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融的贬后心态和创作

第二节　吴融的贬后心态和创作

在晚唐后期的贬谪文学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困顿半生、后被贬江陵的吴融。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祖翥，有名大中时，高蹈不仕，赐号文简先生^[4]。吴融三十岁前曾隐居润州延陵茅山，咸通末入王龟浙东幕，识方干。后徙家松江长洲，与皮日休，陆龟蒙游^[5]。“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贽谒之如先达。”^[6]龙纪元年与韩偓同擢第^[7]，“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迁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昭宗反正，吴融草诏称旨，进户部侍郎。“凤翔劫迁，融不克从，去客阌乡。”^[8]天复三年初昭宗返京，吴融召还翰林，值韩偓出贬，继偓为翰林承旨，是年卒于官^[9]。

吴融南贬江陵之起止时间，在其所作《禅月集序》、《登七盘岭》及贯休《送吴融员外赴阙》等作品中有所透露，《唐才子传校笺》卷七据此考定为乾宁二年初夏至三年冬。然欧阳忠伟《晚唐诗人吴融和他的诗》一文，又据吴融《春归次金陵》、《自讽》、《秋日感事》三诗，推断吴融贬官期间曾回乡一次，时间约大半年，因此认为吴融南贬为景福二年五月至乾宁三年春。^[10]欧说较得其实。又吴融南贬之情由，据《宿青云驿》诗“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观之，仅知吴融出贬时颇为仓皇，几有性命之危。其余因史料缺乏已不可详知。

吴融死里逃生，仓皇出京踏上贬途，惊魂甫定，无限悲愤。其于途中所作数诗一再倾吐此种心情:

七盘岭上一长号，将谓青天鉴郁陶。近日青天都不鉴，七盘应是未为高。(《登七盘岭二首》其二)

饭稻羹蔬晓复昏，碧滩声里长诸孙。应嗟独上涔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溪翁》)

惊魂往往坐疑飘，便好为文慰寂寥。若待清湘葬鱼了，纵然招得不堪招。(《寄友人》)

第一首言登七盘岭，山高近天，遂放声长号，一泄悲郁，然天高不语，衷肠无可诉。后二首借屈子魂不返以抒悲怀，排比椒浆，祭千年之魂魄，放逐湘沅，同异代之逐臣。倘若客死清湘，谁能为自己招魂?诗人南行的悲愤吟唱，回响在这条无数迁客走过的南迁路上。

诗人并非总是如此悲愤，骤然的沉重打击否定了他以往的追求，使其痛定思痛之时，产生了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空漠感。

时来时去若循环，双阖平云谩锁山。只道地教秦设险，不知天与汉为关。贪生莫作千年计，到了都成一梦闲。争得便如岩下水，从他兴废自潺潺。(《武关》)

不用登临足感伤，古来今往尽茫茫。未知尧桀谁臧否，可便彭殇有短长。楚垒万重多故事，汉波千叠更残阳。到头一切皆身外，只觉关身是醉乡。(《过邓城县作》)

天窄地险，云锁前山，往来奔波，终走不出人生困境，苦心经营，终了不过闲闲一梦。世事茫茫，孰有定论?江山无情，人生苦短，人世间的成败得失，不过过眼云烟。向所孜孜追求者，转眼“屈指尽随云雨散，满头赢得雪霜多”(《月夕追事》)。为何不能忘怀世事，退步抽身?诗人没有仅仅沉溺于咀嚼无辜被贬这一事实本身的痛苦，而是由此事引发对人世价值的思考。前者思考现实人生，后者思考历史古今，无论哪一种追寻，诗人得到的都是人生空漠的感伤，价值难寻的苦闷。“到头一切皆身外”这种人生空漠感，对身遭贬逐这一苦痛事件，无疑是一种超脱，对悲愤这一过于激烈的情感，无疑是一种稀释。诗人的心态也因此由初赴贬路的悲愤过渡到幽居江陵的感伤。

吴融《南迁途中作七首》其七《访贯休上人》:“休公为我设兰汤，方便教人学洗肠。自觉尘缨顿潇洒，南行不复问沧浪。”则吴融甫至江陵，即受贯休照拂，或受其引荐而同为成汭座上客。融与贯休一见如故，谈佛论道，了然于理，“自是而往，日入忘归，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循还，越三日不相往来，恨疏矣。如此凡朞有半”(《禅月集序》)。吴融在与佛门诗僧的交往中，借佛道禅理，化解了被逐的悲愤，诗友唱酬，抚慰了流落的孤寂。诗与禅的氛围无疑极大地冲释了诗人心中的伤痛，使诗人时有心游世外，邈然浩然之感。但诗人的江陵生活并非总如此忘怀物我，萧然世外。在长年奔趋举场、萧条东归、幽居海上，周而复始达二十多年的失意生活中，吴融逐渐形成沉郁感伤的个性，使其不能忘情于自己漂泊流落的处境;自屈贾以来沉淀了浓厚悲剧意蕴的楚地风物和荆湘文化氛围，亦时时提醒诗人被放逐的身份，因此他又常常陷入深深的感伤之中。

草白烟寒半野陂，临江旧宅指遗基。已怀湘浦招魂事，更忆高唐说梦时。穿径早曾闻客住，登墙岂复见人窥。今朝送别还经此，吟断当年几许悲。(《宋玉宅》)(www.xing528.com)

落尽红芳春意阑，绿芜空锁辟疆园。嫦娥断影霜轮冷，帝子无踪泪竹繁。未达东邻还绝想，不劳南浦更销魂。晚来虽共残莺约，争奈风凄雨又昏。(《春晚抒怀》)

前首由宋玉遗宅追怀前人旧事。湘浦之魂，高唐之梦，诛茅之客，登墙之邻，次第入诗人之幽想愁怀。回环往复之中，倾吐着一种萧条异代的悲感。后首更是思绪无端，由吴中名园之荒落，到南浦离别之悲愁，由天上嫦娥之寂冷，到潇湘妃子之悲泣，恍惚迷离之中，述说着一种无边的悲愁，莫名的感伤。二诗风格，凄冷中又透着江南文士的清秀。

诗人闻子规而生悲愁，“雨暗不离浓绿树，月斜长吊欲明天。湘江日暮声淒切，愁杀行人归去船”(《子规》)，见落叶而起秋思，“若逐水流应万里，莫因风起便孤飞。楚郊千树秋声急，日暮纷纷惹客衣”(《叶落》)，均因物生感，托物抒怀。诗人于子规的飘荡，落叶的纷飞中，感伤的是自己漂泊零落的身世。诗人的沦落感伤不只是贬谪的结果，更有兵乱连年，国势飘摇，时局无望的社会现实在其心头投下的暗影。在感伤、无望的时代氛围之下，谪居中的诗人并没有像晚唐以前的诗人那样“离魂逐征帆，恒往帝乡飞”(张说《岳州别赵国公王十一琚入朝》)，而是出之以别样的思考了:

向日心须在，归朝路欲迷。近闻惊御火，犹及灞陵西。(《诸宫立春书怀》)

上国莫归戎马乱，故人何在塞鸿来。惊时感事俱无奈，不待残阳下楚台。(《重阳日荆州作》)

如果说前首中诗人在对时局的关切中仍有归朝之想，后一首诗中已难掩对时局的失望，关注朝廷的目光已颇为冷漠。诗人的返朝之心消融在惊时感事的无奈和感伤之中。上国正遭兵乱，故友不见音书。登高而望，满目残阳，家国身世，徒增伤感。

从初踏贬途的激愤，到谪居江陵的感伤，最后发展为彷徨失计后的退隐之思，这是吴融贬后的大致心路历程。谪居江陵时，诗人虽有诗友的照拂，节帅的礼遇，然幽居他乡，徒耗时日，彷徨无计之中已有退隐之思，所谓“阙下新居成别业，江南旧隐是谁家。东迁西去俱无计，却羡暝归林上鸦”(《闲望》)便透露了个中消息。而他的短暂东归，既感叹时局，又自伤身世，前路茫茫难问，更屡次表现了对古时隐者的企羡:

正困东西千里路，可怜潇洒五湖船。如何不及前贤事，却谢鲈鱼在洛川。(《晚泊松江》)

未必柳间无谢客，也应花里有秦人。严光万古清风在，不敢停桡更问津。(《富春》)

可见诗人此次东归，并非无心世事之后的决意归隐，途中有犹疑，有困惑，有强自慰解，颇具彷徨失计后的无奈。因此，诗人秋至越中后并未在家逗留多久，或迫于生计或因其他原因，旋即西归江陵，于次年春在江陵返朝。

诗人这种犹犹疑疑的退隐心态并非自此始，亦未以此终。如晚唐绝大多数诗人一样，他经历了漫长的求仕生涯，在长年的失意中亦如他人一样有过进退两难的煎熬。正如其《早发潼关》诗所描写的:“天边月初落，马上梦犹残。关树苍苍晓，玉阶澹澹寒。宦游终自苦，身世静堪观。争似山中隐，和云枕碧端。”诗人即便返朝时，犹言“去曾忧塞马”(《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对宦途不无隐忧，而不像晚唐以前人那样欣喜若狂。在回朝后的几年中，虽仕途顺利，但朝局日危，诗人宦情日薄。“遭逢陪侍辇，归去忆抽簪”(《中秋陪熙用学士禁中玩月》;“吾道不行归始是，世情如此住应难”(《送于员外归隐蓝田》)，可见归隐之念时时涌动于心。天复元年，车驾西幸，诗人扈从不及，去隐阌乡。“珍重故人知我者，九霄休复寄音徽”(《得京中亲友书讶久无音耗以诗代谢》)，已是决意归隐。天复三年复召还，“休公何处在，知我宦情无。……一身仍更病，双阙又须趋”(《寄贯休》)，虽勉强赴召，已是意态索寞。

这种进又思退，退亦不甘的心态是晚唐诗人的典型心态，求试时如此，仕宦时如此，晚唐诗人似乎一生都在进退两难中挣扎。科场窳败，朝政昏暗，消磨了他们进取的锐气和热情，时乱势危，无可作为，使他们不得不思抽身退步。而另一方面，士子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又必须经过仕进之途，有志之士终不甘空老林下。人生的尴尬处境造成了晚唐诗人人生状态的持续低迷，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苦苦挣扎终无由得以实现，思索探寻的努力均归徒然，现实人生的无望和历史古今的沧桑对短暂的生命而言都是一种反讽。在迷惘、无望的时代氛围里，人生的热望变成人生空漠的感伤。“翻覆升沉百岁中，前途一半已成空。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如闻风里风”;^[11]“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12];“浮生都是梦，浩叹不如吟”^[13]。“浮生若梦”的感伤萦绕在晚唐众多诗人的心头，挥之难去。但当诗人遭受贬谪打击时，这种人生空漠感和退隐念头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防线，能有效地冲淡悲愤，化解贬谪带来的精神苦难。

吴融久困科场，或往来于秦京与吴越之间，或幽居海上，早年之词即满纸忧愁感伤，返朝之后心态亦变化不大，其前后期诗作在风格和情感强度上都颇为相似。故其贬谪期的创作，如无相关名物、时节、情事等线索可寻，拣择颇不易，所作论述恐有阙漏;也因之可见贬谪创作区别于常态创作的特质至吴融已不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