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唐贬谪之特点及发展趋势
从文宗大和初至哀帝末(827～907)，整个晚唐共80年。[1]据粗略统计，在这80年间，有姓名和贬地可考的贬官共约711人次，文士贬官约305余人次。
通过对晚唐各朝贬官的考察，可以发现影响贬谪的主要因素，除君主贤明与否之外，以持续不断的党争与佞相弄权、武人为祸最为显著。
党争是造成晚唐政治混乱的一大要因。由于天子对朝臣驾驭乏术，大权遂落于巧佞者之手，他们结党自固，打击政敌，排挤异己，贬官遂成其弄权的最佳工具。早在中唐后期、晚唐前期，朋党之争已成为佞相弄权的产物。持续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极尽互相打击之能事，其间虽有是非可辨，如李德裕等大体正道直行，算得上是贤相，而李宗闵、白敏中辈则近于巧佞，结党营私，但他们在党同伐异一点上，却都不遗余力，牛党对对方更是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到了后期，党争虽消歇，佞相弄权在懿宗朝却愈演愈烈，至昭宗朝更外倚藩镇，擅权营私，成为朝士被贬不可忽视的一个要因。
与初唐、盛唐、中唐相比，武人为祸在晚唐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以昭、哀两朝为甚。昭宗时，邠、岐、华、汴几大势力直接干预朝政，皆欲挟天子以令诸侯。景福二年，凤翔李茂贞兵临城下、乾宁二年邠宁王行瑜伙同三镇称兵犯阙、乾宁三年昭宗逼走华州、韩建则专制朝政，几番侵陵皆贬杀之声不绝于耳。凡此，已于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论述武人为祸时论及，兹不赘述。至若汴梁朱全忠，围昭宗于凤翔年余，继而诛杀张浚、崔胤及郑元规、陈班并崔胤所亲厚者数人，逼昭宗迁洛而弒，立十三岁之哀帝，又指使爪牙，杀昭宗九子于九曲池，诛朝士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为改朝换代作大清洗。白马之祸中，前宰相裴枢、崔远、独孤损、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太子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部王瓒等，均遭贬逐。“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六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2]这时的朝士，不仅无力阻止朱温篡唐，而且鲜有以复兴唐室为志者，多备位取容而已。昭宗被弑，罕见死节之臣;幼帝被立近一年，朱温篡位之志早已昭然，而此辈犹立于朝，其中多有心怀改朝换代亦不失禄位之想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已成朱温囊中之物的人，仍被朱温大量杀戮。武人为祸之酷烈，于此可见一斑。考史书所载，朱温原为砀山草民，从黄巢为盗，后叛黄巢立功，于诸侯争雄中渐有其地，乃一纯粹武夫，素恶书生无行。《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载: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抛开这种书生的浮习不谈，此事可看出朱温心中对书生一惯的厌恶之情。朱温出身低微，尤忌搢绅士大夫之浮薄无行，而昭宗朝以来食禄之士无节操、趋利害之行为，更反复加深了其衣冠浮薄的印象，故一夕杀之毫无顾惜。观其后对曾助其篡代之崔胤、柳璨、张廷范、苏循、苏楷辈的处理态度，可印证其对士大夫的厌恶。正因如此，故武人为祸所导致的贬官，也最为酷烈，受贬者多难自全。
此外，作为晚唐弊政之一的宦官乱政，并不直接引起大量贬官产生。仅有的一例是文宗大和五年宋申锡等数十人之贬，起因于文宗与宋申锡谋诛宦官，宦官为求自保反诬以罪，不是宦官主动作恶。至于“甘露之变”，李训、郑注诛杀宦官，情势急迫，招致宦官的疯狂反扑，且事起非常，宦官对朝士百官的报复为直接的血腥屠杀，超出了贬官所讨论的范围。(www.xing528.com)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在僖宗朝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一，宦官由幕后跃至台前。宦官之祸由来已久，但以往宦官均隐身幕后，挟禁兵之威，通过权力渗透来影响君主和大臣，干预朝政。而僖宗朝宦官则由隐而显，跃至台前，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俨然天下之主，发号施令，视人君若无有。前之田令孜，后之杨复恭，莫不如此。令孜使年幼天子专事游戏，以“阿父”身份专揽政事，“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3]。南北司虽有矛盾，但天子无权，朝臣则失去与宦官斗争的依托，或如卢携、豆卢瑑、韦昭度辈依附宦官以自固，或因循备位而已。及天子播迁于蜀，栖身田令孜之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檐下，朝臣更无力与宦官抗衡。故田令孜能两度挟天子出逃，罢王铎、崔安潜兵权付与李克用、杨复光，指使凤翔、邠宁两镇攻讨河中，号令皆出宦官之手。杨复恭接踵于后，传檄诸侯，除拜节帅，“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复恭”。僖宗朝宦官势力猖獗于此可见。其二，宦官势力的家族化。以往宦官止于群体势力胶固，至田令孜则为其兄陈敬瑄谋得三川之地，别造巢穴以备不测。及其失势被贬，则不奉诏令，退守蜀中以自固。杨复光、杨复恭兄弟(非嫡亲)先后握柄，复光征战有劳，复恭则承其弟之基业，收其弟之假子，“使典禁兵，或为方镇”，培植家族势力，达于中外。金山节度使杨守宗，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皆其手植。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及其被昭宗逐出，则出奔山南，依诸假子与朝廷对抗。[4]综而言之，宦官势力在僖宗朝因失去天子与朝臣两方面力量的制约，而臻于巅峰，至昭宗朝始盛极而衰。又因为宦官势力完全驾临于朝士之上，朝士力量不足以与之抗衡，亦无法形成大量流贬产生的局面。故晚唐时期由宦官直接导致的贬官不多，文士贬官更少。
晚唐七朝八十年间，对朝士贬谪的宽严随政局的好坏而变化起伏。文宗一朝，正邪两进，党争激烈，君主不能驾驭朝臣，权奸把持朝政，排挤打击不附己者。大和初年裴度、韦处厚，大和七年李德裕，开成初年郑覃、陈夷行相继三次短暂入主朝政，旋即被排挤逐出，造成贬官人次的增加，故文宗朝贬官尤盛。武、宣两朝，君主统御朝臣有术，政在人主，政治较为清明，故贬官人数有程度不同的下降。懿宗昏弱，政在臣下，权术之徒复大行其道。杨收、路岩、韦保衡先后弄权。但懿宗朝兵乱不息，朝廷疲于应付，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朝士的政治倾轧，故此期的贬官仅略有回升。僖宗朝君臣奔命于兵火之间，无暇顾及政治争斗，贬官亦无实际意义，故贬官人数锐减。其政局最糟，而贬官绝少，可视作一个特例。昭宗朝方镇皆欲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士多无品节，各依方镇自立甚或弄权，朝廷法令不易施行，故贬官较前朝进一步下降。哀帝朝朱温篡唐，对朝士除贬降外，还大肆杀戮，遂成为唐代最后几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一个时期。与上述贬官走势相应，晚唐各朝的文士贬官亦大体保持了这样一个或升或降的态势。
晚唐贬官的主体面貌亦经历了由朋党之争，奸相弄权到武人杀伐的变化。如果说文、武两朝的贬官主要是朋党之争，那么随着李党在宣宗朝的消亡，至懿宗朝则主要表现为宰相恣意弄权。至昭、哀时虽仍有崔昭纬、崔胤、柳璨弄权，但朝政的实际决定者却是藩镇武人，而武人更习惯以直接的杀伐来打击对方，故贬官往往是先贬后杀，哀帝朝尤其如此。
通过对晚唐贬官的考查，还可以发现自唐初以来一直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贬谪制度，在晚唐后期，呈现出渐趋隳败的趋势。贬谪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依赖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君主的绝对权威。贬谪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是无上的君权对臣下实施的一种强制性处罚。诏命一旦下达，被贬者只能顺从接受。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权力的实际执行者对贬官有重要影响乃至决定权，并不一定都经过君主这一环节，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假人主之威而行事，君权仍是起终极作用的力量。历朝的宰相弄权导致大量的流贬事件，更是窃人主之权，逞一己之欲，挟私报怨，把贬谪这一人主御臣之具窃作政治倾轧的利器。而到了僖宗朝，鸾舆播迁于外，号令出自宦官之手，天子威权几近丧失。光启二年正月，宦官田令孜劫僖宗幸宝鸡，僖宗使御使大夫孔纬至凤翔召百官从驾，“孔纬诣宰相欲宣诏招之，萧遘、裴澈以令孜在上侧，不欲往，辞疾不见。纬令台吏趣百官诣行在，皆辞以无袍笏”[5]。仅因一宦官在侧，天子蒙难而召之不赴，显示出朝臣心中君主的无上权威已出现严重危机。朝臣尚且如此，天子威权对地方州县杀伐正酣的武人来说，更毫无意义。随着天子威权的隳堕，贬谪的严厉强制性就会松动，贬官的执行就会打折扣。昭宗英睿，亦仅能维持天子表面上的权威，方镇武人数次胁迫，朝中宰臣亦阴结方镇谋一己权位。故朝士贬官中，多有巧为救援而违诏不行者。
其二，地方州县各级官府机构的配合执行。贬官赴任途中的限时催发遣送，到达贬所之后的限制、监管，谪居之后的考绩量移，凡此种种处置，都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机构来配合执行。而到了僖宗朝，群盗纷起，州县遍被战火，九州之地几无完土，朝廷已完全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由地方来配合执行贬官事宜已不可能。故僖宗朝基本不实施此类贬谪，而以罢权，退之散地为主。至昭宗朝，随着几大强藩的出现，局面渐趋稳定，然朝廷亦仅剩空壳，只有广州清海一镇尚在朝廷手里，其他州县皆为强藩所据。故昭宗朝的贬官，止于逐出朝廷而已。贬官重者直接赐死于道，轻者离开京城以后，朝廷已无法通过州县官属继续控制，一切只能依靠受贬者的自觉。赴任途中的限时遣送无法保证，谪居的限制、监管、考绩、量移亦无从谈起。自唐初以来逐渐形成的系统、完整的贬谪制度，已无法顺利地全面实施。
晚唐前期，贬谪制度仍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朝廷仍在不断发布调整有关处置的诏令;但乾符以后，渐不再见。事实上在懿宗时因战乱兴起，藩镇节度使的权势进一步扩大，贬谪制度的破坏就已现端倪。咸通三年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惨苛，至为军士所逐。“敕贬崖州司户，不肯之官，还至零陵，敕赐自尽。”[6]以贬地远恶不肯赴任，说明其时贬谪严厉的强制性或已有松动。至僖宗朝，上述贬谪的两个基本条件均不具备，遂有了公然的有恃无恐抗诏不行者。光启三年诏“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然令孜依陈敬瑄，竟不行”[7]，朝廷亦无可如何。至昭宗朝，违诏不行者渐习以为常。大顺三年宰相张浚、孔纬因讨沙陀兵败，分别远贬，“张浚至蓝田，逃奔华州依韩建，与孔纬密求救于朱全忠。全忠上表为纬、浚讼冤，朝廷不得已，并听自便。纬至商州而还，亦寓居华州”[8]。宰相崔胤于乾宁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三次被贬，皆求援于朱全忠，朝廷不得已，又还拜宰相。[9]乾宁四年贬西川节度使王建为南州刺史[10]，显然更是一纸空文。天复元年崔胤谋诛宦官，宦官忧惧不安，势将有激变，昭宗采纳韩偓建议，欲贬逐数人使其平息，然而“宦官自恃党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监军，或黜守诸陵，皆不行，上无如之何”[11]。无论朝士、节帅、宦官，但有所恃，皆视朝廷的贬谪诏书如废纸，贬谪诏令只能部分地实施于尚未丧品节的朝士。由此可见，盛行唐代两百多年的贬谪制度，随着唐末国运的急转直下已日渐隳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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