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

第二节　文人群体的政治边缘化及其类弃逐体验

晚唐文士逐臣占整个朝士贬官的比例不算低，特别是文宗至宣宗初党争激烈的二十年，高达50%以上，其后也接近35%，但文士逐臣的创作量并不高，存诗10首以上者不足30人;如果除去其中所包含的在晚唐受贬的中唐诗人李绅、裴潾、令狐楚、李翱、李涉、裴度、王建等人，则人数就更少了。由此可见，晚唐文士逐臣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主要是官员身份而非以诗文名世者。^[12]另据《全唐诗》统计，晚唐存诗10首以上的非贬谪诗人尚有117人，两相对照，文学群体与贬官群体严重错位的现象在晚唐十分明显。为了探讨这种错位现象的深层原因，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唐才子传校笺》一书所收录之晚唐诗人的有关情况，兹将其出身、应举状况及所仕之最高官位列表于下(见表1):

表1　晚唐诗人出身、科举、仕途情况对照表^[13]

据表1可知，《唐才子传》所录晚唐诗人112人，除僧道女冠等7人，余105人，其中出身于豪贵势门或官宦之家者仅18人，占总数的17%，而出身寒门者87人，约占总数的83%，可见晚唐诗人绝大部分出身寒门。这些寒素诗人，曾久困举场，始终未第或数十年后始得一第者近三成，屡举而终未第者近六成，举而入仕、位迁清要者则不到两成。与之对应，出身稍好者科举、仕途明显顺利，仕至清要者达八成以上。既然出身寒素者是晚唐诗人的绝对主体，那么在晚唐政局之下，寒门士子在科举、仕途的角逐中，其现实处境如何，其与政治的关联及其思想意识、心理状态又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对晚唐贬谪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也可从深层次上帮助我们探寻晚唐逐臣有异于盛唐、中唐逐臣的特点，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考察。

一、晚唐科举的贵族化倾向

科举众科之中，进士素为唐人贵重。所谓“授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14]。然每岁所收者不过三十人。唐世科举，防弊之法未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士子难以争衡。至晚唐纲维渐失，科举猥滥，寒门俊造尤艰于一第。然学者言及晚唐贡举，谓“自长庆以后，考官之不克行其志者甚众，而势家子弟之见抑者亦颇深”^[15]。似乎势家寒门，机会均等。若细考之，殊为不然。

《旧唐书》卷一七六《杨虞卿传》云:“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佞，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唐摭言》卷七云:“大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先为文林表式。故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尤可，三杨杀我。”按此辈皆文宗朝盛于一时的牛党中坚，张元夫、杨卿虞时号党魁，苏景胤在敬宗朝即为李逢吉之“八关十六子”之一。贡举为此辈把持，大和间举场之猥滥可知。《登科记考》卷二八引《牛羊日历》云:杨虞卿兄弟，上挠宰政，下干有司。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后，精气方壮，遂能结客交游，识时知变，倾心北面，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床使名誉若搏丸走坡。又何必如老书生辈，矻矻于笔砚间，暗记六经，思溺诗赋，发白齿落，曾不沾于禄，而饥穷不暇。”可明其所擅伎俩及处世哲学。“甘露之变”后，宦官势焰方炽，有裴思谦者，因交通宦官，态度倨傲，凌迫主司，自取状头^[16]，更是骇人听闻。

武宗朝君臣思振拔，力矫前朝权要请托之弊，擢用寒俊，对势门浮薄无艺之徒，打击颇力。以至朝中大臣或为避嫌而不敢令子弟应举，贡院主司或为避嫌而不收子弟。如子弟确有实艺，亦必别为奏闻，以伺皇帝裁断，不敢自专。无论武宗初意如何，贵门子弟受到抑制乃是事实。李德裕也尽力于擢升寒俊，《唐语林》卷七《补遗》载:“李卫公颇升寒素。……卫公既贬……广文诸生为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德裕被贬制词亦谓其“凡彼簪缨之士，遏其进取之涂”^[17]。故武宗朝科场较为整肃，寒门士子登第途径也较前为宽。

宣宗即位，出于对武宗的偏见，会昌新政多废而不用。大中元年二月，礼部侍部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18]则犹遵旧例奏闻。及诏令考覆，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后但依常例放榜，不得别有奏闻。”^[19]则宣宗不再过问子弟事，弊窦于是渐起。孙棨《北里志序》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郑颢)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

宣宗重科第，喜微服与举子狎语，又自号“乡贡进士李道龙”，进士情结颇重。但其用意并非选拔俊才，而是慕其风雅之盛，故更属意贵门子弟。由此而大中进士浮华成风，游宴狎妓，并直接带来平康里娼业之盛。人主好尚如此，贵门请托之风复盛于前。崔铉于大中初复入为相，其“所善者郑鲁、杨绍复、段瑰、薛蒙，颇参议论，时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欲得命通，鲁绍瑰蒙。’”^[20]令狐綯辅政十年，其子令狐滈外恃父势，内倚郑颢，势倾天下，人号“白衣宰相”。^[21]“每岁贡闱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虽出于綯，取舍实由于滈。”^[22]又《南部新书》庚卷云:“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惜其力。由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宣宗喜微行采听舆论，而未闻有抑贵游之举，足见其于寒门士子无意。“大中六年，崔瑶知贡举，以贵要自持，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23];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委崔雍作榜，崔雍故意迁延至榜除日，颢待榜不至，至暮，雍方遣一小童至贡院，告以明日放榜。小童宿于院中，夜半始出一蜡丸，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24];“崔雍与郑颢同为流品所重，举子入事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25]。按，崔、郑都是门阀子弟，“流品所重”即指此而言，郑颢更为宣宗爱婿，两典贡举，其所为如此草率，则视贡举如同儿戏。崔雍兄弟八人皆登进士第，时号“点头崔家”^[26]。如此何以能杜绝举场丑行?

咸、乾之世，科场之弊毫无改观。咸通中叶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27]。咸通十年，礼部侍部王凝掌贡举。“凝性坚正，贡闱取士，拔其寒俊，而权豪请托不行，为其所怒，出为商州刺史。”^[28]咸通末，高湜为礼部侍部。“时士多由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29]足见权要请托之盛，偶有正直考官，欲主持公道也甚是艰难。

广明庚子乱后，天子播迁，科场之事更不同于常制。僖宗幸梁洋，陆扆随驾。扆与宰相韦昭度关系亲密，遂依所请，自择主司，自造榜贴，自署状头^[30]。又有所谓“芳林十哲”，出入宦官田令孜之门，“每岁，主司无不为其干挠，根带牢固，坚不可破”^[31]。晚唐诗人秦韬玉即十哲中的一位，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归仁绍主文，韬玉特赐及第，仍编入其年春榜^[32]。由此可见，懿、僖两朝科场之滥已至何等地步。

昭宗欲挽颓局，常思得奇士，以不次之位而待之，故擢拔寒俊，整肃科场。乾宁二年崔凝主试，录张贻宪等二十五人，物议纷纷，昭宗命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覆试，黜落状头张贻宪以下十人，大都是浮薄无艺之徒，其尤者绝其再入举场，可见打击之力。但此时朝局已日趋动荡，皇位尚且不稳，何暇顾及于此?所以就总体来看，昭宗抑浮薄、拔寒俊的努力，难以贯彻到实处。

由以上考述可知，所谓“势家子弟见抑颇深者”，仅见于武宗一朝，宣宗即位，即废而不行，贡举愈益猥滥。会昌“抑浮薄”遗意，至昭宗方稍稍恢复。至于宣宗朝令狐滈不得举进士^[33]，僖宗朝王铎从子荛，以铎当国不敢举进士^[34]等例，则属理应避忌，不得视为“见抑”。试想当国宰相之直系亲属入试，主司岂能无畏忌?物议安得不嫌猜?其理与父子避嫌不得同省署共事一致，于事不便，避之理所当然。武宗时虽子弟见抑，然会昌一朝仅六年;晚唐八十年中，大部分时段寒门都是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二、艰辛的科举之路及政治上的边缘化处境

科举的贵族化必然导致寒门诗人应试的艰难，无数的诗人以自己的举场经历证实了这一点:据前所列“晚唐诗人出身、科举、仕途情况对照表”，寒门诗人屡举不第，久困场屋者多达六成，一次又一次落第的打击，使他们不禁哀叹自己的寒门出身。“九华四俊”之一的张蠙，二十余年困于场屋才获一第，其《言怀》诗云:“十载声沉觉自非，贱身元合衣荷衣。”^[35]蹭蹬举场三十年，而终未得一第的邵谒，其《下第有感》诗云:“我行三十载，青云路未达……身如石上草，根蒂浅难活。”所谓“贱身”、“根蒂浅”者，皆指其出身贫寒之门。咸通中数举而未得一第的胡曾，其《下第》诗云:“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36]大中咸通间逐贡二十年而终无所获的罗隐，其《投湖南王大夫启》云:“一枝仙桂，尝欲觊觎，十年恸哭于秦庭，八举摧风于宋野。”^[37]其《逼试投所知》诗亦云:“十年此地频偷眼，二月春风最断肠。”^[38]所谓“不许”、“觊觎”，即是说晚唐举场几已成为势家子弟的专属，寒士仅能“偷眼”而已。蹉跎举场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举场之艰难可想而知。

未能登第者且不论，幸得一第者要踏入仕途，还得面临释褐的难关。施肩吾《与徐凝书》云:“仆最幸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棲心玄门，养性林壑。”^[39]其及第后，自知出身卑贱，仕途难有作为，遂退隐林壑。又李宣古、崔涂、温宪、徐寅、章碣、禇载诸人，均既得一第后，流落江湖，没没而终。而那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登第成功的人又如何呢?摆在他们面前最多的情形，一是早已两鬓斑白的老大之身，一是因无人荐引而尤显艰难的释褐门坎。如“三纪吟诗望一名，丹霄待得白头成”之许棠，因“当路公卿谁见待”、“应念无媒居选限”，故“已期到老还沾禄”之卑微愿望仍不能如他人一样顺利实现，只能感叹“丹霄空把桂枝归，白首依前着布衣”，及第数年方释褐泾县尉。^[40]至如郑谷奔波举场十六年终得一第，又七年方释褐为鄠县尉^[41]。许浑蹭蹬举场二十五年始获一第，又历六年方释褐为当涂尉。^[42]王贞白及第时已鬓发花白，又历七年始授校书郎。

无论是应举的漫长还是释褐的艰难，都意味着他们踏入仕途时年已老大，“白头新作尉”^[43]、“一尉沧江已白头”^[44]不仅包含太多辛酸，而且说明其入仕的前景已不大，升迁的空间已不多。故许多人最终仅得薄尉一类不为人看重的州县小官。不仅如此，入仕时间早晚必然影响其心态。如前编所述，中唐元和逐臣及第时间均较早:元稹十五岁(明经);韩愈二十四岁;柳宗元二十一岁;刘禹锡二十二岁;白居易二十九岁。年轻而获用，与他们锐意政事，并积极实践的政治激情有必然联系。一旦受贬，大有可为之年空自荒废，生命被贬谪激发出来的能量必然憾人心魄。而晚唐诗人进入仕途时，或多或少都带有暮年心态，不会如青壮年那样心性激越，此后纵然受贬，也会因生命激情的减少而影响其贬后的苦痛程度。

另一方面，寒门诗人入仕后，较少能得到当路公卿的援引，仕途升迁缓慢。薛逢《上中书李舍人启》云:“东观雠书七稔，才登于一邑，同时辈流，尽列班行。”^[45]此时距其及第时已逾十七年，故同辈皆列班行，而薛逢仍为一县令。^[46]据前“晚唐诗人出身、科举、仕途情况对照表”，寒门诗人得以仕至郎官以上者不及两成，且多在暮年，任职亦不长。许浑、袁不约、郑谷、李频诸人也仅止于冷曹郎官。大多数诗人及第以后或流落江湖，或留连使府，或仅为薄尉，仕途难有作为。晚唐官场窳败，仕途升迁比举场争第更需党援荐引，争第举场尚可冀正直者主闱以至公取士，而官场竞争中，立身正直者自顾尚不暇，孤族寒门很难获得一贯的帮助，故立身官场倍感压力。郑谷晚年仕至都官郎中，其《池上》诗云:“丧志嫌孤宦，忘机爱澹交。仙山如有分，必拟访三茅。”《投时相十韵》亦云:“何以保孤危，操修自不知，众中常杜口，梦里亦吟诗。”^[47]联系到郑谷其他诗中一再提到的“冷曹孤宦”，则无党援攀引的孤寒之士在官场中的处境可以想见。郑谷亦渐厌仕途，最终走上弃官归隐之路。这些少数迹履朝堂的诗人，因官冷，因立朝倍感压力，虽在朝而宦情日薄，处境并不得意。

综上所述，在贡举渝滥、政治腐败的情势之下，晚唐文人在科场和官场的现实处境异常艰难，仕进之途非常狭窄，文人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地位被极度边缘化。贵门子弟窃居禄位，公卿大员营营苟苟，居位者恃势弄权，甚至为一己之权位而不惜出卖国家朝廷的利益。奋一己智力救穷拯死于乱世，尽人臣之责如郑畋、王铎、崔安潜者寥若辰星，列位朝堂者多国贼禄蠹。“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48]寒门文人被抛向社会政治权力的边缘，湮灭于乱世的滚滚烟尘。这样一种情形，正是晚唐文学群体与贬官群体错位现象尤其明显的原因。贬谪发生的基本前提是具有一定等级官职的官员，而晚唐诗人大多未第未仕，或仅为薄尉、幕职，自然无从贬起。另一方面，晚唐诗人或暮年入仕，或仕途偃蹇，少数进入朝堂者亦不得意。生命状态本即处于较低水平，则贬谪所带来的落差不如盛唐、中唐逐臣之重，也就可以想知了。

三、晚唐文人的漂泊感与类弃逐体验

晚唐寒门文人自踏上科举的漫漫长途，就开始了辗转不定的漂泊生涯。为求得州府贡籍和名公大臣的书荐，必须奔趋各地州府，投刺干谒，以求赏识。及秋末随计入京，复奔走权门，冀获援引，激扬身价。及名落孙山而黯然出京，又辗转各地州府方镇，再次踏上漫游行卷之路，开始新一轮的飘荡。幸得一第后也并不意味着从此苦尽甘来，多不能立即释褐，不少人来到使府以期辗转入仕;或虽仕而官卑，亦需依使府以求进身。但入使府为从事完全取决于与府主的私人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且府主并不能常在一地，或回朝廷，或因事罢府，僚属则各作星散。从事与府主这种短期的合作，不可能给文人们带来安定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奔波于道，一次次地寻找新的府主，正所谓“仕宦类商贾，终日常东西”^[49]。如李商隐自大和四年入仕至大中十二年离世，30年中有20年辗转于各处幕府，“东到兖州，北到泾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远离家室，飘泊异地”^[50]。又如李频大中八年进士及第，先后为黔中幕、鄂岳幕、鄜坊幕、浙东幕、京兆府参军，又曾两尉兰陵，后虽仕至都官员外郎，任满不得进，乞出为建州刺史。其平生足迹西至巴蜀、东至吴越、南到黔中、北至鄜坊。^[51]一生时间大都在漂泊中度过。

可见晚唐文人无论及第前还是及第后，入仕前还是入仕后，都需要长年奔波于路;未第未仕者漂泊江湖，第而未仕或仕途偃蹇者飘转幕府，漂泊成为他们人生活动的主要特征。异乡羁旅的孤寂与凄凉，搅动着他们的诗肠与愁肠，使他们一再以诗歌诉说着自己漂泊的身世:“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崔涂《巴山道中除夜书怀》)“江南江北闲为客，潮来潮去老却人。”(杜荀鹤《春日行次钱塘寄台州姚中丞》)“身贱与心违，秋风生旅衣。久贫辞国远，多病在家稀。”(许浑《将离郊园留示弟侄》)“此生未有棲归处，天下人间一片云。”(李群玉《言怀》)长年漂泊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现实的风霜，更给他们心理上带来失去归属感的痛苦与迷惘，进而产生一种类似贬谪的被遗弃、被放逐的体验。

这样一种被弃逐的体验，在不少晚唐诗人笔下都有流露。杜荀鹤送人赴辟，却说:“罢却名场拟入秦，南行无罪似流人，纵径商岭非驰驿，须过长沙吊逐臣。”(《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赴辟本该是件高兴的事，而诗人联想到的却是“流人”、“逐臣”，其原因不仅仅是辟地为岭南，更有送者与被送者基于长年漂泊而产生的形同放逐的共同心理体验。悲伤、羞惭、痛苦、贫寒、困厄伴随着他们，这一大批被排摒于社会政治边缘的寒素文人，长年漂泊于江湖之间，苍苍的发鬓、衰惫的容颜、孱弱的身影、灰暗的衣裳、悲凉的吟唱，成为晚唐乱世中一道独特的苍凉风景。时代造成了他们群体性的生命沉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如同社会的迁客，时代的逐臣。世人多以迁客逐臣为“天地穷人”，而晚唐这些漂泊流寓者，其生命之困厄实同于逐臣，有时甚或过之。他们是用生命和诗歌吟唱人生之艰难、之悲患的一群，是真正的“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杜荀鹤《郊居即事投李给事》)。

这种形同放逐的漂泊生涯，虽与真正的贬谪不同，却在漂泊者的心里产生与贬谪类似的心理感受。其对晚唐逐臣之精神态势和贬谪文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无数次的落第打击使他们渐失自信，长年的漂泊消耗了生命的激情，使他们日后遭受贬谪打击时，已无力鼓起足够的意志去与命运抗争。其二，在长年的飘泊中，晚唐士人已倍尝人生的磨难，产生了对逆境的适应能力，纵然再受贬黜，也不至难以接受;而其仕途的不得意及所任官职大都不高的情形，也使他们面对贬谪而不至形成大的生命落差感。其三，黯淡、动荡的时局，沦落社会政治边缘的处境，既消磨了他们参政的热情和对社会的承担精神，也使他们对政治抱有一种深深的淡漠。被前人视为人生大事的出处进退，已不被他们过度看重;离开朝廷，离开政治倾轧和是非祸患，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其四，晚唐诗人群体性的生命沉沦，对晚唐逐臣来说，是一个参照背景，贬谪诗人与非贬谪诗人的生命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也减少了贬谪带来的心理失衡，使他们在心态和创作上与非贬谪诗人呈现出某种趋同特征。

【注释】

[1]关于晚唐之起始时间，学界说法不一。这里以敬宗宝历末、文宗大和初为断限，是从历史进程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来考虑的。至于中晚唐之交的文人，但凡其贬官发生在此时之后，均纳入晚唐统计，这样做或许统计更为准确，也更能反映文人在晚唐受贬的实况。

[2]《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

[3]《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

[4]俱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至卷二五七，《旧唐书》卷一九上《僖宗纪》、卷一三四《宦官传》。

[5]《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三年。

[7]《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

[8]《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二年。

[9]《新唐书》卷二二三《崔胤传》。

[10]《资治通鉴》卷二六一，乾宁四年。

[11]《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

[12]所谓文士逐臣，是指有诗文作品留存至今的贬官。不论数量多寡，倘有作品留存，均纳入文士逐臣统计，不一定是以诗文名世者。(https://www.xing528.com)

[13]此表盖从不同角度对所列87名寒门诗人进行统计，而非将87人分成不同的三类。故其间人数或有重叠者。

[14]《唐摭言》卷一。

[15]吕思勉:《陏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129页。

[16]事见《唐摭言》卷九。

[17]《唐大诏令集》卷五八《李德裕崖州司户制》。

[18]《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19]《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20]《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崔元略传》。

[21]《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

[22]《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綯传》。

[23]《唐语林》卷三。

[24]《唐摭言》卷八。

[25]《金华子杂编》卷上。

[26]《类说》卷二十五。

[27]《唐语林》卷三。

[28]《旧唐书》卷一六五《王凝传》。

[29]《新唐书》卷一七七《高釴传》。

[30]《太平广记》卷一。

[31]《唐语林》卷三。

[32]《唐摭言》卷九。

[33]《旧唐书·令狐滈传》。

[34]《新唐书·王铎传》。

[35]《全唐诗》卷七〇二。

[36]《全唐诗》卷六四七。

[37]《罗隐集·杂著》。

[38]《全唐诗》卷六五七。

[39]《全唐文》卷七三九。

[40]俱见许棠《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全唐诗》卷六〇四。

[41]《唐才子传校笺》卷九所考。

[42]罗时进:《唐诗演进论》考述卷《许浑年谱稿》。

[43]郑谷:《送许棠先辈之官泾县》，《全唐诗》卷六七四。

[44]许浑:《陪宣城大夫崔公泛后池兼北楼宴二首》其二，《全唐诗》卷五三五。

[45]《全唐文》卷七六六。

[46]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七《薛逢》。

[47]《全唐诗》卷六七四。

[48]章碣:《癸卯岁毗陵登高会中贻同志》，《全唐诗》卷六六九。

[49]《全唐诗》卷六九四孙郃残句。

[50]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426页。

[51]《唐才子传校笺》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