后天清，亦思风雨洗去天下污浊之氛:“污俗迎风变，虚怀遇物倾。”(《漫作二首》其二)这里的“污俗”，即唐末朝士不知忠节，唯逐利禄之士风。“独夫长啜泣，多士已忘筌。”(《感事三十四韵》)称自己守节为“独夫”，称利禄之徒为“多士”，讥刺尤为辛辣。在韩偓眼里，他们无异于负恩误国之徒:“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八月六日作四首》其一)即便是白马罹难诸人，韩偓亦毫不留情:

显负旧恩归乱主，难教新国用轻刑。穴中狡兔终须尽，井上婴儿岂自宁。底事亦疑惩未了，更应书罪在泉扃。(《八月六日作四首》其三)

讥其不知将死，叹其罪有应得，更言此辈之罪应书之金石之史，表现出严厉的历史批判意识。韩偓终老挺然守节，不仕二姓，对两类人表现出鲜明的不同态度:《赠吴颠尊师》、《送人弃官入道》等诗对避世不仕者极其推崇，而对出仕新朝的唐室旧臣极尽嘲讽讥刺。《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余卧疾深村闻一二郎官今称继使闽越笑余迂古潜于异乡闻之因成此篇》等诗讥其为到处可用之“通材”，混迹“洿池”之“泥鳅”;嘲笑其“不羞莽卓黄金印”、“子牟欢抃促行期”之丑态;诫其“沙堤别筑基”，预言其必遭“清风扫地更无遗”。

其次是对翰苑生活的深情忆念。韩偓垂老去国离乡，孤身流寓湖南，而心却未尝一刻忘怀朝廷。诗人谪宦过洞庭，见明月皎皎，清光万顷，然兴起家国之思，回想起昔年“星斗疏明禁漏残，紫泥封后独凭阑;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中秋禁直》)的翰苑生活，明月长照清夜仙阙。而今明月依旧，却已人在天涯，紫阙丘墟。诗人不禁怅怅吟出:“更忆瑶台逢此夜，水晶宫殿挹琼浆。”(《洞庭玩月》)诗人偶见含桃，亦“感事伤怀”，只因此物“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苦笋恐难同象匕，酪浆无复莹珠。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将两地樱笋、牛酪细细比较，今昔之感愈聚愈浓，末句的怀念、伤悲已如强忍之泪水，冲决而出。诗人见村边紫薇，亦勾起禁苑之思:

职在内庭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花，眼明忽傍渔家见，魂断方惊魏阙赊。浅色晕成宫里锦，浓香染著洞中霞。此行若遇支机石，又被君平验海槎。(《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

村野篱边之花，使诗人恍惚又见禁苑紫薇，一时迷离之间，已然魂销。回神再思，蓦然惊觉故国已遥，魏阙已远，人事难再。此情此景，难于言说，只好以隐退求仙之常语匆匆掩过。其后诗人潜居闽中，对昔年翰苑生活也是魂梦不忘:

紫殿承恩岁，金銮入直年。人归三岛路，日过八花砖。鸳鸯皆回席，皋夔亦慕膻。庆霄舒羽翼，尘世有神仙。(《感事三十四韵》)

再看韩偓深得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之神韵的《梦中作》一诗:

紫宸初启列鸳鸾，直向龙墀对揖班。九曜再新环北极，万方依旧祝南山。礼容肃睦缨外，和气熏蒸剑履间。扇合却循黄道退，庙堂谈笑百司闲。

以华美之笔再现当年朝中生活，而“再新”、“依旧”，更将目光指向现实和未来。此诗成于唐亡数年之后，既得于梦中，梦醒之后又何如?诗虽无一字语及自身寥落，但人事沧桑之感较老杜或有过之。

韩偓念念不忘其翰苑经历，又不可看作是贪恋朝中生活的雍容舒适。翰苑三年，备受知遇，且形成了君臣间的患难情谊。文学之臣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韩偓不能不忆。又翰苑三年正是其感恩报国之时，翰苑之思蕴含着诗人不忘君恩，难舍朝廷的深情。事实上，君恩难酬，报国无由一直是韩偓南迁之后最沉重的精神重负。(www.xing528.com)

私恩尚有捐躯誓，况是君恩万倍深。(《奉和峡州孙舍人肇》)

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避地》)

诗人虽孤身流离，念念于心者仍是君恩难报的无穷怅恨。韩偓入闽后直到终老，一直未能摆脱这种情感的折磨:

天涯烈士空垂涕……冯驩无路学鸣鸡。(《故都》)

省趋弘阁侍貂珰，指座恩深刻寸肠。(《感旧》)

坐看包藏负国恩，无才不得预经纶。(《八月六日作四首》其四)

心为感恩长惨戚，鬓缘经乱早苍浪。(《秋郊闲望有感》)

思君之哀，难酬君恩之恨，溢于楮墨之间，使得这些诗作极具感情力度。

再次是隐退江湖的情感心志。韩偓作为忠君忧国之士，却留下了大量表露淡泊退隐情志的诗作。究其原因，其一，韩偓流寓湖南已是昭宗东迁之后，天子已完全被朱全忠挟持，诗人短期内被召还朝已无可能。现实政治情势必然使诗人作自我调整，收起报国用世的兼济之心，向退隐江湖、自善其身倾斜。其二，韩偓在君臣际会的三年中，人生价值达到了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此番贬出，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企望用世的心情不会再那么急切，个人处境的改变也不会那么难于接受。这无疑有利于诗人淡化个人得失，化解贬谪所带来的人生困境，用更为淡泊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由庙堂到江湖的变迁。其三，导致韩偓贬逐的对立面既不是朝中的政敌，也不是谗言蒙君的小人，而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篡代之志已现的藩国武人。国运扼于强藩之手，纵武侯再世也回天乏术，况韩偓一介文士，其力何以扶危救倾?斗争的对立面若是政敌、小人，同为天子之臣的平等地位或使受贬者仍不失抗争的勇气和信心，仍有胜负易盘的可能。而韩偓面对的是一个根本不可能与之对抗的强大对立面，当其欲报国用世之时，念及此不能不为之气短，其用世之心不能不为之受挫。其四，韩偓处唐末乱世，武人跋扈，文人避位，有志之士纷纷流落江湖。乱世文人的地位和力量，韩偓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当此之时，不淡泊退隐，不独善其身，又能奈何?凡此种种，都促成了韩偓作出息心退隐的人生选择。

韩偓入湖南后，息心退藏之志屡见于篇什:

诗道揣量疑可进，宦情刓缺转无多。(《春阴独酌寄同年虞部李郎中》)

多端莫撼三珠树，密策寻遗七宝鞭。(《奉和峡州孙舍人肇》其二)

道方时险拟如何，谪去甘心隐薜萝。(《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

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小隐》)

但韩偓此时用世之心尚未全息，其《奉和峡州孙舍人肇》其一云:“敏手何妨误汰金，敢怀私忿羊斟。直应宣室还三接，未必丰城便陆沉。”“敏手”当指昭宗，昭宗并非昏庸之主，只要昭宗仍在，诗人还不至于绝望。或许时移势易，昭宗仍有重回长安之日，自己仍有重见天颜之时。然而是年八月，昭宗被弑于洛阳椒殿，朱全忠立十三岁之哀帝，唐王朝遂名存实亡。昭宗被弑无疑击碎了诗人最后一丝幻想，诗人从此坚决地走上了退隐江湖、远害不仕的道路:

劝君细认渔翁意，莫遣罗误稳栖。(《玩水禽》)

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翠碧鸟》)

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即目二首》其一)

诗人向“山长水远网罗稀”(《翠碧鸟》)之处，访幽就僻，寻求存身之所。次年九月在江西萧滩镇(今江西清江县)闻召复原官，不禁百感交加，但已无意再入朝班了:“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在水茫茫。”昭宗已逝，诗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青云有路通还去……稳泊渔舟隐姓名。”(《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伤悼昭宗之余，毅然辞诏不赴，继续飘泊入闽。从此，诗人由被逐转为自我放逐，由贬谪生涯走向遗民生涯。

诗人贬谪时息心退藏的心态，使其接触南国风物时，不至因物候殊异中原而厌恶不已。相反，他以清新可喜的眼光来看待南国的山光水色，写下了不少充满隐逸情趣的作品:

尽日风扉从自掩，无人筒钓是谁抛……我亦好闲求老伴，莫嫌迁客且论交。(《赠渔者》)

旗亭腊酎逾年熟，水国春寒向晚多。处困不忙仍不怨，醉来唯是欲傞傞。(《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

黄篾舫中梅雨里，野人无事日高眠。(《奉和峡州孙舍人肇》其二)

诗人徜徉湖山村野，心中的忧思似乎已一时忘却，其《醉著》一诗云: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

兴味悠长，诗境宁谧，一派世外景象。它如《玩水禽》、《小隐》、《早起五言二韵》、《花时与钱尊师同醉因成二十字》诸诗，南国的山花、水禽、溪月、村坞历历如见，均给诗人带来片时的忘情。诗人入闽后，生活稍安定，表现此类隐逸情怀的作品更多。如《秋深闲兴》、《社后》、《早起探春》、《卜隐》、《闲兴》、《清兴》、《深院》、《野塘》、《秋村》等。但诗人作为唐之遗民，并未真正做到泯灭世虑，忘情隐逸、家国之恨始终是诗人最深沉的情感。因之感时述怀、伤悼故国的作品仍是主流，不失其遗民诗人的面貌。

四、韩偓贬后的两次人生抉择

有论者谓韩偓时有惧祸远害之心理^[49]。韩偓并不避死，王夫之《读通鉴论》云:“唐之将亡，无一以身殉国之士，有之，其韩偓乎?……昭宗反辟，刘季述伏诛之谋，偓与赞焉，蹈死之道一也。王抟请勿听崔氏之谋，杀宦官以贾祸，胤怒而杀之。偓为昭宗谋，亦云……其忤胤也与抟同，蹈死之道二也。韦贻范求宦官与李茂贞起复入相，命偓草制，偓坚持不草……蹈死之道三也。”此外还可加上一条:昭宗返长安，偓忤全忠，蹈死之道四也。韩偓若是惧祸远害之徒，必无此般作为。韩偓南迁后所作远害全身之诗，亦不可目为畏死惧祸，当更有其深意在。事实上，韩偓南迁后曾作过两次人生抉择，第一次即天复四年初沿汉水赴邓州途中，闻朱全忠杀胤迁都，遂决意弃官南下。盖其时朝局日危，朱三篡唐之心日切，今揣韩偓之意:如随着贬令转徙，于事无补，甚至有被害之险。但昭宗尚在，或时移势易(如朱全忠在与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的角逐中失利也非无可能)，天子回銮，自己仍可复侍昭宗。因之莫若弃官南下，鸿飞冥冥，则弋者无所得。故其弃官当有保存实力、以俟他时昭宗复用之意，不可看作畏死。前引《奉和峡州孙舍人肇》一诗，前半可见用世之心未绝。后四句“炽炭一炉真玉性，浓霜千涧老松心。私恩尚有捐躯誓，况是君恩万倍深”，其欲酬君恩之心甚明。第二次即是年八月昭宗被弑，韩偓决意全身守节。昭宗被弑对韩偓而言，无疑九天霹雳，韩偓虽然对朱全忠篡弑之心早有预见，但一旦担忧变成事实，仍然无法接受。昭宗被弑为八月十一日，其事非常，传播必速，当不出一月已到湖南，而韩偓此后数月几乎不见有什么诗作，至深冬方有三首梅花诗，则韩偓所历之悲恸或可想见。至次年春所作诸诗始略略涉及此事，亦未直书其事，或许世间之语无以抒其巨痛，又或许是诗人不敢触及此痛。多年以后，诗人犹言“相逢莫话金銮事，触拨伤心不忍闻”(《赠僧》)^[50]。韩偓此时所作诗悲痛掩抑，如《即目二首》其一云:

万古离怀憎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因酒易伥伥。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

三四句造语隽雅，醇厚，以春草斜阳深蕴无尽家国沧桑，黍离之悲绵绵不绝。“肥”字之用尤为绝妙。五六句闲闲之语似心事不欲向人诉，却又让人窥见其无涯之悲。全诗意气内敛，辞气和婉而情韵厚重，尽显韩诗沉郁悲婉而秀杰的风格。又《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云:

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蒨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

霍谱评此诗云:“君臣生死之悲打成一片，凄绝。”^[51]深得其旨。

既然心心系念之昭宗已死，则韩偓何去何从?哀毁之中必有一番沉痛思量，诗人或许想到过死。《避地》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则其确有过以死殉君的念头。但韩偓毕竟未死，且远害全身，谨慎小心地活了下去。如果说韩偓苟活仅为一己贪生，观其至死以君恩难酬为恨，则韩偓之人格何以忍受其撕裂?再者，以韩偓与昭宗关系之特殊，君死偓必万念俱灰。且偓已老迈，纵不殉死于当时，亦必忧愤而死于其后，何得复存人世十数年?则偓之不死，必有其坚强的信念支撑。虽韩偓当时的思虑争斗，后人无法揣量，但其诗中仍可窥见其痛苦抉择的印痕。前引《避地》诗所云正是诗人心中的徘徊斗争。又《息兵》诗云:

渐觉人心望息兵，老儒希觊见澄清。正当困辱殊轻死，已过艰危却恋生。多难始应彰劲节，至公安肯为虚名。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赤诚。

三四句正是诗人历经生死之后的最后抉择，首二句及后半部分正是诗人不死的原由。

韩偓不死，其意义有三。其一，唐末朝士无行，士风浇漓。韩偓皆亲见亲历，对此当有清醒认识，其痛恶之情屡形于诗，已见前述。韩偓欲报君恩，则君死当为唐室守节。守节之途有二:一为以死殉君，一为守身全节。前者或可震动人心，赢得一时叹惋，但在如此士风之下，必很快为人所遗忘，“独夫长啜泣，多士已忘筌”(《感事三十四韵》)，所指正是此种情形。后者全身于世，高标特立，挺然天地间。以自身昭然之忠义大节，时时照见天下碌碌之士，使彼辈得意之时良知或略有不安，庶几忠义犹得不灭于人间。“多难始应彰劲节，至公安肯为虚名。”天下诸公，碌碌为利，安肯为一忠节虚名，陷自身于困窘?使大节彰明于天下，舍我其谁?揣此二句，诗人之意图甚明。开平三年韩偓作《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题中郑璘为名臣郑从谠之后，也曾为学士^[52]，将仕于梁。韩偓作诗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循循诱导，用心良苦，此事可为偓志之明证。其二，韩偓守正不阿，向不避死，若以一死以明忠君抗暴之志，徒为仇者快。莫若努力全身于世，拒不屈服，任其迫害、笼络，犹全身于天地之间，“弋者甚多应扼腕，任他闲处指冥鸿”(《味道》)。如此则必须谨慎小心，使其迫害无所加。其事虽难，却愈见对为暴者的蔑视，愈显其抗争之倔强。韩偓亦因此得见朱温被杀，可以告慰昭宗于地下。其三，韩偓历难既多，益信天道不枉，天意难欺。群丑为乱，仅得猖獗一时，自己正道丹心，自有天鉴。“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彼诚。”(《息兵》)即谓暂且忍辱偷生，自有苍天可明一片丹诚，此即韩偓于生死徘徊中所作的最后抉择。由此可见韩偓全身不死，当为留命以证天道不诬。“天意”、“天道”在其此后诗中屡屡出现，“但保行藏天是证，莫矜纤巧鬼难欺”(《再思》)、“神依正道终潜卫，天鉴衷肠竟不违”(《天鉴》)，诗人始终抱着天鉴正道，纤巧难欺的坚定信念。此天意、天道，在社会人情则表现为公道人心，人间正义;在历史未来则表现为丹书信笔，千秋评说。“丹笔不知谁定罪，莫留遗迹怨神孙。”“底事亦疑惩未了，更应书罪在泉扃。”(《八月六日作四首》)韩偓论唐末朝士时，突破咏史诗向前看的惯例，对身后的后人评说表现出自觉的关注。无论人间公道，还是千秋史书，韩偓以天为鉴的信念都使其超越了现实的人事得丧，把目光转向更广远的时空。

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感事三十四韵》)

为报群鸡虚嫉妒，红尘向上有青冥。(《失鹤》)

唯应鬼眼兼天眼，窥见行藏信此翁。(《此翁》)

韩偓此种情怀，当时人不能理解也无法企及。“何人识幽抱，目送冥冥鸿。”(《山院避暑》)如果说翰苑生活使韩偓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那么，其独立乱世，天道为鉴的信念和行为，则不仅表征了他的坚强意志，而且也成为鞭挞贰臣、砥砺世风的利器。事实上，正是这种信念和行为，抚慰了韩偓沉痛的故国之哀，支撑他走完了凄凉的逐臣生涯和遗民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