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逐臣的三大悲感及贬谪文学研究

第三节　元和逐臣的三大悲感

初踏贬途的仓惶促迫，来到贬所后的各种磨难，已使逐臣品尝到了贬谪生活那难以言状的苦涩。然而，这并不是元和逐臣心理苦闷的全部内涵。随着谪居时间的延长，一种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不断强化，由此，他们的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便必然性地跨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前两阶段的自然延续，其时间因素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前所述，在元和逐臣踏上贬途经艰辛跋涉终于到达贬所并开始谪居生活这一生命沉沦的过程中，其个体生命均遭到了各种各样的严酷摧残，其社会生命则由于与社会政治活动中心的京城的日益隔离而逐渐萎缩，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濒于死亡。我们知道，生命价值是由个体生命与其社会生命交织在一起体现的，欠缺其一，人的生命即不健全，而当二者同步衰减时，尤其是当这同步衰减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流程时，必然导致生命整体的极大贬值。事实上，元和逐臣的生命价值因了贬谪已经锐减，而由于孤独、苦闷、几无出头之日的谪居生活的折磨，便益发强化了他们早已存在的被弃感。是的，作为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圈子抛弃了的一批“罪人”，他们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一个偏僻角落，饱尝忧患的磨难，很少有人记得起他们。他们对社会来说，似乎已失去了用处;社会对他们来说，则犹如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当此之际，他们不能不深深体验到那被抛弃后的无限痛苦。

当然，这种被弃感因生命沉沦程度、谪居生活时间长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元稹的两次被贬为例，便可略见个中情形。

元稹元和元年被贬河南尉，因刚步入仕途，树敌不多，即使被贬，也还存在着起复的希望，加之贬地为条件较好的河南府，以致朝廷执政尚且“对上以河南县尉非贬官”^[23]之说来搪塞，所以便不会形成多么强烈的生命沉沦的体验。从被贬的具体过程看，他元年九月与裴度“共贬河南亚大夫”(《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三)，当年即丁母忧，在家中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至四年二月，“服除之明日，授监察御史”^[24]。这样，也就不至于产生多么深刻的被弃之感。可是，到了元和五年被贬江陵时，情形便不同了。据元稹自述:“予为监察御史，劾奏故东川节度使严砺籍没衣冠等八十余家，由是操权者大怒。分司东台日，又劾奏宰相亲，因缘遂贬江陵士曹耳。”(《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自注)可见，他这时树敌已多，积怨不少，且又得罪了宦官，故此次被贬造成的后果，较初次要严重得多。但这其中有三点情况尚需注意:其一，此时元稹正年少气盛，时时以直道自砺，不至于因一贬而萎靡不振。其二，元被贬时，李绛、崔群曾两次上疏相救，白居易更是竭尽全力，三上表章，极论元不当贬。这些举动，无疑增强了元稹对自我的正向判断和肯定。其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乃是元稹有背景。当时朝中裴垍为相，而元素为裴所赏识，元和四年他之能脱谪籍升任监察御史，即由于裴“一二明之”(《上门下裴相公书》)，予以提拔;而此次被贬盖因正道直行，弹劾不法之徒，故无疑可以得到裴的同情和援助。由于有此三点原因，所以元稹充满自信，料定此贬将会增加自己的正直名声，而且不久还将重返朝廷。正是怀着这种心理，他被贬时“酣歌离岘顶，负气入江陵”(《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韵》);并在赴江陵途中和至江陵以后写下不少表露壮怀、慷慨激烈的诗歌。所谓“我虽失乡去，我无失乡情。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思归乐》)、“霆轰电烻数声频，不奈狂夫不籍身。纵使被雷烧作烬，宁殊埋骨飏为尘?”(《放言五首》其三)便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切表露。然而，当年十一月，裴垍因中风病，“疾益锢，罢为兵都尚书”^[25]，这对元稹来说，绝不是什么好消息;接着，次年正月李吉甫回朝任相，因吉甫与裴垍不谐，故上任伊始，为裴提拔的李绛即被逐出翰林院，李藩亦被罢相职^[26];到了三月，裴垍就死去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对元稹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感梦》诗中，他这样说道:“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其中流露的，乃是浓郁的失望情绪。既知不能很快回朝，则被抛弃之感便自然迅速增加。尽管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元稹为了摆脱逆境，曾一度依附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严绶和身为宦官的监军使崔潭峻，但还是没有得到朝廷起用，在江陵贬所一呆就是五年。到了元和十年，他虽被召回京城，但旋又出为通州司马。这时的元稹，已不复有五年前初赴江陵时那意激气烈的少年心性了，代之而起的，是因前途渺茫而生发的无限悲凄，是将被永久抛弃无所归属而愈益沉重的苦闷情怀。在《上兴元权尚书启》中，他记述当时情况说:“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阴险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怜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复脱于通。由是生心，悉所为文，留置友善，冀异日善恶不忘于朋类耳。”似乎已将回朝的希望彻底打灭。其《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在历述了自己的贬谪遭际后说道:“光阴流似水，蒸瘴热于炉。……懒学三闾愤，甘齐百里愚。耽眠稀醒素，凭醉少嗟吁。学问徒为尔，书题尽已于。”看透了世事，沉醉于酒乡，借以麻痹自我的灵魂，了此残生，这种失望、苦闷随着谪居时间的延续，变得益发浓郁、沉重。请看:

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酬乐天雨后见忆》)

定觉身将囚一种，未知生共死何如?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其四)

三千里外巴蛇穴，四十年来司马官。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酬乐天见寄》)

尚书入用虽旬月，司马衔冤已十年。若待更遭秋瘴后，便愁平地有重泉。(《酬乐天闻李尚叔拜相以诗见贺》)

这里有失落，有屈辱、苦难的深刻印痕，有对个体生命的无限忧恐，也有无所归属的焦虑迷茫，它们聚合在一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啮噬着诗人的心灵，搅扰着他的意绪，深化着他对被抛弃之生命的体验。

显而易见，对逐臣之被弃感程度起决定作用的，除了贬谪地域远恶的空间因素外，便是谪居生涯长短的时间因素了。就元稹的两次贬谪来看，后者的被弃感之所以较前者沉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谪居时间的漫长。他所谓“司马衔冤已十年”、“四十年来司马官”，虽不无夸大之辞，但却反映了通过时间投影而形成的诗人的心理真实。在这里，一方面是客观时间，一方面是心理时间;心理时间通过客观时间的作用而发生变化，但二者又非同步，当逐臣不仅感觉到了客观时间的久长，而且还意识到返朝无望因而度日如年时，其心理时间便会大大超过客观时间的长度。

从元和逐臣的谪居时间来看，元稹初贬历时不久，再贬自元和五年直至十四年由通至虢、再由虢州返朝(是年年底)止，共十年有余。白居易自元和十年八月贬江州始，至十四年春离江州赴忠州，十五年夏返朝，共计六年。韩愈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初贬阳山，一年多后徙掾江陵，元和元年六月前还京;十四年春再贬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九月召还，两次时间加起来，不足五年。在这里，由于诸人谪居时间不尽相同，因而势必对其被弃的心理感受产生不同的影响。

白居易的情况较为特别。一方面，在长达六年的谪居生涯中，他虽然也饱尝了忧患磨难，但由于超越意识^[27]的作用，使得他能竭力从人生苦难、生命沉沦中超拔出来，因而，他的被弃感和内心苦闷在元和逐臣中表现得最为淡薄;但另一方面，他超越忧患的努力从实质上看却无异于强作达观，在他那些忘怀得失的词语背后，同样涌动着被抛弃后痛苦情感的潜流。如果说，他在《我身》中所谓“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断，浩浩随长风。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表现的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被弃感受，那么，他在《自题》中所谓“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马头觅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几时?”以及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中所谓“剑锋缺折难冲斗，桐尾烧焦岂望琴?……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便将此被弃感具体化、深入化了，其中流露的，分明是一种因时间推移而迅速增长的焦虑苦闷和希求援引急不可耐的心情。由此看来，白居易最为人所称道的那种与世无争、自足自适的意绪，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他用以对付忧患慰藉自我的心理补偿手段而已。

与元、白相比，韩愈的被弃感似乎更强烈一些，但也较为短暂。说它短暂，是因为韩愈两次被贬时间皆不长，随着他很快离开贬所、被召还京，其被弃感受、苦闷情怀也就逐渐消退，不至于对他的心理、人生产生过大的影响;说它强烈，是因为韩愈两次被贬都是在极度的仓惶促迫中，在冰冻雪封的严寒季节踏上贬途的，而且所贬地域是那样的遥远、荒恶，此一被贬，还朝希望极为渺茫，甚至连能否活下来都不可知，这些因素，无疑大大加剧了他的被弃感受。在诗作中，韩愈一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宿曾江口示姪孙湘二首》其一)“嗟我亦拙谋，致身落荆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同上其二)“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答柳柳州食虾蟆》)而在《琴操十首》中，他更从多方面细致地描述了这种被弃的深刻体验，如最具代表性的《履霜操》即借尹吉甫之子伯奇无罪而为后母所逐一事为喻，痛苦地说道:

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

这里，一种巨大的心理苦闷通过一个极简单又涵盖面极广的故事再明显不过地表露出来:孩子被母亲逐出家园，失去了母爱，流落荒野，饱尝被抛弃的辛酸。由于独被抛弃，所以不能无怨，而怨的旨归则在于唤起母亲对孩儿的怜悯，使此被弃之子能得到与其他儿子一样的待遇。刘辰翁读此诗谓:“不怨，非情也，乃怨也，此乃《小弁》之志欤?又饥寒履霜，反复感切，真可以泣鬼神矣!”陈沆说得更直捷:“此即《至潮州谢表》所谓‘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瞻望宸极，神魂飞去。伏望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者也。”^[28]显然，韩愈在此表现的是一种因被抛弃而悲怨苦闷、悲怨苦闷中又夹杂着乞求哀怜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心理学称之为分离焦虑，亦即当人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旧事物、旧环境而接触到陌生的新事物、新环境时，当这新事物、新环境对自己构成大的威胁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来对付时，便必然会为此焦虑不堪，希望逃避眼前现实而回到固有的生活中去。这种分离焦虑说到底，是由对惩罚的恐惧造成的，所以，心理学家指出:“孩子与其说是因为爱不如说是因为恐惧才终日围着母亲裙边转的。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然而却千真万确。他害怕由于自己企图获得独立而招致母亲的报复。”^[29]由此看来，韩愈在《履霜操》、《潮州刺史谢上表》等作品中以父母喻君主并乞求哀怜的言论，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性格中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对被抛弃的恐惧?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一日不消除，他的被弃感和心理苦闷也不会消除。

不过，韩愈毕竟时间不算太长就离开了贬所。而柳宗元、刘禹锡几乎半生时间都在贬地度过，他们因被弃而生发的苦闷情怀最为沉重，因而可作为元和逐臣的典型代表。

柳、刘被贬地域之远恶已见前述，至于谪居时间之久长，实乃元和逐臣之冠。永贞元年，二人被贬永州、朗州，在此一呆就是十年。接着，柳宗元在柳州又居近五年，直至身死贬所，共计十五年。刘禹锡于元和十年五月转徙连州;十四年底因母卒扶柩北上，十五年(820)在洛阳丁母忧，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冬，除夔州刺史;四年(824)夏，转和州刺史;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冬，返回洛阳，直至文宗大和元年(827)六月，才被朝廷除授主客郎中，分司东都，脱离了谪籍。这一过程，若按实际谪居时间算，共计二十一年;如果加上在洛阳丁母忧的两年时间，则长达二十三年。

在这漫长的谪居生涯中，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和自我尊严的失落，柳宗元、刘禹锡深深陷入了被永久性抛弃的苦闷之中。如果再作一次简略的回顾，那么，我们便会对此被弃之苦闷产生进一步的理解。

永贞元年九月，柳、刘被贬邵、连二州刺史，结果，“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30]，于是再贬为永、朗二州司马。这时柳、刘二人刚行至荆南，接到诏令，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到达贬所后，恶劣的自然环境，陌生、落后的文化氛围，家庭的重大变故以及顺宗、王叔文的相继死去，从不同方面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刺激，可就在此时，朝廷又一次严厉申明:柳、刘诸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31]在这种情况下，柳、刘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以死殉志，表示自己对混浊人世的抗议，解脱生的痛苦;一是在逆境中活下来，不断努力，不断抗争，达到自我拯救的目的。关于前者，如上所述，柳、刘二人确曾生发过一死的念头，他们之所以没有死，乃是因为尚存自信，还没有彻底绝望。柳宗元说得明白:“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与裴埙书》)当然，“尚顾嗣续，不敢即死”(《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也是柳宗元活下来的一个原因，但相比起来，坚信自己是受冤屈的、事情真相终将大白的意念无疑是其中更为重要的因素。关于后者，柳、刘也是尽了最大努力的。由于他们确信自己是无罪的，所受待遇是极不公正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种本能力量的驱使，诉说、发泄内心的无比忧怨，以求得公正，恢复自我的尊严。心理学认为:“本能因受阻力而不能释放其全部能量，这就是‘目的抑制’。遭到目的抑制的本能常常产生强烈的对象性发泄和持久的内驱力，因为紧张不能完全被解除。结果，没有解除的刺激便不断提供能量，以保持其对象性发泄作用。”^[32]柳、刘的情况便是如此。他们受本能驱使的对象性发泄，一方面表现为对政敌的反击，一方面表现为向朝内亲友以及当权者的陈情、请求。诚如柳宗元所谓:“仕于世，有劳而见罪，凡人处是，鲜不怨怼忿愤，列于上，愬于下，此恒状也。”(《送薛判官量移序》)考察柳、刘二人在贬谪后发泄忧怨、请求援引的信函，达数十件之多，其中有给许孟容、杨凭、裴埙、萧俛、李建(柳)、杜佑、李绛、裴度(刘)等故旧亲朋的，也有给李夷简、赵宗儒、李吉甫等大僚甚至像严绶、武元衡这样一些革新派的反对者的。在这些信函中，言辞之痛切、呼救之急迫，令人读之泪下。然而，失望却接踵而来，而当其他贬官被接连起用，自己却毫无被赦的音信时，这种失望便愈加沉重。元和四年初，同为“八司马”的程异被朝廷召回，“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33]。这件事虽然给柳、刘带来了一线希望，证明他们还有被起用的可能，但同时也使他们在对照之下倍感苦闷，刘禹锡所谓“一自谪居，七悲秋气。越声长苦，听者谁哀?汤网虽疏，久而犹诖。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头有白发……自同类牵复，又已三年”(《上杜司徒启》)，乃是这种苦闷意绪的典型表露。在《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中，柳宗元慨然长叹:“席之贤者，率皆左官蒙泽，方将脱鳞介，生羽翮，夫岂趑趄湘中为憔悴客耶?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这里表现的，则是一种更为凄楚、沉痛的被弃感受。

好不容易等到了元和十年，柳、刘被朝廷召回，但接踵而来的打击顷刻间便再一次粉碎了他们重新燃起的希望。史载:

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34]

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其一，“谏官争言其不可”，说明社会舆论仍对王叔文集团不利，反对派力量颇大。其二，“上与武元衡亦恶之”、“此则禹锡重可责也”，说明宪宗和武元衡对十年前的旧事仍衔恨在心，必欲重责，致之恶地，所谓“但要与郡，岂系母在”^[35]是也。因而，他们乃是柳、刘此贬的关键所在。其三，“官虽进而地益远”，说明这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由此导致的逐臣的被弃感和生命沉沦程度亦必弥甚。其四，“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据孟棨《本事诗·事感》说，是因了禹锡所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被人诬其有怨愤而招致的报复。由此看来，在同时被贬诸人中刘禹锡所受打击最重，君主专制制度的严酷和残暴在此表现得也最为突出。尽管刘禹锡后被改派连州刺史，但由此造成的心灵创伤却难以平复，而且扶持着八旬老母踏上贬途，“自发郴州，便染瘴疟，扶策在道，不敢停留”(《谢上连州刺史表》)，岂不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楚?所以，在《谢门下武相公启》中，刘禹锡悲怆地说道:

某一坐飞语，废锢十年。昨蒙征还，重罹不幸。诏命始下，周章失图。吞声咋舌，显白无路。

十年的生命沉沦已使人艰辛备尝，而刚被征还旋又遭弃的打击更使人锥心泣血!当此仅有的一点希望也已断绝之际，刘禹锡乃至柳宗元怎能不怀着永被抛弃的沉重苦闷，吟出一曲曲抒怀泄怨的苍凉悲歌?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这是两位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好友再赴贬所行至衡阳分手时的诗作。一个“憔悴”，道尽了十年间的凄风苦雨;一个“重临”，饱含着现实的深哀巨痛;回首往昔，曾因“不识几微”、“一心直遂”^[36]而招来了积毁销骨的无穷“物议”;举目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天各一方更其惨重的生命沉沦。宋人葛立方有言:“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初得一礼部郎，席不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乃复不得用。以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复六千，往返殆万里矣。故赠刘梦得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赠宗一诗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是也。呜呼!子厚之穷极矣!观赠李夷简书云:‘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阨。穷踬殒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则子厚望归之心为如何!然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37]

上述被弃感和实际的被弃曾使柳、刘等元和逐臣产生了浓郁的心理苦闷，而与此被弃感紧相关联的被拘囚感，更从不同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这苦闷的程度。

逐臣的被拘囚感主要是由三种因素决定的，一是自然环境的包围。由于贬官所至处所大都遥远荒恶，或山高谷深，或局促狭小，致使人的视野乃至心境受到很大的空间阻遏，故极易形成被拘一隅不见天地的感觉。二是朝廷的律令限制。如元和十二年四月的敕文即明确规定:“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流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是年十月敕文再一次申明:“自今以后，流人不得因事差使离本处。”而早在元和六年，即有关于“准贞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敕，自今以后，流人左降官称遭忧奔丧者，宜令所司，先听进止”^[38]的奏议。贬官不得擅离贬所，甚至连奔丧都被禁止，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活动，这不是拘囚是什么?当然，有时也有例外，如元和十四年底，刘禹锡母卒，即被允准扶柩北上;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无此特例，如元和元年，柳宗元母卒于贬所，他只能眼望“灵车远去而身独止”(《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与柳同时被贬的凌准也是“居母丧，不得归”^[39]，所谓“高堂倾故国，葬祭限囚羁”^[40]，指的便是这件事。三是谪居时间的久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前所述，漫长的谪居生涯曾使得逐臣们无不产生强烈的被弃之感，同理，在“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故里，永无还期”^[41]的煎熬中，他们这种被拘囚感也势必日益浓重。

如果说，人类的天性便是追求自由、热爱自由，那么，上述三个因素聚合一途，恰恰构成了对自由的极大限制，对人性的无情压抑。虽然这种限制和压抑同时也激发了人对自由的更大渴望，但由于这渴望是难以实现的，因而便自然导致了受本能驱使的欲念与受现实约束的行动、相对自由的精神与极不自由的躯体之间的冲突搏斗，并最终将重重苦闷沉重地积压在人的心头。(www.xing528.com)

综观元和逐臣的诗文集，这种身在贬所有如囚犯盼望自由而不可得的苦闷是普遍存在的。白居易向以达观见称，却也屡生羁囚之感:“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玩新庭树因咏所怀》)“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其四)元稹这类感触更多，也更浓郁:“鹤笼闲警露，鹰缚闷牵韛。”(《酬许五康佐》)“云水兴方远，风波心已惊。可怜皆老大，不得自由行!”(《遣行十首》其八)“留君剩住君须住，我不自由君自由。”(《喜李十一景信到》)“定觉身将囚一种，未知生共死何如?”(《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其四)刘禹锡则一再沉痛地表述:“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虽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上杜司徒书》)“某久罹宪网，兀若枯株。当万类咸悦之辰，抱穷途终恸之苦。……嗟乎!一身主祀，万里望枌榆之乡;高堂有亲，九年居蛮貊之地。”(《上门下武相公启》)在这些或悲伤，或激愤，或痛楚，或抑郁的词语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晰地感触到逐臣那被拘一隅失去自由的苦闷情怀吗?

然而，这种被拘囚感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却是在柳宗元那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可以说，柳的整个后半生都处在这种渴盼自由和极不自由的境遇之中。以他的初贬为例，即可明了其中情形。由于永州四周多山，石多田少，虫蛇遍布，满目荒凉，因而首先使诗人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而诗人的体弱多病，数遭火恐，更使他生出对贬地的极大厌倦。虽然他也有“时到幽树好石，得一笑”的时候，但紧随这一笑之后而来的，却是那百忧攻心的“已复不乐”。为什么呢?诗人回答说:“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圜土”者，狱城也。将自己比作监狱中的囚犯，而这囚犯“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这该是何等沉重的苦闷呵!怀着这种苦闷，柳宗元愤怒地发问:

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

这是《答问》中的话语，其中流露的，分明是被弃逐者地老天荒无所归属的大寂寞与大悲哀。尽管在此《答问》的篇末，诗人聊以自慰地说道:“尧舜之修兮，禹益之忧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跹跹蓬藋，乐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但这种暗含强烈不满近乎自嘲的正话反说，不是愈发展示了他“逃山林入江海无路”的心理苦闷吗?在那篇著名的《囚山赋》中，诗人这种苦闷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迾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其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泺而为曹。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口阚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眢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这里，四周环抱、绵延逶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阳拥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极呢?所以，他既将山林比作陷阱，又将山林比作牢狱，不仅厌倦，而且几达深恶痛绝的地步。柳集《补注》引宋人晁补之的评论说:

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也。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阱也，故赋《囚山》。淮南小山之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谓贤人远伏，非所宜尔，何至以幽独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42]

这段话一方面正确地分析了柳宗元赋《囚山》的原因，另一方面却责备他“以幽独为狴牢”，有悖“仁者乐山”之旨。这说明晁氏并未深切体察诗人的处境和心理矛盾。事实上，在柳宗元这里展现的，乃是一种矛盾心态，亦即对自然既喜爱又厌恶、对朝市既厌恶又向往的心态。一方面，从中国古代文人的处世态度看，往往是得志时以入世为主，失意时以出世为主，而他们一般是失意时居多，故而身在朝市却心慕山林，遂表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对一般文人来说，大自然既是逃避社会的场所，又是陶冶身心、实现自由人格的地方。柳宗元作为古代文人中的一分子，当然不会例外。炎凉的世态、人间的倾轧，他是有过切身体验的，因而，他对朝市具有一种铭心刻骨的反感;从他有名的“永州八记”来看，他对自然山水确是怀有深挚的眷恋之情的。然而，另一方面，柳宗元与一般的古代文人又有很大不同，他是作为被朝廷抛弃的“罪人”来到山林中的，这就首先使他失去了一般文人常有的那种对山林主动追求的心性;而他所置身之“山林”又是如此荒远、冷落、恶劣，在整体上缺乏令人怡情悦性的恬美色彩，这就又给了他一种客观的外在压抑;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他厌恶朝市的混浊，但他却需要利用朝市来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利安元元”的经纶壮志，同时，亦欲借返朝来洗刷政敌强加给自己的不实罪名。基于此，他不能不向慕朝市而厌恶山林，不能不将所呆之地视作樊笼，把己身视作羁囚，甚至一天也不想在此呆下去。不想呆下去，却非呆不可;想返回朝市，又无计可施，从而便大大加剧了他心理苦闷的程度。进一步看，他憎恶的对象表面是山林，但实质上无知觉的山林不过是他借以泄怨的一个替代物而已，不过是某种政治势力的象征而已。“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显而易见，这句反问中充溢着诗人的无比激愤。既然圣理贤进，而柳宗元并非不肖，为什么还要被拘囚于山林之中?既然他这样的贤能志节之士还被拘囚，那么所谓“圣”，所谓“贤”，又从何谈起?柳宗元在永州时的好友吴武陵曾在柳为柳州刺史后向朝中执政申言:

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耶?^[43]

这话说得何等透彻!其中又包含多少激愤!专制君主“毕世而怒人臣”，正是柳宗元被长久拘囚和他之所以赋《囚山》的深层原因。

按吴武陵的话来理解，则柳宗元被囚被弃几达半世，而刘禹锡已近一世。在如此漫长的谪居生涯中，他们饱尝忧患，度日如年，熬白了双鬓等老了心，仍无出头之日，一种至深至切的生命荒废感怎能不如文火般不断地、愈来愈烈地烤炙着他们的灵魂?

于是，元和逐臣的第三重悲感，便不能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生命荒废的沉重感受。

这种生命的荒废感是与他们的被弃感、被拘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被弃、被囚的生命沉沦又导致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认。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又是宝贵的。惟其短暂，才益发见出了宝贵;惟其宝贵，才弥足令人珍视。所以，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无不具有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他们不仅重视生命的生理时间，而且更重视生命的现实时间，也就是说，生命的生理时间是有限的，不可延长的，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在现实中的努力作为来增加生命之生理时间的有效性，以使自己在同样长度的时间内做出更多的事情。当然，人生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它必然会减少生命的实际时间，因而，在挫折中奋起，努力抗争，以自我的顽强拼搏为生命的发挥效用开拓出一条通道，便形成了古代文人生命意识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然而，摆在元和逐臣面前的现实却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侵袭，人的身心健康不断受到破坏，生命的生理时间可怕地缩短着;由于远离了他们熟悉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活动中心，英雄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贬所所任官职大多有职无权，致使大好生命白白耗费于穷山恶水之中，因而生命的现实时间也在飞速流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虽希望从挫折中奋起，作过多次的挣扎、努力，但却如同石沉大海，前景渺茫，甚至还要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壮盛之年就这样缓慢而又迅速地度过，取而代之的是那惊心的白发和衰老的心境。面对这生命的沉沦，他们怎能不痛心疾首?又怎能不生出生命荒废的内心苦闷?须知，他们都曾是抱着齐天宏愿而欲利用生命大有作为的呵!

人对生命看得愈重，由此导致的痛苦便愈深;人愈是执著于自我，便愈是难以摆脱焦虑和苦闷;人愈是痛感于时间的无情，无情的时间就给人愈为残酷的报复。请看:

呜呼!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长鸣孔悲。(《上中书李相公启》)

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期。……稽天道与人纪，咸一偾而一起。去无久而不还，棼无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谪九年赋》)

某遭不幸，岁将二纪。虽累更符竹，而未出网罗。亲知见怜，或有论荐。如陷还泞，动而愈沉。甘心终否，无路自奋。(《谢裴相公启》)

这是刘禹锡的自述，其中充满痛苦、焦虑和时间折磨下的苦闷，但所有这些又无不源于贬谪的打击以及诗人对生命、自我、时间的全身心的关注。再请看: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冉溪》)

摧伤之余，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与李翰林建书》)

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与萧翰林俛书》)

这是柳宗元的表白，与前引刘禹锡的自述相比，这表白似稍有不同:其一，由壮心的瓦解、生命的废弃而转生归田之念，欲借此解脱苦闷的缠绕。其二，在对人生命历程之短暂的深切体悟中，感到人生不足恃，是非荣辱不足道。表面看来，柳宗元在这里少了一些执著，而多了一些抽身退步的放旷，少了一点欲罢不能的悲怀，而多了一点自解自慰的超然。可是，只要我们向深处探查一步，便会立即发现，这乃是执著人故作超然语，其超然的背后，正滚动着“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寄许京兆孟容书》)之痛苦情感的轩然大波!昔日许国希公侯的意念他是很难忘怀于心的，壮心瓦解被拘一隅的现实境遇只能愈发强化他对生命荒废的感受，是非荣辱之念几已深入骨髓，岂是轻易可以抹去?而欲学后汉樊重之种漆南园以待成器的举动，更表露了一种不畏流言、执著信念的精神。因为事情很明显，一个“悲夫”，道尽了人生的凄凉:人的生命本即短暂，“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如此短暂的生命行程，本应抓紧利用，干出一番事业，可现实却将他牢牢束缚于穷山恶水之中，只能眼看着“日月益促，岁岁更甚”的时光空空流逝，大好的生命日益沉沦、白白耗费，当此之际，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内心本极痛苦，却强作无所谓态，不是愈发反证了他的痛苦是无法排解的吗?

综观柳宗元的言行，确曾表现过一些希望归田终老的欲念和借佛理、山水以排遣苦闷的倾向。所谓“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乔木余故国，愿言果丹诚”(《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所谓“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送僧浩初序》)便是这种欲念和倾向的明证。固然，所有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想法，而且在一定时期还表现得比较浓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柳宗元本质上是一个执著型的诗人，他性格中刚直峻切、固执信念的成分过重，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以其出游山水为例，即可看到，他往往是“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在“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那“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刚刚领略到了一点“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的乐趣，马上又被牵拽到“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那永久的现实悲患之中。苏轼评柳诗曰:“忧中有乐，乐中有忧”^[44]，事实上，在柳宗元那里，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便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正是由于此，所以我们说，柳宗元的苦闷和刘禹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生命的过度重视、对自我的顽强执著以及对时间的全力关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们换一种活法，漠视生命、摆脱自我、淡化时间意识，超然物外，自得自适，那么其心理苦闷便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沉重。

正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并由此一步步导致了他的性格变异。心理学告诉我们，刺激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也就是说，当刺激已达到其阈限的时候，此后的刺激便难以产生初次刺激那样明显的心理反应;但从另一面看，这种递减只是对刺激强度之反应的递减，而并非受刺激者对刺激之感知深度的递减。事实上，由于刺激的反复作用，由于时间的沉潜力量，被刺激者极易形成一种固定化了的、潜意识的心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特征。柳宗元的情况便是如此。一方面，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使他对自己被抛弃、被拘囚和生命荒废的感受特别敏锐、特别深刻;另一方面，长期谪居所经历的各种忧患磨难又使他对外界刺激产生了一种适应性，在感受上相对迟钝和冷漠。一方面，他确实想摆脱樊笼的拘囚，并为此作过多种努力;另一方面，他也因希望渺茫而不得不将巨大悲苦沉潜于心底，以沉默寡言、反视内省的态度来应付并漠视外界的事变。在《与萧翰林俛书》中，他这样说道:“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长说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思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很明显，柳宗元这种自甘喑默、思与木石为徒的态度，既可以谓之为一种心理防卫的方式，也可以说是由时间推移和刺激重复所造成的性格变异。在诗中他曾一再申言:“远弃甘幽独”(《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后寻愚溪》)、“岁月杀忧慄，慵疏寡将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这些诗句，无不展示出诗人性格向忧郁、冷漠变化的轨迹。心理学家指出:

冷漠是一种奇特的状态，它是人防卫打击以免于实质损伤的一种方式。当然，它如果持续过久，人也会遭到时间的损伤。在我看来，冷漠似乎是人格遭受重大挫伤后借以暂时栖身的一种自卫奇迹。^[45]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意是出于自卫，但由于保持冷漠的时间过久，自然容易使其在性格上固定下来，所以，

这种状态持续愈久，冷漠也就愈是迁延下去并最终发展为一种性格状态。这种漠然状态意味着从旋风般的要求中退避出来，面对高强度刺激无动于衷;意味着由于深恐被激流淹没而站在一边不予响应。^[46]

柳宗元的情形正是如此。由于长期处于被抛弃、被拘囚般的环境，处于忧郁苦闷、不与世接的冷漠状态，因而不能不使他一变昔日外向型的激切心性为内向型的自甘喑默，而且也不能不使他因旷日持久的外在压抑和自我压抑遭受到严重的“时间的损伤”。从实质上看，这种损伤与对象的缺乏亦即人与外在世界的强迫性疏远紧相关联;而作为其结果，则表现为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而又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在《对贺者》一文中，柳宗元说自己“尝静处以思，独行以求”，但到头来却是“茫乎若升高以望，溃乎若乘海而无所往”;在文章的最后，他更是如此说道:

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这是何等沉痛的表白!又是何等悲怆的一问!表面之“浩浩”为内心之“戚戚”，而且是“戚戚之尤者”，这种表里悖反的情形，不正说明其精神状态已达百忧攻心、万感交集、悲欢难言、哀乐莫辨的地步了么?不正反映了他那想排遣苦闷而不得、欲麻痹神经而不能、历久弥新、无可底止的人生感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