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荒远地域的多重磨难
元和逐臣所贬地域不同，则其由长安至贬所的距离和所费时日亦不同。如元稹被贬之江陵郡，距长安最近，约一千七百七十余里[11]，半月即可到达[12];而韩愈被贬之潮阳郡，距长安最远，约七千六百六十余里[13]，需时两个多月[14]。这样看来，他们在贬途所受折磨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但尽管如此，因被贬而导致的各种身心的摧残却是免不了的，而且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贬所后，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多种因素的侵袭、刺激，这种摧残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将变得更为严重。
于是，元和逐臣生命沉沦的第二阶段便开始了。
到达贬所后，他们首先遇到的便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而这种恶劣和贫乏，与唐代统治者对贬官的严酷政策紧密相关。
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并引》云:“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事实上，早在张九龄为相之前，贬臣“不宜与善地”的现象便已大量存在了，而在此之后，则愈趋严重。德宗贞元年间窦参之贬，朝廷诏令即明谓:“其窦参等所有朋党亲密，并不可容在侧近，宜便条疏，尽发遣向僻远无兵马处，先虽已经流贬，更移向远恶处者。”[15]这里的“僻远无兵马处”、“远恶处”，指的便是那些距京城遥远、文化落后、自然环境恶劣的处所。对贬臣来说，被贬已经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了，而所贬之地尽为远恶处所，则愈发加剧了这打击的程度。综观韩、柳、刘、元、白五人在元和十五年以前被贬被移之地，属远恶州郡者占十分之七。韩愈初贬之连州阳山，属岭南道，为中下小县;再贬之潮州潮阳，亦属岭南道，为下郡。柳宗元、刘禹锡永贞元年被贬之永州和朗州，一属江南西道，为中郡，一属山南东道，为下郡;而至元和十年他们被迁之柳州和连州，则更为遥远荒僻，皆属岭南道，为下郡。至于白居易和元稹被贬之江州、江陵，分属江南西、东道，条件稍好一点，但时间不长，他们又相继移至忠州和通州，此二州分属山南西、东道，前者为下郡，后者为上郡。这里，且不说作为下郡的忠州条件极荒恶，曾使得白居易屡屡发为“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赠李六》)的感叹;即以作为上郡的通州而言，其恶劣条件见诸元稹诗文描写者便有如下几端:
楚风轻似蜀，巴地湿如吴。气浊星难见，州斜日易晡。通宵但云雾，未酉即桑榆。瘴窟蛇休蛰，炎溪暑不徂。伥魂阴叫啸，服鸟猊旧踟蹰。乡里家藏蛊，官曹世乏儒。(《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
茅檐屋舍竹篱州，虎怕偏蹄蛇两头(自注:通州，元和二年，偏蹄虎害人，比之白额。两头蛇处处皆有之也)。暗虫有时迷酒影，浮尘向日似波流。沙含水弩多伤骨，田仰畲刀少用牛。(《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其一)
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貘、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叙诗寄乐天书》)
将上述情况简括起来，则通州的全貌便是:地域偏远、卑湿、荒残，自然祸患甚多，文化水准极低，客观条件颇差，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一个所在，难怪元稹要说出如此绝望的话语:“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酬乐天雨后见忆》)
通州属于上郡，情形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中、下州郡的永州、朗州以至更为荒远的连州、柳州和潮州的情形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下面，我们重点以韩愈所至之潮州和柳宗元所至之永州、柳州为例，来看看逐臣们的环境和生活状况。
据《潮州府志》，潮乃“南交日出之乡，多燠少寒”，“外薄炎海，浥润溢淫，内负丛岭，瘴岚疠疵，愆阳所积，凝阴所伏。四时之气既盩，一日之候屡更”。其瘴气起时，“惟山泽间蓬蓬勃勃，郁结如火，久而不散”，而且春夏秋冬，瘴气不绝。如此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即土著者尚病之，无论羁游远宦也”[16]。所以，贬官未到贬所，便先已生出无穷恐畏:“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韩愈《题临泷寺》)“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这里，瘴毒、鳄鱼、大海、飓风聚集一起，险恶光怪，阴森可怖，令人听来，朱颜为之尽凋，当此之际，被逐的韩愈不能不产生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在《黄陵庙碑》中，他这样写道:“潮州……于汉为南海之揭阳，厉毒所聚，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尚未至贬所，便先向神灵祈求平安，其中流露的，不正是面对死亡而生的不可排解的深忧巨恐吗?这种深忧巨恐在诗人到达贬所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而是逐渐沉积到心底，随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对身体的直接侵袭和戕害，变得愈发浓郁了。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自述其至潮后状况说: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环境的荒恶已使人忧心忡忡，死亡的威胁更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心头，挥之不去。固然，韩愈对岭南的环境并不生疏，早在他十岁那年，其兄韩会贬官韶州，他即随从前往，所谓“忆昨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过始兴江口感怀》)，指的便是这件事;而他三十五岁被贬连州阳山，对岭南环境之荒恶更有过切肤体验:“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按理而论，多次生命磨难所产生的适应性似不应使韩愈再产生过度的环境恐畏，但从另一角度看，他数度南迁之地虽均为岭南，却一次比一次远恶，他所遭受的打击一次比一次严重，他的年龄和身体也一次比一次老弱;而且旧地重经，睹今思昔，难免酸楚;瞻望前景，来日无多，势必忧思弥甚。这是一种深刻的死亡意识，“焦虑的现象之一是害怕死亡，并不是对人类必然经历到预期死亡所存在的普通畏惧，而是随时可能殒命的恐怖。……死亡是一个深刻的痛苦，未曾好好生活便要死去的悲惨事实，尤其无法忍受;与无法不畏惧死亡有连带关系的，是畏惧年迈。”[17]对韩愈来说，年龄的老大、身体的衰弱和随时可能殒命的威胁聚集在一起，沉沉地压在心头，当此之际，他不能不感到一种“忧惶惭悸，死亡无日”的巨大恐畏和痛苦。
至于柳宗元，由于后半生一直未脱谪籍，故所受磨难比韩愈更大。早在他到达柳州之前，即已精神憔悴，病魔缠身了。永州在唐代尚属落后、荒凉的地区，“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左袵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余”[18]。柳宗元永贞元年初贬永州，“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条件备极艰苦;加之“徙播疠土”，“炎暑熇蒸，其下卑湿”，“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他年近七旬的老母在到达贬所半年即染病身亡(《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这一重大变故，使得“孤囚穷絷”的逐臣“苍黄叫呼”、“魄逝心坏”(同上)，精神蒙受了难以言说的刺激。又“永州多火灾”，诗人“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与杨京兆凭书》)。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柳宗元描述此地环境说: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
柳宗元自贬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其痞病重时，一二日即发作一次，轻时亦一月发作二三次，在疾病折磨下，柳宗元“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身体坏到了极点，心境也坏到了极点。在《与萧翰林俛书》中，他如此说道: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
与永州相比，柳州的环境更为恶劣。“柳在唐时，为极边”[19]，“山川盘郁，气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胪胀或虫”，“不惟烟雾蒸郁，亦多毒蛇猛兽”[20]。这样的环境，对在永州贬所已呆了十年、身心备受摧残的贬谪诗人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它带给诗人心灵的，乃是无穷的生命忧虑和更深重的死亡投影:(www.xing528.com)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在这首题名《岭南江行》的诗作中，柳宗元说“从此忧来非一事”，这种忧既与贬所那瘴气、怪兽的险恶可怖有关，也与自身的多病、年华的飞逝有关。是的，一切生命的本质乃在于维持和肯定自己的生存，当其生存的基本条件都难以得到保证时，当其已意识到所面临的环境是本身力量难以克服而且自己的生命终将为此环境吞噬时，便必然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基于生命忧恐的痛苦，而多种疾病的一再侵袭，则无疑愈发加剧了这痛苦的程度。综观柳宗元至柳州后的诗文，其中所反映的诗人心绪较之永州时更为低沉，有时几近于绝望。
首先是其从父弟柳宗直之死给他精神上以沉重打击。据《志从父弟宗直殡》云，元和十年七月，宗直南来柳州，道途即患疟寒，至柳后数日即死;在《祭弟宗直文》中，柳宗元沉痛地说道:“吾门凋丧，岁月已久，但见祸谪，未闻昌延”;“如汝德业，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谤年深，使汝负才自弃”;“炎荒万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来此伴吾。……一寐不觉，便为古人。茫茫上天，岂知此痛!”这里，既表现了诗人对家族凋丧以及因己被谪连累他人而感到的焦虑不安，也流露出他因弟早于兄亡一事所产生的心理重压。
其次是恶劣环境给他身体造成的严重摧残。如上所说，宗直之死委实与他的南行有关，设若不经受那“炎荒万里，毒瘴充塞”的尘劳困顿和环境侵袭，他决不会“年才三十”即与世长辞;由此推进一步，既然宗直之死与长途跋涉和荒恶的环境有关，那么对比他年长且久病的宗元来说，“炎荒万里，毒瘴充塞”意味着什么，不就很清楚了吗?事实上，宗元至柳州后，不仅旧病未愈，而且又添新疾。其《寄韦珩》云:
初拜柳州出东郊……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
可见，诗人历经艰辛到达贬所，不久即染上多种病患，如箭钉骨的奇疮和支心搅腹的霍疾无疑与贬所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而气少力衰、筋骨毕露、白发苍然、形容憔悴的情状，除与环境有关外，更源于十多年来接连不断的精神打击和心灵摧残!正是在这些打击、摧残和炎暑、毒虫、瘴气、疾病的交攻下，年仅四十七岁的诗人葬身柳州。后人有感于此而慨然长叹:“嗟乎!孤臣去国，万里投荒，今古同悲，可胜道哉!”[21]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客观条件对逐臣造成了肉体戕害，贬所落后的文化氛围以及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则给逐臣们带来了沉重的精神磨难。
在唐代，相比起黄河中下游一带文化发达的地区来，江淮、岭南、黔中等不少地区的文化水准比较低下，风俗也较为落后，向被视为蛮夷之地;而由于贬逐之臣所至处所多为远恶州郡，则其文化水准较一般情况更为低下自不待言。韩愈《送区册序》曰: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
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述通州情形曰:
夷音啼似笑，蛮语谜相呼。……乡里家藏蛊，官曹世乏儒。敛缗偷印信，传箭作符。椎髻抛巾帼，镩刀代辘轳。当心铜鼓，背弝射桑弧。
地域的偏僻、吏民的稀少、语言的难懂、风俗的卑陋和文化设施的缺乏，对来自政治、经济、文化极为繁荣之京城的元和逐臣来说，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置身这样的偏僻处所，信息闭塞，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缺少能谈到一起的朋友，孑然独处，精神倍感孤独。《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刘禹锡自述道:“及谪官十年，居僻陋不闻世论。……时态高下，无从知耳。”(《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柳宗元亦谓:“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自吾为僇人，居南乡，后之颖然出者，吾不见之也”(《送澥序》)便反映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中原人士向来鄙视南蛮，这种习俗观念在元和逐臣身上也有明显体现，加之与当地民众语言不通，便更加深了其间的隔阂，并使得他们益发感到孤独。韩愈诗云:“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猨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县斋有怀》);白居易诗云:“前在浔阳日，已叹宾朋寡。忽忽抱忧怀，出门无处写。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巴人类猿狖，瞿烁满山野。敢望见交亲，喜逢似人者”(《自江州至忠州》)、“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征秋税毕题郡南亭》);柳宗元诗云:“竟夕与谁言?但与竹素俱”(《读书》)、“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柳州峒氓》)。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对他们来说，贬所几乎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而存在的，而这异质文化之水准又是如此低下，以致使他们在孤独的体验中，不能不产生出浓郁的苦闷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被弃感。不独如此，元和逐臣到达贬所后，还要经受由地位变化而导致的社会歧视、上司压迫等精神折磨。
柳宗元诗云:“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韩愈诗云:“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便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在贬所受到的歧视和欺凌。
除此之外，元和逐臣受到的另一重精神磨难，便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柳宗元、刘禹锡身上。由于柳、刘二人的主要参政实践是永贞元年进行的革新活动，而要革弊图新，势必会触动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并因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不合理请求而得罪他们，所以在柳、刘被贬之后，墙倒众人推，各种流言、诽谤纷纷而起，大有“世人皆欲杀”之势。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云:“是非之际，爱恶相攻;争先利途，虞相轧则衅起;希合贵意，虽无嫌而谤生。……加以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上淮南李相公启》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巧言奇中，别白无路。”柳宗元在《答问》中借问者之口描述自己被贬后的情状说:“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进一步说道:“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刘、柳的上述言论，清晰地反映了他们被贬后为人诽谤、攻击乃至冷落、歧视的情形。
这些流言、诽谤，有的来自政敌，有的来自想向上爬而苦于无路故攻击失势之人以迎合权贵者，有的则出于幸灾乐祸者之口。我们知道，柳、刘参加的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失败以后，便被朝廷定为万死不赦的政治罪人，杀的杀，贬的贬，不仅已无丝毫还手之力，而且也难以东山再起了。当此之际，攻击、责骂他们，既不会遭到反驳和报复，又可以博得权贵乃至君主的欢心，何乐而不为!韩愈与柳、刘为好友，柳、刘被贬时，他恰好遇赦，由阳山徙掾江陵，并谋求返朝。在此期的一些诗作中，他虽然为柳、刘作了一些开脱:“数君匪亲岂其朋?……吾尝同僚情可胜!”(《永贞行》)但也不无怀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怀疑自己的被贬与二人有关。至于对王叔文等人，韩愈则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嗣皇传冕旒……首罪诛共吺”(同上)，“小人乘时偷国柄……天位未许庸夫干!”(《永贞行》)韩愈抱此态度固然是有一定原因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看，它却无疑代表了当时对王叔文集团大加挞伐的社会态度。与韩愈有所不同，元稹最初对宪宗之内禅是不满的，这由其《贞元历》、《永贞二年正月二日上御丹凤楼赦天下予与李公垂庾顺之闲行曲江不及盛观》诸诗可以看出。然而，时隔不久，在他任左拾遗后写的《论教本书》中，便改变了态度，以致“宪宗览之甚悦”[22];而在其《献事表》中，更说出了这样的话语:“陛下以上圣之姿，绍复前统，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党散……”在这里，元稹的态度急转直下，并将王叔文集团比作“凶邪之党”，如果联系到他此前对宪宗的不满和此后与刘、柳的交往来看，则很难说他在此讲的是真心话，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迫于时事，人云亦云，为自己的进取来讨好君主而已。可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一，由于王叔文集团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所以，韩、元之攻击王叔文等，便自觉不自觉地将柳、刘包括在了其中;其二，作为柳、刘好友的韩愈以及对宪宗有所不满、对革新集团亦无恶感的元稹，当时事变易之际，尚且翻覆其手，那么对那些革新集团的政敌和趋炎附势者来说，又该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反过来看，柳、刘被贬之后，不仅要承受整个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且还难以见谅于昔日的友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不因精神上的重重折磨而生出无可底止的苦闷?
这是一种凝聚着孤独、屈辱、悲伤和近乎绝望的苦闷。如果说，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他们的躯体以直接的侵袭，落后的文化环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有治愈的希望和习惯的可能，那么，来自社会的歧视和舆论便给予他们精神上以更为惨重的打击，并在其心灵上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如果说，在此惨重打击下，其所受到的人格凌辱还只是表层现象，那么，在此人格凌辱的背后，则分明呈现出他们对混浊人世无比愤恨而欲尽早摆脱生活之累的绝望之感来。刘禹锡说自己“寒心销志，以生为惭”(《上杜司徒书》)，柳宗元更明确表示:“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哭连州凌员外司马》)、“鸣玉机全息，怀沙事不忘!”(《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显然，假如内心苦闷没有到达极点，他们绝难产生一死的念头;尽管他们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在浮谤如川的舆论压力下，在艰难百端的谪居环境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但经受着日益沉沦的生命磨难，这种活不是愈发加剧了他们的苦闷程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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