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孤愤与贬谪文学研究

第二节　孤愤情怀与悲壮格调

元和贬谪文学的风格特征不只是悲伤，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深沉激越乃至冷峭劲健的一面，而且相比之下，这种深沉激越、冷峭劲健倒是更能代表它的本质特征。换言之，前者作为元和贬谪文学的基本风貌，是为共性，后者则构成元和贬谪文学的独特风格，是为个性;前者虽然突出、集中，具有群体性的特点，但毕竟对前人作品的风格没有大的突破，后者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但却大大超越了前人，体现出了元和贬谪文学的新精神，亦即悲剧精神。

综观元和之前的唐代贬谪文学作品，悲伤确是极度的悲伤，但在悲伤之余，却较少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在悲叹生命和思乡怀归的题旨之外，较少展露出一种建基于生命意志之上的至大至刚情怀;而这种缺乏，在元和贬谪文学中则得到了有力的补足。表现在风格上，首先便是极度深沉的激越悲壮;表现在内容上，便是元和逐臣所一再申明的“孤愤”情怀。

所谓孤愤，自然以愤为中心，但也包含着浓郁的悲伤。这里，悲伤是孤愤的前提，孤愤是悲伤的发展;孤愤赋予悲伤以深度，悲伤则增加了孤愤的浓度，二者相包相容，不可或缺。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最先提出与孤愤相关的“孤臣”概念:“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朱熹注谓:“孤臣，远臣;孽子，庶子;皆不得于君亲，而常有疢疾者也。”^[24]由此可知，孤臣者，孤立无援之臣也，不得于其君之远臣也。与孤臣相对应，孽子即庶出之子，不见爱于双亲之子。对逐臣来说，他们被抛弃在荒远之地，远离朝廷，不仅不得于君，而且还要受到多方面的迫害打击，无疑属于孤臣;同时，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君、亲本是一体的，因而他们的身世遭际又形同孽子。所以，柳宗元说自己“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刘禹锡说自己“孤臣本危涕，乔木在天涯”(《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韩愈则将自己比作失母的弃儿，既深深致怨:“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又自悲自伤:“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履霜操》)在这里，无论是孤臣之愤，还是孽子之恨，都偏重于被君、亲抛弃而导致的凄凉哀怨。从本质上说，它与前述因悲叹生命和思乡怀归所产生的悲伤意绪并无大别。

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凄凉哀怨中又包含着孤臣孽子基于生命沉沦的强烈愤激，而其生命之所以沉沦，主要又是因了心性的孤直，所以，孤愤的另一重含义，便理所当然地指孤臣孽子因孤直而不容于时、见弃于世的愤慨。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司马贞《索隐》谓:“《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韩非子·孤愤》注谓:“言法术之士，既无党与，孤独而已。故其材用终不见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长号，韩公由之寝谋而内愤。”^[25]综上所言，所谓“孤愤”已于哀凉悲怨之外增添了一种由人生感恨长久郁积而向外喷发的怨怒抗争情怀。对元和贬谪士人来说，他们无一不是孤直而不容于时之士，也无一不有“愤孤直不容于时”之情，所以刘禹锡明言:

昔称韩非善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而(余)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上杜司徒书》)

在今古遥接的跨时空联想中，已自深寓了特具历史内涵的人生悲凉，而自身不容于时、见弃于世的现实遭际，更孕育了诗人“独深悲之”的一腔愤懑。“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同上)于是，在元和贬谪文学的群体鸣唱中，一种郁怒不平、深沉激越的情怀和格调便自然形成，而与之相伴的不同表现形式也纷至沓来。

一、由内向外喷发不可遏止的直接抒情方式

元和逐臣或借物咏志，表示自己的顽强不屈;或直抒胸臆，畅泄内心的悲怨愤懑;或长歌当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从而多方面地表现了他们的悲剧抗争精神。

元稹被贬以后，创作了大量抒愤之作，令人读来，煞是激切悲壮:

箭镞本求利，淬砺良甚难。砺将何所用，砺以射凶残!(《箭镞》)

誓以鞭奸顽，不以鞭蹇踬。……惜令寸寸折，节节不虚坠!(《野节鞭》)

以箭镞、野节鞭自喻自励，见出刚直激切之心性;与凶残、奸顽誓不两立，更见出向善仇恶之志节。在《三叹》中，他再次借孤剑表露心迹:“孤剑锋刃涩，犹能神彩生。有时雷雨过，暗吼阗阗声。”并把自己比作一匹不羁的天马:“天骥失龙偶，三年常夜嘶。哀缘喷风断，渴且含霜啼。”这里，志节、心性的表白是抒发孤愤的一种有效方式。元稹本即因心性激切、志节刚直而遭贬，而今他不仅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愈加坚贞，其中包含的不正是决不妥协、决不后退的愤激之情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愤激之情就是“酣歌离岘顶，负气入江陵。……啸傲虽开口，幽忧复满膺”(《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韵》)、“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固然，后期的元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衷，并因“羸骨欲销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的同州之贬，发为悔悟从前的慨叹:“剑头已折藏须盖，丁字虽刚屈莫难。休学州前罗刹石，一生身敌海波澜。”(《寄乐天二首》其二)从以刚直锋利的宝剑、箭镞自喻，到将已折之剑头藏起，将象征刚强的“丁”字揉屈，预示着元稹心性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却并不能否定诗人前期作品中大量存在的孤愤情怀和顽强精神，而且即令在后期作品中，类似的孤愤情怀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诚如美学家所言:“如果作者有尘俗之气，那也并不否定他的作品的简淡稚拙。我们应当就作品论作品，而不应当因人而异。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作品往往是作者人格分裂的表现:他在现实中被异化了，但却力图在艺术中过另一种生活，做另一种人。他说的是真话。”^[26]事实上，元稹那种不甘被贬而始终愤填胸臆的言辞，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强烈的，强烈到时时骚动于胸并向外涌流的程度:

雷轰电烻数声频，不奈狂夫不籍身!纵使被雷烧作烬，宁殊埋骨飏为尘?(《放言五首》其三)

除非入海无由住，纵使逢滩永拟休。会向伍员潮上见，气充顽石报心仇!(《相忆泪》)

这些诗句愤激悲怨，无丝毫儿女之气，充满强烈的复仇精神，若非一种源于人性深处的生命意志在支撑着他，岂能如此震聋发聩?“半夜雄嘶心不死”(《哀病骢呈致用》)、“尚有云心在鹤前”、“若见中丞忽相问，为言腰折气冲天!”(《送友封二首》其二)很明显，正是这种既充满郁愤又不甘屈服、既有所期待又倍感苦闷的精神状况，构成了元稹多数贬谪作品激切雄直而不乏悲壮的主体格调。

与元稹相比，柳宗元、刘禹锡的孤愤尤其强烈深沉。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对自我遭际绵延不绝的悲叹，也有对人格志节终始如一的表白，而表现更多的，却是生命沉沦数十年郁积而成的极其深广的孤臣之愤。“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柳宗元《入黄溪闻猿》)“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刘禹锡《秋风引》)这是何等寂寞苍凉的心境!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忧愤不平!不是吗?世事混浊，人间多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生命空被荒废，欲一返而不可得，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整日与穷山恶水为伴，或“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忧惴慄，常集方寸”(刘禹锡《上杜司徒书》);或“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长歌之哀，过乎恸哭”(柳宗元《对贺者》)，内心的承受力已达极限。当此之际，他们于悲伤之余，怎能不深感愤懑?又怎能不将此愤懑借文学作品倾泻而出?

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刚刚遭到政敌严酷打击被贬遐荒的刘禹锡，又听到了顺宗死去的消息，面对险恶的政局，他不能不忧愤交集:“湘灵悲鼓瑟，泉客泣酬恩。……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这里表现的，不正是一颗在风雨飘摇中既深深颤慄又愤激无比的孤臣心灵么?在《华佗论》中，他更强烈地抒发了这种激情，公然对专制君主杀戮人才的行为提出抗议:“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乌用书佗之事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深感专制政治的压抑，必然产生强烈的不平;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获得的时候，不能不产生强烈的怨愤;强烈的怨愤与强烈的不平合于一途，喷薄而出，则其冲击力之大，不难想知。请看:

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焉。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时。……稽天道与人纪，咸一偾而一起。去无久而不还，棼无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

在这篇《谪九年赋》中，刘禹锡反复申说，一再强调，郁积胸中的无比怨愤跃然纸上。

李涂《文章精义》谓:“子厚发之以愤激”，甚确。通观柳宗元的诗文，几乎篇篇染满孤臣悲伤愤怨的斑斑血痕。在《祭吕衡州温文》中，柳宗元怀着万分的悲痛，长呼苍天:

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吾固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今于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天乎痛哉!……道大艺备，斯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岂非修正直以召灾，好仁义以速咎者耶?

这里，诗人对好友吕温的早逝充满悲哀怨愤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将吕温的早逝归咎于“天”，而又明言“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可见“天”只不过是诗人泄怨的表面对象，而真正的对象无疑是导致吕温被贬的专制政治;另一方面，诗人与吕温同是革新派成员，又都遭贬，因而他悲悯吕温，即是悲悯自己，他说吕“修正直以召灾，好仁义以速咎”，即是对自己和其他被贬友人之身世遭际的深深不平，是对专制政治颠倒黑白、不分贤愚做法的强烈抗议，而祭文中“呜呼天乎”、“天乎痛哉”的反复出现，则大大强化了诗人不平和抗议的程度，并使得他的激愤情感如大江出闸，滔滔东注，无遮无拦。

同样的孤愤情怀还突出地表现在柳宗元写给许孟容、杨凭、裴埙、萧俛、李建等人的书信中。这些书信备述身世遭际，痛陈是非曲直，但见泪痕，不睹文字，充满着巨大的人生感恨和悲剧气息。孙琮评《与裴埙书》谓:“通篇纯作愤懑无聊文字，极写怨望心事。前二段，自述得罪之由。中后四段，凡怨望朝廷，写作两番;怨望友朋亦写作两番。此不是重复:盖怨望朝廷而不得伸，转而望之友朋，怨望友朋而不得伸，又转而望之朝廷。望之朝廷而终不得伸，于是决意望之友朋。故作四段写来，展转反复，纯是一片愤懑无聊情况。孤臣心事，极力写尽。”^[27]又评《寄许京兆孟容书》云:“鹿门先生谓此书与马迁《报任安书》相似，然亦有大不同处:迁书激昂，此书悲愤;迁书写得雄快，此书写得郁结;迁书写得慷慨淋漓，此书呜咽怜惜。分道扬镳，各臻其妙。”^[28]且不说这两段评语所评是否恰当，仅就其对子厚愤懑悲伤之九转哀肠的揭示而言，就其所下“悲愤”、“郁结”、“孤臣心事，极力写尽”等断语而言，亦可谓准确抓住了贬谪诗人孤愤情怀的要义真谛。

“指白日以致愤兮，卒幽颓而不列。……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吊苌弘文》)是死亡，以其内含的对人生的巨大威胁，唤醒了贬谪诗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意识，也使他们在对道德人格的执著中，表现出了虽悲凉却无所畏惧的人生态度和忠愤情怀。所以柳宗元在其诗作中一再表示了他对混浊时事的强烈激愤:“理世固轻士，弃捐湘之湄”(《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希声门必_{大朴，聋俗何由聪”(《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苟}女俞世之谓何兮，言余心之不臧”(《吊乐毅文》)，“众情嗜奸利，居货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齐斧来相寻。揽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众所贱，谁念岁寒心?”(《感遇二首》其一)这里的所谓“理世”不过是正话反说，“聋俗”、“女俞世”才是它的真正含义。正是在对这聋俗女俞世的指斥中，我们看到了柳宗元这位中世纪诗人“愤孤直不容于时”的全部苦闷和郁怒不平。

二、对政敌猛烈鞭挞的寓言讽刺方式

通观元和贬谪文学可知，借寓言诗、寓言文以讥讽政敌、抒发郁愤的作品是大量的、引人注目的。一方面，元和逐臣的遭受打击、生命沉沦，几乎无一不与权臣佞倖的从中作祟有关，因而，他们对权臣佞倖及其追随者不能不怀有满腔的义愤;另一方面，他们“身居下流，为谤薮泽”(柳宗元《答问》)，在严酷的政治压抑和恐怖气氛中，又难以将心中的仇恨和义愤直白无隐地和盘托出，于是，便托物讽谕，指桑骂槐，言此意彼，抒忧泄愤。

在《骂尸虫文》中，柳宗元把政敌比作阴秽变诈以害于物的尸虫，怒不可遏地予以痛斥: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肓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柳集韩注谓:“公此文盖有所寓耳。……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29]此解甚确。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宗元曾对昔日受谗情形痛苦地追忆道:“宗元早岁……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诃万端，旁午搆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将此追忆与前引《骂尸虫文》作一比照，则二者何其相似乃尔!很明显，那些“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的尸虫，正是现实中对“以中正信义为志”的诗人怨詈谗毁的“射利求进者”、“强暴失职者”。进一步说，柳宗元正道直行而遭谗毁、而被远贬;远贬之后这谗毁仍无休止，甚至“谤语转侈，嚣嚣嗷嗷”(《与萧翰林俛书》);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不在备感冤屈的同时而义愤填膺?又怎能不对人世的“尸虫”们予以激切的斥骂?

为了发泄压在心头的沉重郁愤，柳宗元更将政敌比作蝮蛇、王孙，把混浊的政治比作曲几，嬉笑怒骂，正话反说，极尽讽刺、批判、鞭挞之能事。在他看来，现实社会不过是“欹形诡状，曲程诈力”的“末代淫巧”之世，此世“人道甚恶，惟曲为先。在心为贼，在口为愆”(《斩曲几文》)。正是这样的社会，豢养了一批蝮蛇、王孙般的小人，他们或是“蓄怒而蟠，衔毒而趋，志蕲害物，阴妒潜狙”，“缘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摇风动，百毒齐起，首拳脊努，呥舌摇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宥蝮蛇文》);或是“跳踉叫嚣兮，冲目宣齿斤。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属于“甚可憎”之类。因而，作者明确表示:决不与此恶类同流合污，而要“退优游兮，惟德是效”，并召唤“山之灵”从昏睡中醒来，除此恶类(《憎王孙文》)。宋人晁补之有言:“王孙、尸虫、蝮蛇，小人谗佞之类也;其憎之也，骂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之意也。”^[30]核之柳文，此语诚然。

刘禹锡则善于用寓言诗的形式斥骂政敌。在《百舌吟》中，他将党人群小比作“绵蛮宛转似娱人，一心百舌何纷纷”的百舌鸟，对其“笙簧百转”、“迎风弄景”的变诈诡谲、骄横自矜之态予以尖刻的嘲讽，并以极度轻蔑的口吻说道:

天生羽族尔何微!舌端万变乘春辉。南方朱鸟一朝见，索寞无言高下飞。

这里，对“舌端万变”之百舌亦即善造谣言、谗毁正人之群小的极度轻蔑，既源于对他们狐假虎威、外强中干之本质的深层透视，也源于诗人对自我的坚定信心;前者使诗人能身处逆境而不为所动，后者则赋予诗人与之顽强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因而，在《聚蚊谣》中，当那些象喻群小的飞蚊发着如雷的声音，“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的时候，当“昧者不分聪者惑”，尽皆恐慌畏惧的时候，诗人尽管受其“利嘴”叮咬:“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仍然以必将胜利的自信说道:“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飞鸢操》中。表面看来，飞鸢与百舌的宛转娱人、蚊虫的伺暗伤人不同，它振翅高飞于青天长空之中，“游鹍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似乎很勇猛，很高雅，可是，它争食和躲藏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忽闻饥乌一噪聚，瞥下云中争腐鼠。腾者砺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鸳雏。畏人避犬投高处，俛啄无声犹屡顾。”你看，这是何等的贪婪、鄙陋!何等的外强中干!所以诗人最后说道:

天生众禽各有类，威凤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

这里表现的仍然是蔑视，是充满强烈愤慨的蔑视;同时，由此蔑视也益发显示了诗人羞与为伍而向慕“仁义”的凛凛气骨。也许正是这种蔑视和气骨，使得上述诗作于强烈的孤愤情怀外，别具一种深蕴人格力量的悲壮风采。

韩愈被贬之后，也创作了一些借物寓意的讽刺诗作，借以抒发内心的郁愤。如《射训狐》这样说道:

有鸟夜飞名训狐，矜凶挟狡讠夸自呼。乘时阴黑止我屋，声势慷慨非常粗。安然大唤谁畏忌，造作百怪非无须。聚鬼征妖自朋扇，摆掉栱桷颓涂。

曰“造作百怪”、“聚鬼征妖”，则此名为训狐的恶鸟显指党人群小;曰“乘时阴黑止我屋”，则此党人群小又无疑与诗人的被贬有关。由训狐的“矜凶挟狡”，可见其险恶之心;由训狐的“声势慷慨”，可见其嚣张之态;它不仅造作百怪，中伤正人，而且得寸进尺，“意欲唐突羲和乌”。因而，诗人深恶痛绝地举箭往射，“一矢斩颈群雏枯”。在《东方半明》中，诗人进一步以空中星、月为喻，将整个政局比作“东方半明大星没，独有太白配残月”，对象喻群小的太白、残月发出警告:“嗟尔残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须臾期。残月晖晖，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言外之意在说:天很快就要亮了，你们“同光共影”的时间和寿命都将到尽头了。程学恂评云:“此诗忧深思远，比兴超绝。”^[3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二诗均作于韩愈初贬阳山之时，其讽刺对象论者多谓指王伾、王叔文等“群小”。设若此说不误，则韩愈的诗作便涉有攻击革新派之嫌。怎么解释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不管韩愈讽刺的对象是谁，他在诗中表现的忧愤情感都是真实的、深刻的，都与他的被贬紧相关联。也就是说，由于他是被贬的，便不能不有怨愤，当它借寓言讽刺的手法表现出来时，同样能产生类似柳、刘寓言诗文那种绪幽以远、激切悲壮的艺术效果。

三、将强烈孤愤纳入饱经沧桑的悲凉心境，去审视社会、解悟人生的理性认知方式

对元和逐臣来说，自身的孤愤和悲伤，为他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人生的新的视角，而视角的改变，则大大深化了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深度。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刘禹锡《九日登高》)

人世的路途有如崎岖高峻、湍流急奔的山河，险恶无比;君主专制和社会政治的内幕有如层层缭绕的烟雾，深不可测;这些事理平昔也曾想到，但终有隔膜，只有当身遭打击、亲历其境的时候，只有当产生了巨大的人生感恨并将此感恨融入肌骨的时候，感触才益发深刻;而生命年复一年的沉沦，情感年复一年的凝聚，更给这深刻的感触增添了一种“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刘禹锡《和仆射牛相公寓言二首》其二)的理性成分。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歧别，何年待汝归?(柳宗元《三赠刘员外》)

是长久的生命磨难加深了诗人的社会认知，是险恶的社会现实教给了诗人书本所无的人生经验，而当这认知和经验早已铭刻在了心里，当再度遭受打击远赴穷荒不得不与好友扬镳分道之际，诗人想到的已不是卧薪尝胆的十年生聚，东山再起，而是饱含沉痛与省悟的对社会政治的厌恶和避离了。是呵，“世间人事有何穷?过后思量尽是空”(刘禹锡《重寄表臣二首》其二)、“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二)面对匆匆过往的人事，回首一次次被贬被放的遭际，怎能不使贬谪诗人怀着深深的戒惧和忧愤而生出万端感慨?所以，在刘禹锡的诗篇中，出现了大量融孤愤情怀与悲凉心境于一体的透视世事人心的力作: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竹枝词》其八)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庙》)(www.xing528.com)

一面是凝聚心头化解不开的孤臣之愤，一面是由此一己之愤而彻悟到的人情事理。惟其孤臣之愤极深，故所见人情事理至透彻;惟其对人情事理有透彻的理解，故诗句内蕴极丰厚、命意极精警。这是对古今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的概括、揭露和批判，也是诗人长久愤世嫉俗之情的抒发。“长恨”，见出诗人长久郁积的对那比瞿塘还要险恶之“人心”的无比憎恶;“怕立功”，见出诗人在深刻反思中对历代忠良悲剧命运的体察和自我遭际的切身感受。而所有这些，无不源于并不断加剧着诗人内心的不平和悲凉: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

在这首题名《视刀环歌》的小诗中，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悲恨情怀!后人评此诗曰:“夫机贵密，泄则败。世间喜开口者多为不开口者所害，故一切深意人不易开口，鉴言语之为祸而始知不如人意之深也。……‘今朝两相视’，‘两’字指刀与环而言;‘相视’，非梦得视刀环、刀环亦视梦得之谓，是梦得视刀复视环、视环复视刀也。……梦得有极不平事在心，尽用得刀着，然其无柄，见此环念头又顿消歇下去，故不赋刀而赋刀环也。”^[32]联系到刘禹锡的心性遭际和前引作品来看，不能不说这段评语是颇有见地的;似乎也正是这种既“有极不平事在心”而又将此不平予以沉潜的悲恨情怀，大大增加了刘诗的理性深度。

柳宗元著名的《三戒》人已熟知，它通过《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三个寓言故事，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柳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人生体察，其深刻意义诚如论者所谓:“就麋和鼠来说，它们的下场意味着胜败存亡并不在于当事者本身的道德性格或是它保护人的权势;而黔之驴的寓意则更进一步提供了例证:在毫无道德概念或环境势力干扰的情况下，自然律继续起作用，其结果与当事人的道德性亦无关。《三戒》固然包含了驴之自大、鼠之暴虐、麋之愚弱，但其共同点却在于说明自然最终无感于人的偏见和人欲控制自己和别人命运的徒劳无益。”^[33]如果说，《三戒》所阐发的生活哲理在涵纳作者人生体验的同时还具有较大的宽泛性，那么，在《复吴子松说》和《宋清传》中所表现的理性认知在包孕作者人生体验一点上便无疑更为突出、更为集中了。《复吴子松说》是一篇借题发挥、不平而鸣的短文，文中针对吴武陵关于树表皮何以有斑驳奇诡之纹、人何以有贤不肖、寿夭、贵贱的疑问，谈了作者的看法，并由此引申一层:

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仕者，皆学于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于此者。征之，犹无以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肤之问为物者有无之疑，子胡横讯过诘扰扰焉如此哉!

混浊反戾的世风，贤愚倒置的现实，乃是引发作者悲之愤之的前提条件，而作者才而见弃的自身遭际以及由此生发的孤愤情怀，在冷静思考后转变为深刻的思想，则愈发加强了文章的穿透力。在《宋清传》中，作者描写了一位急人之难、乐施好善的药商宋清。尽管宋清“以是得大利”，但其“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由宋清之作为反观世间人际关系，作者不禁慨然长叹: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

先以“市道交”论清，认为清所为者远胜“今之交乎人者”;继以“非市道人”论清，指出清之品格远胜“以士大夫自名者”。前者借清之真诚反衬众人之虚伪，后者借清之高雅反衬士大夫之庸俗。“炎而附，寒而弃”，道尽了人情之冷暖;“反争为之不已”，道尽了世风之女俞薄。柳集韩注谓:“公此文在谪永州后作。盖谓当时之交游者不为之汲引，附炎弃寒，有愧于清之为者，因托是以讽。”^[34]此说固然不错，但在其讽谕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深沉的情感，那就是作者在饱经“穷困废辱”之折磨后日益强烈的孤臣之愤，正是这种愤，给了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辨别是非的智慧。

《行路难三首》更集中地表现了柳宗元对艰难世事的洞察及其孤愤情怀。第一首写夸父逐日、力尽道渴而死后，“狐鼠蜂蚁争噬吞”的悲剧经历，并以北方短人与之作比，发为“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的感叹。第二首写虞衡率人滥伐山间大木，使得“群材未成质已夭”;而到“柏梁天灾武库火”时，已无法补救，只剩下“匠石狼顾相愁冤”了。因而，诗人深有感触地说道:“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第三首借“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之盛景与“雪山冰谷晞太阳”、“死灰弃置参与商”之衰景的对比，深刻指出:“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这三首诗意在说理，而冠以“行路难”之名，说明在其表述的哲理中，深寓着诗人历尽人世艰险而大彻大悟的感怀和孤愤。所以，注解柳诗的韩醇指出:

三诗意皆有所讽。上篇谓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终天年。盖自谓也。中篇谓人才众多，则国家不能爱养，逮天下多事，则狼顾而叹无可用之才。盖言同辈诸公一时贬黜之意也。下篇谓物适其时则无有不贵，及时异事迁，则贵者反贱。盖言其前日居朝行而今日贬黜之意也。^[35]

这段解说大致符合柳诗旨意，但深一步发掘还可看到:诗中对夸父遭遇的描写，不仅深寓着诗人自我的英雄末路之悲，深寓着他对复杂人生的深刻解悟，而且表现了他对“睢盱大志小成遂”之社会不公的深深不平;诗中对材木惨遭砍伐的描写，既借物喻人，深自感伤，又抒发了对专制政治扼杀人才的极度愤懑;诗中对贵贱易位、世事变化的描写，不独是写自己由高而低的生命沉沦，它更是对整个人生世事的透彻体认，其中包含的，与其说是一人一时一事的感慨，毋宁说是超越具体人事时空的哲理表述以及由此外溢的一种宇宙性悲凉。别林斯基认为:诗的“感情越深刻，思想也越是深刻”，“思想消灭在感情里，感情又消灭在思想里，从这相互的消灭就产生了高度的艺术性”^[36]。衡之柳宗元上述作品乃至其他贬谪诗人的同类作品，几乎无不与此感情和思想的紧密融合亦即具有强烈孤愤情怀的理性认知相关。

四、意悲境远、感慨无端的咏史、怀古方式

将现实悲怨融入对历史的观照、反思之中，既使得咏史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又赋予怀古以丰厚的现实内蕴和情感深度，也是元和逐臣孤愤情怀的一种表现。

诗是心灵的窗口，真正激动人心的诗作必定具备哲学的浓度，真正深刻的历史观照也应反映人的现实精神，而这种现实精神，在元和逐臣这里便具体表现为基于自身悲剧命运的忧愤和抗争。柳宗元《咏史》云:

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嗛嗛事强怨，三岁有奇勋。悠哉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熇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风波欻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

这首诗以战国时期的名将乐毅为歌咏对象，而又暗自关合诗人的身世遭际:乐毅先事燕昭王，颇受重用，为燕拔齐七十余城，立下卓越战功，这就有如诗人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为顺宗信用，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使得“市里欢呼”^[37]、“人情大悦”^[38];乐毅在燕昭王卒后，备受燕惠王猜忌排挤，不得已而降赵，流落异国，就如同诗人等革新派成员在顺宗刚退位后即遭宪宗打击，被贬荒远。历史的相似性是惊人的，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的命运的相似。当这相似的命运在历史上一再出现，并由后人自觉观照前人同一命运的时候，怎能不慨然有动于中?“风波欻潜构，遗恨意纷纭”，这是何等深切的历史经验总结!又是何等沉痛的自我心声表露!设若柳宗元没有生命沉沦的苦难遭际，没有“怅望千秋一洒泪”的孤愤情怀，决说不出这等沉痛的话来。

同样的情形更突出地表现在《咏三良》中。三良即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秦伯任好卒，三良皆被殉葬^[39]。《咏三良》即取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故事本极简略，但到了柳宗元手中却得到了大大的扩展和丰富: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这段文字从具体参政到殉死身亡，写得有声有色，情感激腾澎湃，极具现实意味，若非有切身参政经验如柳宗元者，便很难写得出来。联系到柳宗元在《冉溪》中所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则此“一心在陈力”数语岂不正是诗人对革新派成员当年勇于参政之行迹的追述和表白?如果再联系到王叔文被赐死，王伾、凌准相继贬死的事件，则此处对三良殉死的咏叹，又何尝不可视作是对王叔文等惨死的悲悼?更进一步，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一事在历史上是颇受非议的，但诗人在此却一反传统看法，移花接木，将穆公开脱出来。一方面，曰“明后”，曰“恩义皎如霜”，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在在表现出君主之贤明与君臣关系之紧密;另一方面，又郑重指出:“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那么，这让三良殉死者究系何人?从下文来看，并非穆公，而是穆公之子康公。为了说明这一点，诗人进一步引用魏武子卒，遗命令嬖妾殉死，而其子改其命的故事^[40]，说道:“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意思是说，魏武子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因为已认识到其父被疾病搞糊涂了，遗命不需要遵从;由此引申开来，则秦穆公又何尝不是这种情形?设若秦穆公也是“疾病命固乱”，则其子康公即不应遵从父命，而应像魏武子之子那样去做;可是，康公不仅没有这样做，坚持了“礼所非”的殉葬制度，而且所殉之人竟是三良，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因而，诗人对此行径不能不义愤填膺，以至公开宣称: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柳集孙注云:“彼狂，谓穆公子康公也。”^[41]这话虽然不错，但还只是就史论史之言，实际上，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咏史层面，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了。他欲讨伐康公，实乃鞭挞宪宗;他为穆公开脱，实则为顺宗张目;他称赞三良与穆公的生时同体，死不分张，实指王叔文等与顺宗同归于尽，借以慰藉忠魂;他咏叹三良的被殉而死，实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剧命运，借以抒发孤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柳宗元为何一再选取历史上父子相悖的事件(如燕昭王父子、秦穆公父子、魏武子父子)为歌咏题材?他为什么会为一历史事件而大动肝火，竟至于去“讨彼狂”?为什么他不去声讨史家一再批评的令人从死的秦穆公^[42]，而要去声讨那几乎无人提及的秦康公?为什么他的咏叹对象又都是与自己身世遭际相类似的乐毅、三良之流?在高明的诗人那里，历史往往即是现实，对史事的怀想即是对今事的思考，而为古人鸣冤也就是为今人叫屈。清人冒春荣有言:“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43]就此而言，柳宗元的上述作品诚可当之。

柳宗元之外，其他逐臣如韩愈、白居易皆有咏史、怀古之作，而且其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也都融入了作者的现实意绪。如白居易谪居江州时作《昭君怨》一诗，末云:“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借昭君见疏终被远弃之事以影己事，怨君之情溢于言表;不久，白居易自江州量移忠州，由司马升任刺史，这使他一方面感到君主还没忘了自己，怨君之情稍减，一方面则因官虽进而地益远，终难返朝，不免继生悲恨。于是在量移途中，又作为《过昭君村》一诗，咏史抒怀:“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岱北骨，不返巴东魂!”这两首诗，同咏一事，却发生了从“自是君恩薄如纸”到“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的明显变化，如果不联系到诗人处境情感的变化，那么这一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韩愈于元和十四年赴潮州贬所途中作有《题楚昭王庙》一诗，甚是悲凉:“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蒋之翘评云:“吊古诗只是伤今，不更及古，而思古之意，自是凄绝。”何焯评云:“意味深长，昌黎绝句中第一。”^[44]细细想来，假若没有诗人朝奏夕贬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以及苦闷沉重的孤臣情怀，没有由此命运和情怀凝铸就的精神意脉贯穿其中，则此诗很难具有如此的深沉感、悲凉感。

然而，在元和逐臣中以咏史、怀古而独占鳌头的，不是韩愈、白居易，也不是柳宗元，而是“以气为主”^[45]、“用意深远”^[46]的刘禹锡。刘的咏史、怀古之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写得好，意悲境远，感慨无端，调响词练，高华深稳，在中唐诗坛洵为大家。综观刘禹锡此类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重在表现主观情感，亦即咏史而兼抒怀抱，用意明朗直接，情怀悲愤沉痛。如《咏史二首》云: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二诗所咏皆汉代史事，而表现的则是强烈的现实愤慨。史载:任安(字少卿)事大将军卫青，后卫青权势日退，而骠骑将军霍去病日益贵盛，“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47]。又，贾谊少年高才，满腹经纶，然终不为文帝信用，且遭远贬^[48];而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49]。在这里，刘禹锡取此诸事，先于第一首中高度称赞了任少卿不以权势富贵而移徙志节的态度，表明了自己不肯降心辱志而欲砥柱中流的决心;继于第二首中通过贾谊与卫绾的两相比照，发出饱含悲愤的一问。事情很明显:贾谊才高而见弃于世，卫绾平庸却获致高位，这该是何等的不公!而这不公显然是那位号称贤明的汉文帝及其时代造成的。往者已矣，继者如故，放眼现实社会，有才者不得其用，无才者平步青云，试问，又是谁造成了这贤不肖的倒置?如果说，诗人的身世遭际恰与贾谊相似，在对贾谊的同情中即已深寓了他的不平，在对文帝的讽刺中即已深寓了对现实君主的批判，那么，诗人与任安相似的处境便不能不激起他与任安相类的刚直心性，不能不强化他身处浊世独立不移的孤愤情怀。所以，在《咏古二首有所寄》中，他游心于古，瞩目于今，借咏汉光武与阴丽华之事，说出了“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的话来。“初心”者，昔日之信念也。这是劝告友人的话语^[50]，也是诗人的自我表白，而就咏史言，又全不说破，若即若离，粘中有脱，令人读来，别是一番情韵。

第二种类型重在观照历史，亦即怀古而兼寄感慨，用意含蓄隐微，情感深沉厚重。换言之，这类作品的现实针对性不是那么强，主观意绪不是那么显，往往是抚今思古，怀古感今，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凉孤愤，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深度、力度。且看《金陵五题》的一、二两首: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这是两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前人评《石头城》云:“山在，朝(潮)在，月在，惟六国不在，而空城耳。是亦伤古兴怀之作云耳。”^[51]“石头为六朝重镇，今城空寂寞，独明月不异往时，繁华竟在何处?”^[52]“山无异东晋之山，潮无异东晋之潮，月无异东晋之月，求东晋之宗庙宫室、英雄豪杰，俱不可见矣。意在言外，寄有于无。”^[53]评《乌衣巷》云:“此叹金陵之废也。朱雀、乌衣，并佳丽之地。今惟野花夕阳，岂复有王、谢堂乎?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54]“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55]这些评语虽角度稍异，而归趣则一，即都认为两首诗饱含着诗人遥想人世变迁、盛衰更替而生发的深沉感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似乎还不够深入。张震谓《乌衣巷》“亦有刺风，非偶然之作”^[56];徐曾进一步指出:“言‘百姓家’已大为燕子不堪，又加‘寻常’二字于其上，则为燕子旧时主人何堪?故知不是扫燕子之兴，是扫王、谢之兴;王、谢之兴为何去扫他?盖欲扫当时执政之兴也。”^[57]此二说认为刘诗怀古而兼寄讽谕，其中寓有现实郁愤，不为无见，然仍觉稍有间隔。联系到刘禹锡在诗前小引中所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可以得知，此数诗并非登临古迹之作，而是“逌尔生思，欻然有得”的产物，而这时诗人身陷谪籍已达二十一二年之久。由于是在沉思联想中所得，则其中必然杂有浓郁的主观意绪;由于是在生命长久沉沦后所作，则此主观意绪必定包蕴着诗人历史不堪回首、人生不堪回首的无限沉痛;而当这种饱含沉痛的主观意绪自觉不自觉地贯注于诗篇之中时，也就必然会给诗中景物统统染色，举凡萧条之故国、寂寞之空城、惨淡之夕阳、无主之燕雀，无不呈现出历经沧海桑田的荒冷空寞气氛。这是人生的巨大悲凉，也是人生的巨大感恨，这悲凉，这感恨只能源于历经人生苦难的诗人心灵，而且也势必导致其怀古之作的内在沉重。在这里，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了一位思想家、政治家而又是孤臣的贬谪诗人反思历史的力度，体察人生的深度。这种力度和深度不独表现于上述二诗中，而且在其他同类作品中也清晰可辨: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

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波。绮罗随世尽，麋鹿占时多。筑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辇路，唯有采樵歌。(《姑苏台》)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荆州道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

这些诗作无不低回夷犹，力透纸背，沉重苍凉，感慨遥深。固然，其中并不乏总结历史教训，以为“有国存亡之鉴”^[58]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则是充溢于诗中那种悲凉而不衰飒、沉重而不失坚韧的精神气脉，以及纵横千古、涵盖一切的气象。方贞观评《荆州道怀古》云:“‘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不过写景句耳，而生前侈纵，死后荒凉，一一托出，又复光彩动人，非惊人语乎?”^[59]汪师韩评《西塞山怀古》云:“梦得之专咏晋事也，尊题也。下接云:‘人世几回伤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在其笔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于芦荻萧萧，履清时而依故垒，含蕴正靡穷矣!”^[60]其中“依旧”二字“有高峰堕石之捷速”，“今逢”二字“有居安思危之遥深”，“至于前半一气呵成，具有山川形势，制胜谋略，因前验后，兴废皆然，下只以‘几回’二字轻轻兜满，何其神妙!”^[61]在这里，表现手法的神妙与诗作内蕴的深厚相辅相成，饱含哲理的历史反思与深沉悲凉的人生感慨互为补充，大大强化、深化了刘禹锡怀古之作的格调境界，所谓“雄浑老苍，沉著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62]，洵非虚语。

诗人生命沉沦的悲凉感恨，赋予其怀古诗作以反思历史的力度和体察人生的深度，而当此悲凉感恨与诗人借古事抒己怀抱的意图结合在一起时，亦即上述第一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结合在一起时，便不能不形成一种打通古今的强烈冲击力量。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堪称代表之作，诗云: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株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诗咏蜀先主庙，而无一语道及“庙”字，全写西蜀盛衰，在此盛衰过程中，尤为突出地指出了“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这关键性的一点。从历史上看，西蜀之盛，在于先主刘备得一诸葛贤相;西蜀之败，在于刘禅庸弱无能，不会用人。因而就史实和诗的性质而言，确是在咏史;然而在咏史的背后，又何尝没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广而言之，唐太宗李世民以降，李唐王朝的子孙们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狭而论之，顺宗之子宪宗违背父志，严酷打击贤能之士;宪宗之子孙穆、敬二君“昏童失德”^[63]，使得朝政日乱，国是日荒。所有这些，怎能不激起人对昏君庸臣的强烈愤慨?愤慨而不明言，借咏史以抒发之，打通今古，以古衬今，令人于历史相似性的联想中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无疑愈发增加了诗作的内在意蕴，强化、深化了诗人讽刺抨击现实社会的力量。

与此诗在写法上相类，刘禹锡另一首很少为人注意的诗作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形:

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经檀道济故垒》)

檀道济，南朝刘宋时人，曾于武帝朝屡立战功，威名甚重，至文帝朝而为朝廷疑畏，死于非命。史载:“道济见收，愤怒气盛……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64]刘禹锡诗作即取材于此，而且于诗下将此歌谣如实照录，其用意之所在，不难想知;联系到现实来看，王叔文坚明执亮，有文武之用，在顺宗朝领导革新，颇有成效，可到了宪宗朝先被远贬，继被赐死，这不是“枉杀”是什么?对唐之君主来说，这不是自坏其“万里长城”又是什么?如果说，在《华佗论》里，作者曾以史论的形式对“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的现象予以深刻揭露，那么，诗人在此便更以咏史的形式表现了对专制君主的无比激愤，对王叔文之惨死的痛切哀悼。刘禹锡曾在《刘氏集略说》中自述:“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新唐书》本传亦谓:“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准此，则诗人被贬江南，经檀道济故垒，睹物思怀，托古迹起兴，抒写忧愤，便是极自然的事了。需要说明的是，刘禹锡这类咏史与怀古相结合的诗作，虽自抒怀抱，又不露痕迹，令人初读，俨然咏史，细加品味，精义方出。清人吴乔指出:“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惟“用意隐然，最为得体”^[65]。由此看来，刘禹锡的上述诗作确已达到了这种境界，所不同的，只是刘诗于“用意隐然”中更多地带有逐臣那悲凉沉重的人生感恨而已。

以上，我们通过直接抒情、寓言讽刺、理性认知和咏史抒怀四种方式的归纳，较系统地论述了元和逐臣的孤愤情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我们看到，这种情怀及其表现方式虽或显或隐、或直或曲、或喷发或寄托、或慷慨或深婉，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不甘屈服、顽强抗争;都交汇为同一种旋律，那就是深沉激越、苍凉悲壮;从而构成了元和贬谪文学的精魂——悲剧精神。

所谓悲剧精神，说到底即是对人之悲剧命运的克服精神。诚然，如果没有人的悲剧命运，没有生命沉沦、置身忧患的痛苦磨难和由此产生的悲伤意绪，真正的悲剧精神便很难谈起;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仅仅沉浸于悲伤之中，而没有对人生苦难和命运的顽强克服，那么，就体现不出主体的意志，体现不出生命的坚韧，真正的悲剧精神就更难谈起。“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66]这里讲的“悲剧”，即我们说的悲剧精神，具体到元和逐臣这里，便是那种郁怒不平、深沉激越的孤愤情怀和风格主调。

精神的伟大源于人性的坚强，坚强的人性必定导致与其相应的文学格调。如同只有屹立江中的巨石，才能激起奔腾的浪花，只有傲视风雨的林木，才能发出动地的呼啸，贬谪诗人饱经苦难仍不降心辱志改弦易辙的悲愤长鸣，必定散则万殊、合则为一，形成孤竹焦桐般的激切音响:

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今日知音一留听，是君心手不平时!(刘禹锡《答杨八敬之绝句》)

一“竹”一“桐”，一“切”一“悲”，有如经纬，纵横交织于元和贬谪文学之中。竹声偏切，切中有悲，桐韵本悲，又缘何不切?所以，“孤竹”尤其是“焦桐”意象，成了元和贬谪文学以孤愤为核心之悲剧精神和激越格调的绝好象征。枚乘《七发》谓龙门之桐，其根半死半生，冬经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夏经雷霆、霹雳之所感，于是斫以为琴，“亦天下之至悲也”。这是枯桐悲音的早期意象。柳宗元《霹雳琴赞》引言云:“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余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天下将不可载焉。”这是说琴，又何尝不可视作自我的写照?何尝不可视作是对元和贬谪文学悲剧美的概括?“古来赏音者，樵爨得孤桐”(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若人抱奇音，朱弦枯桐”(柳宗元《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马因回顾虽增价，桐遇知音已半焦”(白居易《江西裴常侍以优礼见待又蒙赠诗辄叙鄙诚用伸感谢》)………从这些一再申说的或以“桐”自比命运或以“桐音”象喻悲诗的话中，很可以看出元和逐臣的悲剧美学追求。在这里，悲剧的命运孕育了他们的悲伤意绪，更激发了他们的孤愤情怀。没有前者，就不可能产生带火焦桐般的悲韵;没有后者，更难产生饱霜孤竹般的切声。在《彭阳唱和集引》中，刘禹锡这样说道:“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婉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显然，从“中途见险”到“胸中之气伊郁婉蜒”，最后到“凄然如焦桐孤竹”，乃是一个紧密关联的逻辑递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源于人生苦难的心灵战栗，又有源于生命意志的主体抗争，它们相激相荡，有力地丰富了元和贬谪文学的悲剧内涵和艺术特征，并将其格调、境界提升到了一个苍凉沉郁、意悲而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