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悲伤意绪及其表现特点
“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天教声煊赫，理合命迍邅。”(《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白居易的话，可谓深刻道出了贬谪对诗人和文学截然相反的两种作用。事情很明显:是贬谪，导致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元和诗人的生命沉沦，使他们备尝忧患磨难，身心受到巨大创伤;但也正是贬谪，激发了他们借文学创作抒发郁愤并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摆脱俗累宁神壹志专力进行文学创作的条件。如果说，真正的艺术只能源于苦难的现实并对现实苦难有所超越的话，那么，饱含悲剧艺术特征的元和贬谪文学便是这方面的明证。
所谓贬谪文学，大致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贬谪诗人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这是贬谪文学的主体;第二、第三部分则是贬谪诗人在谪居前后以及非贬谪诗人在送别赠答、追忆述怀时创作的有关贬谪的文学作品，这是贬谪文学的侧翼。这里所要论述的，主要是第一部分亦即元和逐臣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是大量的，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旧唐书·元稹传》云:元稹“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这段话，适可与前引白诗相印证。事实上，不独元、白如此，韩、柳、刘诸人无不皆然。在韩愈现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仅贬谪期间所作即达百首之多，占四分之一;而柳宗元几乎全部作品、刘禹锡的大部分作品都作于贬谪期内。这些作品既为诗人们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使他们久经沉沦的生命借文学表现而得到了更生，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创作主体立足点的变化和心理的位移，亦即其关注对象从社会政治向个体生命、追求目标从建功立业向雪冤复仇、思维触角从人伦道德向苦难人生的重大转变，这些作品大都以颇不同于贬谪前的方式转入了对人内心世界的描写。于是，内向的悲恨聚敛代替了外向的激情发越，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则让位给了对自我、心灵、生命、人生的深刻表现。
步入元和贬谪文学的丛林，我们立即会为那饱含悲怆气息的滚滚声浪所吸引、所感染、所震颤。这里有哀凉的低吟，有悲壮的高唱，有痛苦的呼喊，有不屈的长鸣，它们组合在一起，有如烈火烧残的焦桐，又如饱经风霜的孤竹，形成了一种由内心向外喷涌的至悲凉至激切的音响，其中凝聚的，分明是贬谪诗人心灵经磨历劫，屡被煎熬后的深深战栗，分明是他们那地老天荒无所归属的大真实与大虚幻、大寂寞与大悲哀，一句话，凝聚着他们血泪交织而成的整个生命。似乎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元和贬谪文学之主体风格的刻骨凄怆和激切悲壮，大大强化并深化了它的艺术穿透力和人生悲剧感。这里，我们先就其中表现的深沉的悲伤意绪作一考察。
深沉的悲伤意绪源于个体生命的现实沉沦，它是元和贬谪文学悲剧精神的基础。
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指出: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他惯于辨别事物的基本性格和特色;别人只见到部分，他却见到全体，还抓住它的精神。悲伤既是时代的特征，他在事物中所看到的当然是悲伤。不但如此，艺术家原来就有夸张的本能与过度的幻想，所以他还扩大特征，推之极端。特征印在艺术家心上，艺术家又把特征印在作品上，以致他看到所描绘的事物，往往比当时别人所看到所描绘的色调更阴暗”。[1]就一般情况而论，这话说的是不错的，但由于贬谪诗人本即生活于忧患悲伤之中，比起普通的艺术家，他们更多了一种生命沉沦的真实体验，因而，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悲伤意绪便绝非简单的社会观察和夸张、幻想所能致，换言之，在他们这里，诗人、情感和作品几乎是处于同一平面的，悲伤是以其直接的现实性和真切的感受性将诗人与作品紧紧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所谓“诗到极则，不过是抒写自己胸襟”[2]，指的便是这种情况。所以，在元和贬谪文学中，围绕沉沦之生命，悲伤意绪便构成了它时间上的无时不有，空间上的无所不在。
进一步说，元和逐臣面对的是一个悲剧性的现实，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悲剧性的命运，当他们在被抛弃、被拘囚的过程中，已清楚地意识到这悲剧性现实是无法逃避、这悲剧性命运是难以挣脱的时候，其心灵注定要漂泊在迷茫、苦闷、前途未卜、无所归依的路途上，必定会发出沉痛至极无可底止的巨大悲伤。狄克逊说:“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3]准此，则元和逐臣这种面对困境已无可如何了的悲伤意绪，便不能不具有浓郁的悲剧性质，而作为心灵的呼喊和叹息，作为对人的命运深刻感受的载体，元和贬谪文学也就不能不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呈现出诸多悲剧艺术特征。
综观元和逐臣的贬谪文学作品可知，对人生遭际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是其悲伤意绪最突出的表现。
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三湘与百越，雨散又云摇。远
守惭侯籍，征还荷诏条。悴容唯舌在，别恨几魂销!(刘禹锡《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这些诗作，没有故作哀愁的无病呻吟，有的是巨大人生感恨形成的刻骨凄怆;没有丝毫的圆和平滑，有的是生命力与阻力碰撞摩擦留下的艰涩印痕。憔悴的容颜、销魂的别恨、遥无际涯的愁思、肝肠寸断的哀怨，在在印证着贬谪诗人的人生苦难，孕育着他们掺和着血泪的意绪。贺裳评刘、柳诗谓:“五古自是刘诗胜场……匪徒言动如生，言外感伤时事，使千载后人犹为之欲哭欲泣”;“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只就此写景，已不可堪，不待读其‘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矣。”[4]周昂《读柳诗》云:“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5]可谓极深刻地道出了人们读刘、柳诗的共同感受。
固然，白居易的悲伤意绪似远不及刘、柳浓烈，他被贬时曾申言:“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读庄子》)然而，就在他同一时期的另一些诗作中，“忧伤”之情还是一再强烈地流露出来:
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舟中雨夜》)
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泽畔长愁地，天边欲老身。萧条残活计，冷落旧交亲。(《江南谪居十韵》)
环境的惨淡凄凉先已预示了主体心境的抑郁苦闷，往事的不堪回首愈发见出了现实的萧条冷落。在那独坐船头听夜浪排空的场景中，在那行吟泽畔无以为计的境遇里，不是别具一种凄恻孤苦的感怀么?元稹初贬通州曾作《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沉痛地说道: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一面是惨淡晃动的烛影、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面是身染瘴疠、生命垂危的诗人，二者聚合一途，已令人百感交集，难以为怀了，何况“此夕闻君谪九江”!而且继之以“垂死病中惊坐起”!这种由绝望而迸发的至关至切之情以及诗人那极度悲伤的意绪，令人惊心动魄。所以，白居易在被贬三年后仍对此念念不忘:“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与微之书》)由此看来，白居易的“中心自怪少忧伤”不过是以理遣情，强自作达而已，在他心理深层涌动的，仍是难以消释的人生感恨;那篇著名的表现诗人“迁谪意”的《琵琶行》，借琵琶女的身世遭际以喻示贬谪诗人的“天涯沦落”，纵横铺排，反复渲染，使得这种人生感恨几乎浓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与元和逐臣对人生遭际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紧相关合，这一时期的贬谪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而益发强化了其感怀悲叹的程度。
一、大量使用表示时空的数量词，将自我生命置于广阔遥远的空间和悠久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它的沉沦色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
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题临泷寺》)
这是韩愈的歌声，在对遥远贬途的反复陈说中，流露出无限的忧惧。
尚书入用虽旬月，司马衔冤已十年。(《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
二十年来谙世路，三千里外老江城。(《以州宅夸于乐天》)
三千里外巴蛇穴，四十年来司马官。(《酬乐天见寄》)
这是元稹的歌声，在时间、空间的相互比照中，饱含着生命白白消磨的沉痛。
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囚山赋》)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
……
一自谪居，七悲秋气。越声长苦，听者谁哀?(《上杜司徒启》)
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谪九年赋》)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这是柳宗元、刘禹锡的歌声，这歌声尤其悲凉，在七、九、十、十二、二十三这些既表示年数又表示生命磨难长度的数字递进中，深寓着贬谪诗人被抛弃、被拘囚的万般凄楚。
人的生命是在具体的时空存在并借时空的推移变化而显示的，但对被逐者来说，这种存在和推移变化却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苦难。“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一个“全死地”，见出空间的荒恶;一个“半生涯”，见出时间的久长;久长的时间和荒恶的空间一起压在逐臣头上，就人生而论，这该是何等的残酷!“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6]庄子的话，深刻道出了天步悠长、人道苦短的事实;正因为人道苦短，所以生命之于人才倍加珍贵，它的价值才应充分展现。可是，在专制政治打击下生命屡遭沉沦的逐臣，又怎能谈得上生命的价值及其发挥?“夙志随忧尽，残肌触瘴。”(《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当此身心均遭到严酷摧残之际，他们怎能不生发出感怀人生的深哀巨痛?这深哀巨痛用刘禹锡的话说就是:“呜呼!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长鸣孔悲。”(《上中书李相公启》)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与萧翰林俛书》)而这深哀巨痛用诗歌形式加以表现，便有了以数量词为突出标志的时空概念的大量产生。作为人的生命流程和生存状态的一种符号，这些数量词凝聚着贬谪诗人生命磨难的长度和深度。因而，当它们频频出现在作品之中时，唤起的必然是与其生命沉沦相同步的悲伤感受。
二、大量使用伤禽、笼鹰等意象，借以更深刻地表现自我生命之受创、被囚的程度，表现失去自由后内心郁积的沉重苦闷(www.xing528.com)
元和逐臣被贬后，其现实境遇宛如受伤之禽、笼中之鹰，这样一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将创作的笔触纷纷聚焦于伤禽、笼鹰等类意象，并在这些客观对应物上寄寓自己的一腔悲怨。元稹诗云:
鹤笼闲警露，鹰缚闷牵。(《酬许五康佐》)
心虽出云鹤，身尚触笼鹰。……铩翮鸾栖棘，藏锋箭在弸。(《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韵》)
伤心自比笼中鹤，剪尽翅翎愁到身。(《别毅郎》其二)
白居易诗云:
悯然向隅心，摧颓触笼翅。(《早秋晚望兼呈韦侍御》)
白鸥毛羽弱，青凤文章异。各闭一笼中，岁晚同憔悴。(《感秋怀微之》)
七年囚闭作笼禽，但愿开笼便入林。(《戊申岁暮咏怀三首》其三)
他如韩愈所谓“捐躯辰在丁，铩翮时方蜡”(《县斋有怀》)，刘禹锡所谓“铩翮重叠伤，兢魂再三褫”(《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宿草恨长在，伤禽飞尚迟”(《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平安》)、“六翮方铩，思重托于扶摇”(《上杜司徒启》)，如此等等，皆借物自喻，伤怀无限。在这里，“伤禽”、“笼鹰”、“笼禽”等意象以及“铩翮”、“剪翅”等词语的反复使用，一方面使人于形象的联想中深深感触到严酷的专制政治给贬谪诗人身心造成的巨大戕害，一方面又令人在他们那有如被缚之鹰、被笼之鹤的苦难遭遇中，觉察出一种英雄末路无可奈何的苦闷悲伤。不是吗?这些遭弃逐者在被贬前冲锋陷阵、大呼猛进，其志向之高远、意气之激烈正有如高飞远举、搏击长空的鹰、鹤，可突然之间，严霜飓风一齐袭来，使他们羽翼摧落，遍体鳞伤，从蓝天坠落山泽。再度振翅已经无力，就此作罢又于心不甘，而栖于草莽则备受凡鸟欺凌，当此之际，他们怎能不感到彻骨的寒凉!“鹏翼张风期万里，马头无角已三年!”(元稹《送友封二首》其二)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相互糅合，相互碰撞，使得这种“伤禽”、“笼鹰”意象别具一种砭人肌骨的悲凉感和沉重感。
是的，鹰是勇武矫健的，禽是性喜自由的，可如今这禽已受伤，鹰已被缚，在寂寞、孤独、苦闷中熬时度日，对他们来说，这该是何等的痛苦!“九天飞势在，六月目晴寒。动触樊笼倦，闲消肉食难!”[7]“杳杳冲天鹤，风排势暂违。有心长自负，无伴可相依。”[8]这一曲曲咏叹人生遭际和自我生命的悲歌，不正是贬谪诗人悲凉沉重之心境的真实写照么?在文学的象征意义上，“笼鹰”、“伤禽”等意象与受专制政治打击生命长久沉沦的贬谪诗人最为吻合，所以，柳宗元屡屡借此意象，时而把自己比作折翅的苍鹰，时而把自己比作断足的乌鸦、被囚的鹧鸪，从不同角度深微曲折地表述了自己被贬后那莫可言说的一怀伤痛: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在这首著名的《笼鹰词》中，有对昔日凌厉劲健之雄风的回顾怀念，有对拔去万累在清冽秋风中自由翱翔的期待盼望，更有对突遭打击、羽翼脱落、横遭凌辱、惊魂不定的悲伤感恨，而且这悲伤感恨因了对往昔的怀念、对未来的向往而显得益发沉重。也就是说，诗人的躯体虽已遍布伤痕，但他的精神仍不甘寂寞;尽管不甘寂寞，可恐怖的现实却迫使他必须将此精神的企盼埋在心底，而以全副精力来应付眼下这几已无能为力的困境，于是，人类原始的自卫本能便在“一夕十顾惊且伤”的悲剧氛围中发挥作用，一变其劲健悲壮而为沉重悲凉。在《跂乌词》中，柳宗元借跂乌自况，进一步描摹了自己遭受打击后的情状:
翘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
乌足已伤，自难高飞，落魂之余，受欺虫鸟，为了自身的安全，只得“努力低飞逃后患”了。柳宗元由物及人，又移情于物，对自然界与自己遭遇相类似的禽鸟也特具怜惜之情。他的《放鹧鸪词》便是典型例证:一只鹧鸪误入罗网，被缚笼中，生命危在旦夕;诗人想到自己“万里为孤囚”的境遇，不禁恻然心动，开笼释之，并谆谆告诫鹧鸪:“破笼展翅当远去，同类相呼莫相顾!”这是写鹧鸪，又何尝不是写自己?白居易有一首《放旅雁》云:“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表现的情况盖与柳诗相类，所不同的，只是柳诗更多了一种因遭受严酷打击迫害所萌生的巨大恐惧而已。“铩羽集枯干，低昂互鸣悲”(《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好音怜铩羽，濡沫慰穷鳞”(《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瞻仰霄汉，邈然无由。网罗未解，纵羽翼而何施?”(《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从柳宗元一再使用的这些以“伤禽”意象为核心的词语来看，似乎在他内心深处正凝聚着一个将自我与伤禽合而为一的极浓郁的悲苦情结，并由此导致了意象使用的固定化和叙事抒情的程式化，而这种固定化、程式化的现象，反过来又深深印证了元和逐臣身心被创后那极度的沉重和悲凉。
三、浓郁强烈的思乡怀归之情与频繁发生的登高望远之举
对乡国的真挚怀恋，对人生终极归宿地的热切向往，进一步染浓了贬谪文学这块主悲主怨领地的悲剧气息。
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白居易《江楼闻砧》)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柳宗元《零陵早春》)
旅情偏在夜，乡思岂惟秋?每羡朝宗水，门前尽日流。
(刘禹锡《南中书来》)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只是说家乡?(韩愈《宿龙宫滩》)
朝结故乡念，暮作空堂寝。梦别泪亦流，啼痕暗横枕。(元稹《遣病十首》其十)
在这里，故乡成了贬谪诗人唯一可以慰藉受伤心灵的处所，也成了他们无比怀念执著追求的永恒目标。而从本质上看，对故乡的思念盼望则源于人类根深蒂固的以安全感、依附感为主要特征的归属需要。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9]。这五个需要层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古代文人这里又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们的需要大都集中在第三和第五两个层次，亦即爱的归属层次与人的自我实现层次。在这两个层次中，其发生顺序往往是前者在后，后者在前;后者是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和境界，前者则是他们追求不到这种目标和境界后的必然归宿。换言之，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情爱以及为自己设想退路的归属之类的东西，而是以入世精神为主的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当这种需求在历经坎坷仍难以实现或身心遭到重大打击时，他们便不得已而走上了一条在颠踬困顿中渴望情的慰藉和家园感的路途。所谓“涉世艰险，故愿还故乡。故乡者，本性同原之善也。经疢疾忧患危难惧而知悔，古人无不从此过而能成德者也”[10]，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本性同原之善”，无疑是故乡最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稳定幸福，意味着纯朴无邪，一句话，它意味着真、善、美。所以，身经生命沉沦、在被抛弃、被拘囚的生涯中度日如年的逐臣，便不能不对故乡产生永恒的忆念和向往。对他们来说，故乡有如一副强效应的镇静剂，可以消释横亘心头的诸多块垒，是故乡，唤起了他们心灵深处最美好的回忆，在对故乡的忆念中，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那单纯无邪的童年世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身心的创伤得到了暂时的平复，精神的空虚得到了刹那的充实。在这里，故乡成了他们终极的归宿地，而对故乡的每次思怀，都增加了他们一次极度愉悦的体验。西方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人的行为不仅要受环境的制约，也要受强化作用的影响，亦即受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的影响。强化作用主要有三种，即正强化、负强化和惩罚。所谓正强化，指某一行为如果会带来使行为者感到愉快和满足的东西，行为者就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所谓负强化，指某一行为如果会消除使行为者感到不快或厌恶的东西，行为者也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11]。据此，思乡作为一种心理行为，既给逐臣带来了一定的满足，又暂时消除了他们的不快，因而可以说是正、负强化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乐于重复对故乡的怀思，而且在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之后，哪怕有些微的外界触动，也会使他们思接往事，视通万里，魂一夕而九逝。你看，天空过往的飞鸟，会使他们由物及人，生发出“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二)的深切感怀;映入眼帘的景色，会使他们由此及彼，在相似性的联想中，辨别出“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白居易《答春》)的细微差别;甚至听到一声黄鹂的鸣叫，他们也按捺不住激切的心情，生出对乡关的无限思念:“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柳宗元《闻黄鹂》)宋人胡仔评此诗谓:“其感物怀土，不尽之意，备见于两句中，不在多也。”[12]可谓中的。
然而，思乡怀归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源于痛苦而又导向痛苦的心理活动。它在使人获得短暂的满足之后，又很快将人拖入沉重失望的深渊。这里我们看到，元和逐臣的内心正经历着一种剧烈的悲剧性的冲突:一方面，是严酷的现实、心理的苦闷直接促成了他们浓郁的怀乡情思，另一方面，又是这怀乡情思益发加剧了他们重新面对现实时的心理苦闷;一方面，他们清楚意识到故乡是回不去的，思归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他们又绝难打消怀乡思归的念头，而且愈是痛苦，便愈是思恋;愈是难回，便愈是想回。“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于是，元和逐臣便不能不怀着这种悲剧性的心理，既借诗遣兴，又承受凄凉，为我们展示了一幕幕登高望远那极度悲伤的场景。
登高望远是贬谪文学表达思乡怀归之情的突出特点，也是贬谪诗人悲伤意绪借以抒发的最佳方式。刘禹锡在诗中这样说道: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其二)
楚野花多思，南禽声例哀。殷勤最高顶，闲却望乡来!(《题招隐寺》)
“无雨即登山”、“闲却望乡来”，足见其思乡情怀之浓烈，登高望远之频繁。登高是为了望远，要望远必须登高;其所以要望远，是因为难以归去;正因为难以归去，所以才要借远望以当归。然而，远望又怎么可以当归?“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13]登高以后，举目远望，四野茫茫，故乡邈邈，兴发思虑，震荡心灵，岂不益发加剧了人的乡愁?所以，“囊括古来众作，团词以蔽，不外乎登高望远，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14]。而且就贬谪诗人来说，由于长久被抛异、被拘囚的现实境遇，自然使得他们的愁情较一般人更为浓烈。所以刘禹锡每登高远望，无不百感交集，伤怀无限:
时时北风，振槁扬埃;萧条边声，与雁俱来。……观物之余，遂观我生。何广覆与厚载，岂有形而无情?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园!舟有楫兮车有辖，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
安知其所如?怳临高以观物。(《楚望赋》)
望如何其望最伤!俟环玦兮思帝乡。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乔木何许兮，山高水长。春之气兮悦万族，独含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悬清光，偏结愤兮九回肠。(《望赋》)
与刘禹锡相比，柳宗元的乡愁更其浓烈，甚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达到了化解不开的程度。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宗元痛切而深情地追忆道:“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细读这段话语，可以感触到他对家园那难以抑制的深深眷恋，似乎正是这种眷恋和自身的遭际，使他“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同上);使他“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步登最高寺……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柳宗元这种眷恋和悲伤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海畔尖山似剑，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是何等的痛楚!又是何等的执著!“海畔”，见出贬所地域荒远;“愁肠”，说明思乡之情沉重;在远离故乡的海畔空有思乡之情而不可归去，已令人痛楚无比了，更何况那有如“剑”般的处处尖山，在不断地“割”着诗人的九转哀肠!然而，巨大的痛楚并没能阻止诗人登高望远的举动，为了那一愫乡情，他竟要化一身为千亿，散上每一座峰头去向北遥望，这执著、这眷恋，不是深蕴着被弃逐者那锥心泣血的悲伤么?
“永望如何，伤怀孔多!”(刘禹锡《望赋》)透过登高望远的表面现象，我们发现，元和逐臣正经历着一种生命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痛苦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们不断地追求，不停地呼喊，结果却愈发加剧了自我的失落，从而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不能自已的怪圈，而登高望远作为传达此一心路历程的媒介，无疑获得了一种悲剧性的震惊力量。所谓“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盖人禀情性，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然后精回魂乱，神苶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15]便是这种情形的最好说明。
综上所述，对人生遭际和生命沉沦的感怀悲叹，对故乡深切怀念的归属需求和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哀凉凄楚，构成了元和贬谪文学浓郁强烈的悲伤格调。这种悲伤格调，不论在执著型的诗人那里还是在超越型的诗人那里，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当然，以悲伤为主要特征的生命悲叹和思乡怀归，并非元和文学所独有。早在屈原贾谊的赋作中，这种情况即有过突出表现，而到了唐代中前期的贬谪文学中，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悲叹生命、思乡怀归几乎已形成了一个恒定主题，弥漫不散，化解不开，反复致意，一再咏叹。请听:“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16]的沉重歌吟刚刚落下，“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17]的凄凉鸣唱便继之而起;“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归?将余去国泪，洒子入乡衣”[18]的无限怀思尚未完结，“日夜乡山远，秋风复此时。……念别朝昏苦，怀归岁月迟”[19]的思乡之念便又萌生。“谪居潇湘渚，再见洞庭秋。……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20];“独过长沙去，谁堪此路愁?秋风散千骑，寒雨泊孤舟”[21];“南浦逢君岭外还，沅谿更远洞庭山。尧时恩泽如春雨，梦里相逢同入关”[22];“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23]……这里有面对死亡的深深忧恐，有系心乡国不能归去的满怀牢愁，有客中送客的无限凄楚，有踏上流放途程百感交集的巨大哀凉，所有这一切，汇聚了悲叹生命、思乡怀归的主旋律，呈现出浓郁强烈的悲伤色彩。
毫无疑问，这种悲伤乃是人类共有的基本情感，是个体生命遭受挫折时必然的心理指向，正是这一点，使得元和贬谪文学与上述作品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但从别一角度看，二者在表现规模、艺术形式、风格特征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差异。如果说，悲叹生命、思乡怀归的悲伤意绪在上述作品中虽已明显存在，但因贬谪诗歌数量略少和创作的间距较大，因而呈现出时断时续的情形，那么，到了元和逐臣这里，便以其大范围、长时间、群体性的鸣唱，突出、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意绪;如果说，上述作品在感怀悲叹的同时，尚未形成固定明确的艺术特点，那么，元和贬谪文学便以其时空数量词、伤禽笼鹰意象以及登高望远方式的大量使用，有力地深化了自身的悲剧意蕴，明确了贬谪文学独具的特征;如果说，所谓风格是由作者的创作个性和相当数量作品的主要特色所构成，在作者的个人风格外还存在着由相近风貌之作者作品汇合成就的群体风格，而上述作品由于数量的不足和时间的分散，还难以达到这两点要求，那么，元和贬谪文学中大量的、共时性的以悲叹生命、思乡怀归为基础的悲伤格调，便不仅足以构成个别作者的风格特征，而且也可以作为群体的基本风格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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