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贬谪文学：脱离谪籍后的心灵烙印

第四节　脱离谪籍后的心灵烙印

上面，我们通过踏上贬途、初至贬所和长久谪居三大阶段，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元和逐臣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的演进过程，固然，由于他们各自情况的不同，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但就他们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就他们身心所遭受到的各种创伤而言，贬谪都毫无疑问地标志着一种最沉重的忧患和最深刻的生命体验。

那么，当元和逐臣脱离了谪籍之后，他们的心理苦闷是否就消失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固然，由于结束了生命沉沦的过程，摆脱了贬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这种苦闷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随着生命价值的重新确认，某些人的苦闷也确实在朝愈来愈淡的方向发展。但是，既然贬谪给人造成的是一种巨大的深刻的身心创伤，则此创伤就不会很快平复，而且即令表面上平复了，创伤留下的疤痕仍在，那深入骨髓的痛苦体验也常常会以回忆的形式泛起在心头，并在隐显明暗的交叉中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虽然离开贬所回到了朝廷，但摆在面前的道路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他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阻力和人生坎坷，而他们饱经苦难的人生经验也将导致他们对此作出独特的认识和选择，当这种认识和选择一旦与他们那寂寞的心灵相拍合并凝聚为新的忧患感的时候，便自然会以不同于以前的苦闷形式表现出来。

元和逐臣中除柳宗元葬身贬所外，其余四人历经艰苦磨难最后均陆续返回朝廷，他们回朝后的心态，以苦闷的变化为中心，大致可分为淡化、延续、沉潜三种类型。

韩愈、元稹属于第一种类型亦即淡化型。他们的心理苦闷之所以渐趋淡化，固然与其贬谪经历有关(如韩愈受到的打击虽重，但贬谪时间却较短)，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回朝后，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自我和人生具有一种充实感。韩愈元和十五年九月返朝，先任国子祭酒，旋转兵部侍郎，接着亲赴镇州招抚王廷凑叛军，回来后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虽与李绅一度摩擦，但均属意气之争，韩所任官职亦只在兵部、吏部侍郎间摆动。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这样的品级在朝官中已不算低，而高品级官职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获得心理的满足，同时也确实给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条件。因而，昔日的苦闷情怀在韩愈身上渐趋淡化，代之而起的，乃是“窜逐三年海上归，逢公复此著征衣。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的精锐之气，以及“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幸有用余俸……未有旦夕忧”(《南溪始泛三首》)其二)的知足情怀。

与韩愈的情形相比，元稹的政治遭际要复杂一些。元和十四年底，元返朝任膳部员外郎，不久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旋又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长庆二年，升任宰相。在这段时间里，元稹曾受到众多朝臣的轻视讥讽，同时，又因与裴度的矛盾冲突，罢相出为同州刺史，两年后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这一连串的事件，不能不使他一度颇感苦闷，所谓“论才赋命不相干，凤有文章雉有冠。羸骨欲销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寄乐天二首》其二)、“二十年来谙世路，三千里外老江城。犹应更有前途在，知向人间何处行?”(《寄乐天》)便真实地勾勒了他苦闷心理的发展轨迹。然而，这种苦闷与昔日被贬时的苦闷在性质、程度、长短上又是颇有差异的。首先，由于他在朝时主要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并通过竞争达到了人臣官职的最高位，他的出任同州刺史，在很大程度上即由此竞争所致，因而便不仅使他的苦闷具有了一种向上求进的竞争性质，而且在程度上也因了获得高官后的心理满足而有所补偿和弱化。其次，元稹在为相、出官前后曾做了不少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诸如“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47];精心绘制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图进呈君主，以助边备;依法严劾长庆元年进士科试之不公，打击请托恶习;在同州均定税籍，“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48];所有这些，无疑使他昔日的苦闷在忙碌、充实的生活中得到了相应的缓解和遗忘。最后，元稹只有两年并握有实权的同州刺史之任，虽然使他产生过离开朝廷的痛苦，却难以给他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也因时间的短暂少了往昔那种被抛弃、被拘囚般的压力;而到了越州以后，情形就愈为不同了。史载:“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凡在越八年。大和初，就加检校礼部尚书。三年九月，入为尚书左丞。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会宰相王播仓卒而卒，稹大为路歧，经营相位。四年正月，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49]由此看来，元稹这十余年间坐镇方面，寄情诗文山水间，心境总的来说是较为轻松的;而他的渎货行为和设法谋取相位的举动，更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已很少当年寂寞心了。

刘禹锡属于第二种类型亦即苦闷延续型。与韩、元二人相同的是，刘返朝后亦颇欲有所作为，以弥补长期贬谪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所谓“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犹有登朝旧冠冕，待公三入拂埃尘”(《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即此不甘寂寞心态之表露;但与韩、元二人不同的是，他虽然从生命沉沦的逆境中被解救出来，却没能获得进一步施展身手的条件;他本人虽仍保持着激切劲健、搏取功名的心性，却不具备夤缘附势、屈己从人的手段;加之刘禹锡又特富诗人气质——“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枉山会禅师》)，而“感慨”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心理苦闷的结果，而且是引发苦闷心理的原因;所有这些，无疑都预示着他返朝后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对昔日的痛苦经历是难以忘怀的，而他的苦闷情怀也是不会淡化和终结的。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归洛阳，终于脱离了漫长而沉重的谪籍。在归途中，与白居易在扬州相遇。故旧握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遂以诗篇赠酬。白诗云: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刘诗云: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这是两首广为传诵的名篇。白诗主要在劝慰对方，劝慰中充满无限同情，这同情与对对方才名的称许合在一起，益发反跌出刘作为逐臣所受挫折之沉重。刘诗紧承白诗语意，重在自叹，叹的内容有三，其一，叹自我生命之沉沦、废弃于巴山楚水竟达二十三年之久;其二，叹饱经磨难出得苦海竟人事变迁、恍如隔世;其三，叹见在之身犹如病树、沉舟，而此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竟有千帆驶过、万木葱茏!这三叹表明，诗人内心充溢着一种巨大的惆怅、难言的悲凉和沉重的失落，它预示着贬谪诗人因背负生命长久沉沦的重荷而自觉不自觉地与现实世界所拉开的距离，并在更深的层次上透露出他那难消的不平之气。不是吗?“诗称国手”却“徒为尔”，“满朝官职”竟“独蹉跎”，白居易的话，正深刻道出了刘禹锡“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全部内涵。当然，白居易将此悲剧的根源归之于“命”，无疑是避实就虚之举，但对刘禹锡来说，便不能不对这“命”的真正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也不能不用别一种眼光来观察这个曾将他抛弃的社会;而他之所以与现实社会很难拍合并深感苦闷，恐怕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刘禹锡回朝后所面临的最敏感的问题是对他数十年前被贬一事究竟取何态度。这时，当年革新集团的政敌诸如俱文珍、武元衡、宪宗李纯等多已亡故，社会上对革新派成员的议论、讥讽也已渐趋平息，而由于裴度、窦易直等人的荐拔，刘禹锡于大和元年被授以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旧事重提，不刺激反对派，倒也能获得心理的平静，甚至得到官职的升迁。然而，刘禹锡却偏偏具有激切刚直的心性，生长了一颗不安定的灵魂。无罪被贬的遭遇本已使他忧愤难平，如今终于回朝的胜利更使他内心涌动着一股缅怀往事感慨系之的发泄欲望。于是，当他于大和二年春来到长安重游玄都观时，便挥笔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再游玄都观绝句》，放言宣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据诗前小引，诗人“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由此看来，玄都观的象征意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观中桃花的盛衰，不仅喻示着政局的变化，而且关合着诗人的命运;当年桃花盛开时，诗人作有《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语，因而遭到比一般人更沉重的打击;如今荡然无复一树，政敌亦零落殆尽，而诗人却大难不死，终于回得朝廷，当此之际，一个“前度刘郎今又来”，内涵该是何等的丰富!它带有胜利者的自豪，包含着对政敌的嘲笑，并向世人传递了诗人本是清白无辜的信息。如果说，这首诗作为一种情感载体，确实使诗人畅快地宣泄了二十三年郁积的心理苦闷，那么反过来说，它也必然会因此宣泄触怒权要，从而使诗人陷入新的苦闷之中。史载:

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50]

“褊心”者，气量狭小之谓也;因一首诗遂以“褊心”相讥，显见史家曲笔。但平实而论，刘禹锡心性激切、对往事始终难以忘怀倒也是事实。似乎正是这一点，使得“人嘉其才而薄其行”和执政“滋不悦”。清人钱大昕有言:“至《玄都》诗虽含讥刺，亦词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51]此语从为刘回护一点而论，说的极是，但就当时情状而言，“薄其行”的人怕还是不少的。据载:

文宗喜诗，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李珏奏曰:“当今起置学士，名稍不嘉。况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职理。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陛下得以览古今作者，可怡悦其间;有疑，顾问学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宗儒，敦扬朴厚。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52]

李珏的话是针对杨嗣复对刘禹锡的举荐说的，因而其中“讥讽时事”的“轻薄小人”无疑重点指刘。又据杨嗣复语，刘是时已为“宾客分司”，而刘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时间在开成元年，《通鉴》卷二四六则将此事系于开成三年(838)，设若这一系年没有问题，那么从开成三年上溯到大和二年(828)，已是十年时间;十年前发生的事(当然，这里也包括《再游玄都观绝句》之前发生的有关刘的一些事件)，十年后仍为人挂于齿舌，议论不已，那么，事件发生时的物议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同时，由此也可证明前引史书所谓“人嘉其才而薄其行”、“执政……滋不悦”洵非虚语，而刘禹锡不得知制诰，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并出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的一连串事件，也确与权要的压抑、打击有关。在《苏州谢上表》中，刘禹锡这样说道:

始从郎署，出领郡章。承命若惊，省躬增感。……凡历外任，二十余年。伏遇陛下应运重光，初无废滞。……在集贤院四换星霜，供进新书二千余卷。儒臣之分，甘老于典坟;优诏忽临，又委之符竹。分忧诚重，恋阙滋深。石室之书，空留笔札;金闺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无路。……臣闻有味之物，蠹虫必生;有才之人，谗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圣。

事情至此已相当明显:刘禹锡回到朝廷后，仍蒙受着反对派的各种谗言、讥讽，心理仍处于苦闷的缠绕之中，否则，他绝不会说出“本末可明，申雪无路”、“有才之人，谗言必至”这样的话来。反对派的压抑、打击一方面说明当年弹压革新派的政敌势力仍然存在，它并没有随着俱文珍等主要人物的亡故而销声匿迹，当它受到新的刺激如上述刘禹锡诗作的反击时，还表现得相当猖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朝廷中不少人对刘禹锡之类当年的贬谪之士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的，前引李珏的话便是明证。当然，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加剧刘的心理苦闷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是导致刘苦闷延续的唯一根源，除此之外，人事变迁所造成的心理障碍以及老大无成所引发的精神空落，也从不同方面促使诗人身陷苦闷而难以自拔。

前面说过，刘禹锡在经过数十年的生命沉沦后重返朝廷，曾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并自觉不自觉地与现实世界保持心理距离，这主要是指主观上的情形;如果从客观方面看，便可发现，由于时间的无情推移，刘禹锡初脱谪籍时已到了敬宗一朝，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已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和敬宗六朝;如果再算上他最后在文宗和武宗朝生活的十余年时间，那么他便是当之无愧的八朝老臣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昔日的友朋故旧散的散、死的死，几已零落殆尽，朝廷上下的大臣同僚多为新进之士、年轻后生。对刘禹锡来说，逝去的知己既已无可挽回地逝去了，而周围的后进者又与他具有一种因年龄、经历差别而导致的本然的隔阂，当此之际，他不能不深感寂寞和悲凉——一种无人理解的寂寞悲凉!

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衰!……濩落唯心在，平生有己知。商歌夜深后，听者竟为谁?(《罢郡归洛阳寄友人》)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岁夜咏怀》)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与歌者何戡》)

在这些诗歌中，诗人表露的那种无人理解的寂寞悲凉意绪是相当真切的，他那发自内心的无限感慨也是相当沉痛的。然而，又岂止如此?如果说，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差别，在刘禹锡与后进者之间已横亘着一条本然的鸿沟，那么，由于诗人的“政治问题”和他的卓荦才名，更使得一些平步青云的新贵以一种深刻的成见和妒忌，人为地加大了这鸿沟的广度，从而不能不使诗人于寂寞、悲凉之外又深感气愤。在《与歌者米嘉荣》中，刘禹锡这样说道: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诗的前二句重在怀旧，后二句重在伤今，在今昔的隐然对照中，见出诗人强烈的现实愤懑。不是吗?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先辈向来是受到尊敬的，然而竟有人“轻先辈”，而且这“轻”是“近来”才有的，“轻”的对象乃是诗人这样的经磨历劫的高才之士，而“轻”的程度竟达到令先辈染黑须发去“事后生”!诗人的满腔愤懑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出来，益发突现了强烈的程度。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载刘禹锡语云:“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这段话，适可作为此诗的有力注脚。

物是人非的现实和来自多方面的刺激、压力，一方面直接造成了刘禹锡的心理苦闷，一方面也大大限制了他政治才能的施展。尽管刘禹锡返朝之后是极想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尽管他曾一度产生过“官无责词，始自今日”(《谢裴相公启》)的真诚想法，但依旧冷漠的人情和混浊的现实很快便粉碎了他的愿望，而朝内日益剧烈、势同水火的党争更使他深感事已不可为。然而，就此作罢，实在于心不甘;急流勇进，又确感力不从心，而且也无此必要;当此之际，看着自己日渐增多的华发和衰弱的身体，年迈的诗人不能不生出老大无成的沉重苦闷。在《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一诗中，刘禹锡痛苦地说道: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秋隼自能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卢”是古时樗蒲戏一掷五子皆黑的名称，为最胜采。晋人刘裕晚年曾在一次博戏中将五子掷下，四子俱黑，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遂成为卢^[53]。这里，诗人化用典故，赋予掷卢以政治、人生意义，在他看来，自己虽曾半生坎坷，虽已年迫桑榆，但雄心不死，健气仍在，振臂高呼，犹可在社会政治这一大博戏场中将生命掷它一掷，可结果呢?“争知掌下不成卢!”这是多么沉重的悲慨!这种状况的形成，不只是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时事根本不具备使他“成卢”的条件。如果说，诗人的不能“成卢”主要是由于身心衰弱等主观上的原因，那么，他虽可能感到苦闷，但还不至于过度强烈;可眼下远不是这么回事，他主观上具备了“成卢”的条件而客观现实却偏不容许他去实现，致使他已遭废弃的、剩余不多的生命再遭废弃，凌云之志和满腹的才华付之东流，这样一种情况，怎能不使“病闻北风犹举首”(《伤我马词》)的前逐臣苦闷异常、感慨系之呢?固然，朝廷的压抑、时局的艰险、事无能为也不可为的失望以及晚年生活的相对优裕，确曾使诗人怀着避祸远灾之念而沉湎于退居洛下后的文酒之会中，与白居易、裴度等人唱酬优游，消遣时日，“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岁夜咏怀》)，“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表面看来，其苦闷情怀确实在与日俱减，但从深层次看，这只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借以麻痹自我神经的做法而已，刘禹锡何尝一日忘怀过现实?何尝一日断绝过苦闷?在他临终前写的那篇自述身世的《子刘子自传》中，不仅以大量篇幅追记永贞、元和之际那场刻骨铭心的政治搏斗，为王叔文也为自己洗刷罪名，而且在篇末铭词中喟然长叹:“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罪被贬、长久磨难、老而无成作为刘禹锡心理苦闷的三大主因，几乎伴随并折磨了他整整一生。

与刘禹锡有所不同，白居易属于第三种类型亦即苦闷沉潜型。白居易于元和十五年由忠州返回朝廷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知足保和、避祸远灾、超然于世事之外，求得现实生命的享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导引下，白居易目睹“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54]的险恶局势，仅在朝任职两年，便于长庆二年请求外任，先后刺史杭州、苏州，宝历二年九月以疾罢任归返洛阳，又经过不到两年的长安生活，终于大和三年五十八岁时，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此后十七年时间，一直优游洛下，终老于斯。

从白居易后期生活看，参禅、学道、饮酒、赋诗、出游几乎成了全部内容，所谓“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醉吟先生传》)，便可视作晚年白居易生活、情趣的真实写照。那么，白居易是否完全改变了早年的兼济之志?完全忘怀了昔日的贬谪经历和苦闷?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仔细分析白居易的心理状态，可以发现，他具有和刘禹锡相同的用世意念和苦闷情怀，而他与刘禹锡的分野则在于:刘是知其不可为而仍欲为之，诗人气质过重以致苦闷常常泛起心头，挥之不去;白则是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将苦闷沉潜于心底而代之以庄学禅理的超然旷达。因而，白较刘要显得轻松得多，洒脱得多，但在他内心的最幽微处，仍盘踞着难以驱散的寂寞和苦闷，这寂寞和苦闷有时甚至强烈到非沉醉于酒乡才能驱散的程度:

年年老去欢情少，处处春来感事深。时去仇家非爱酒，醉时心胜醒时心。(《仇家酒》)

不是单纯地爱酒，而是借酒浇愁，借醉解闷，以此达到心理的暂时平衡。是的，“深心藏陷井，巧言织网罗。举目非不见，不醉欲如何!”(《劝酒寄元九》)世事如此，人心如此，何不以醉时的忘机来取代醒时的苦闷?何不抽身一步以避离悲剧性的现实?所以，白居易不仅爱酒、饮酒、沉溺于醉乡，而且赞酒、颂酒，以醉吟先生自命。他的《酒功赞》云:“产灵者何?清醑一酌。……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功。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他的《醉吟先生传》云:“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因自吟《咏怀》诗……吟罢自哂，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这里，白居易以夸张的文学语言，围绕酒作了一篇大文章，而其核心则在于忘忧避祸，效法阮籍、刘伶等“古所谓得全于酒者”。宋人叶梦得有言:“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自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55]这话说得相当深刻，移用于白居易的饮酒，怕也十分恰当。

当然，饮酒只是白居易用以忘忧避祸的一个方面，而且白居易的饮酒在程度上也是很难与竹林名士相比的。不过，比起竹林名士来，白居易的避祸意识似乎更复杂、更深切一些。因为事实很明显:在嵇康、阮籍等人那里，面对的乃是单一的政治恐怖，是司马氏政权对异己的迫害;而在白居易这里，情况便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朋党倾轧愈演愈烈，势同水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卷入漩涡，另一方面，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从大和四年宰相宋申锡谋除宦官失败始，至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宦官得胜终，朝内政局已是险恶至极，而甘露之变的结果，则是上千人被杀，朝列几为之一空。这似乎是一场混战，面对这场混战，白居易自然要引身避祸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白居易避祸意识不同于嵇、阮等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作为逐臣，他是有过被祸患长久折磨的切身体验的。他在绝计退出朝廷回归洛阳的前一年亦即大和二年，写了三首《戊申岁暮咏怀》，其三云:

七年囚闭作笼禽，但原开笼便入林。幸得展张今日翅，不能辜负昔时心。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

此诗可以看作白居易的内心自白。长久的生命沉沦，使他饱尝了被抛弃、被拘囚的苦楚，而混浊险恶的政治，则使他对往事记忆良深，时时自警自戒。固然，艰难的时事、沉重的忧患确实大大减小了这位当年斗士的胆量，弱化了他直面人生的勇气，但同时也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了他必要的生存智慧。他深刻地意识到:政治是严酷的，人间布满网罗，人的一生风云变幻，祸福难料;既然自己已经有了一次惨痛的贬谪教训，便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惟一的办法，就是效法那一旦出笼即远走高飞、逃入山林的鸟儿，离开朝廷，远灾避祸;否则，“万一差池似前事”，可就追悔莫及了。

这里我们看到，白居易的避祸意识是建立在他生命沉沦的痛苦经验之上的，而他对生命沉沦那幕情景又是记忆犹新的。基于人的自我保存本能，这种记忆愈深刻，就愈是强化了他的避祸意识，愈是加剧了他的不安全感;反过来看，这种不安全感一天不消除，他就一天摆脱不了苦闷的缠绕，一天忘怀不了那铭心刻骨的苦难经历。心理学家认为:

各种记忆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他开始述说其故事的方式，他能够记起的最早事件。第一件记忆能表现出个人的基本人生观，他的态度的雏型。它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见之下便能看出:他是以什么东西作为其发展的起始点。我在探讨人格时，是绝不会不问其最初记忆的。^[56]

最初记忆也就是最深刻的记忆，记忆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事件的影响太大，留下的心印太深，以致使人自觉不自觉地、习惯性地沉湎于对它的追想之中。这种情况，在白居易身上即有突出表现。

白居易有不少追想往事的诗篇，开头往往以“忆”领起，而所“忆”之事多为昔日的贬谪事件:

忆昔谪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随行。(《不准拟二首》其二)

忆除司马向江州，及此凡经十五秋。(《思往喜今》)

对白居易来说，贬谪造成的心灵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复，在不断回忆的触发下，它还在隐隐作痛:

偶因明月清风夜，忽想迁臣逐客心。何处投荒初恐惧?谁人绕泽正悲吟?(《闲卧有所思三首》其一)

何处难忘酒?逐臣归故园。赦书逢驿骑，贺客出都门。半面瘴烟色，满衫乡泪痕。此时无一盏，何物可招魂?(《何处难忘酒七首》其六)

这里，诗人的思绪是相当曲折微妙的，他可以因些微触发，便联想开去，生无限感慨;他不仅想到了谪居时的痛苦，而且还忆及贬臣归返时的悲喜交集;尽管这回忆的对象并不确定，但其中却充满诗人自己的切肤之感。不是吗?白居易谪居时的心理苦闷已见前述，而他归返乡国时的心境也颇为沉重:“万里路长在，六年身始归。

所经多旧馆，太半主人非!”(《商山路有感》)“恻恻复恻恻，逐臣返乡国。前事难重论，少年不再得!”(《恻恻吟》)沉沦数载，物换星移，青春已逝，不堪回首!这感慨、这悲凉，标志着有贬逐经历的诗人对生命的全部解悟;而当它在时间的作用下，沉入心底，转为记忆，并由此记忆扩大开来，赋予个体经验以一种普遍意义的时候，不就来得益发深切了么?显而易见，记忆在此是作为贬谪事件与诗人心灵间的媒介存在的，它每重复一次，昔日的痛苦经验便会在诗人心中演绎一次，诗人受创的心灵也就要战栗一次，所以白居易极真诚极沉重地说道:

随波逐浪到天涯，迁客生还有几家?却到帝乡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浪淘沙词六首》其六)

经磨历劫有如大浪淘沙的生命沉沦，给诗人造成了创巨痛深的心理烙印，岂是轻易忘记得了的?白居易之所以要突出强调“请君莫忘浪淘沙”，不仅仅是让人们记住昔日的苦难，而且是让人们以此苦难为鉴戒，抓紧现世的生命享用，切莫再陷入生命沉沦的泥潭之中。无疑，这是白居易对苦难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与道家思想和禅学的影响有关，与当下险恶的现实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是源于贬谪给他造成的痛苦经验的。反过来说，贬谪作为他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记忆，不仅长期延续着他的心理苦闷，而且也构成了他后期心态、人格“发展的起始点”，在意识无意识中影响着他的生活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去理解，而只从外部因素着眼，我们就很难全面地认识并解释白居易晚年何以如此强烈地要求避祸以及享用生命等一系列现象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毕竟是一位超越型的诗人，尽管他脱离谪籍后并没有结束心理的苦闷，但他却往往能以达观的情怀对此苦闷加以克制，通过参禅、学道、饮酒、优游来稀释这苦闷的浓度，因而，与刘禹锡那种常为苦闷所左右的情形相比，他的苦闷情怀大多处于沉潜状态，即使偶尔外露，也被很快转移开去，不至于对他整体的精神风貌产生大的影响。而且，随着他离开朝廷后心理不安全感的解除，这种苦闷也渐趋淡化，在不少情况下，白居易是怀着一种自足自慰的优胜心理来看待昔日自身之不幸和今日他人之不幸的。尽管在终极意义上，他的不安全感的解除及其优胜心理的获得，本即源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沉沦。

【注释】

[1]《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2]《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3]《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www.xing528.com)

[4]《大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

[5]《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尚书部·礼部·主客郎中》。

[6]《全唐文》卷二八八《荆州谢上表》。

[7]《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定数》。

[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第316页。

[9]参看严耕望:《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下册。

[10]《册府元龟》卷六九七《牧守部·酷虐》。

[11]参看《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卷一八二《州郡》十二。

[12]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思归乐〉》云:“荆州又非远，驿路半月程。”

[13]参看《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卷一八二《州郡》十二。

[14]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自述:“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以今月(即三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

[15]《全唐文》卷四七五陆贽《奏议窦参等官状》引。

[16]《潮州府志》卷二《气候》。

[17]［美］E.弗洛姆:《追寻自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第195页。

[18]《柳宗元集》卷三八《代韦永州谢上表》。

[19]《柳州府志》卷二八《迁谪》。

[20]《柳州府志》卷四〇《杂志》。

[21]《柳州府志》卷二八《迁谪》。

[22]《旧唐书》卷一一六《元稹传》。

[23]《元稹集》卷三一《上门下裴相公书》。

[24]《白居易集》卷七〇《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

[25]《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

[26]《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27]所谓超越意识，指主体在经历磨难后承受忧患、理解忧患并最终超越忧患以获取自由人格的一种努力。参见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第9页。

[28]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引。

[29]［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商务印书馆1985，第84页。

[30]《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永贞元年。

[31]《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32]［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商务印书馆1985，第84页。

[33]《旧唐书》卷一三五《程异传》。

[3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元和十年条。

[35]赵璘:《因话录》。

[36]《柳宗元集》卷三〇《寄许京兆孟容书》。

[37]《韵语阳秋》卷一一。

[38]《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39]《柳宗元集》卷十《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

[40]《柳宗元集》卷四三《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41]陆贽:《三奏量移官状》，《全唐文》卷四七五。

[42]《柳宗元集》卷三。

[43]《新唐书》卷二〇三《吴武陵传》。

[44]《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

[45]H．S．沙利文:《精神病交谈》，转引自［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第23页。

[46]［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第23页。

[47]《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

[4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8，第285页。

[49]《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

[50]《旧唐书》卷一六〇《刘禹锡传》。

[51]《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刘禹锡传误》。

[52]《唐语林》卷二《文学》。

[53]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

[54]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9页。

[55]《石林诗话》卷下。

[56]［美］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7，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