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京城到贬所的人生落差
有如一道界碑，一座分水岭，贬谪将元和逐臣的人生历程截然划为两段。在以上升、进取为主要特色的元和文化精神的有力影响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积极参政，锐意革新，直言强谏，大呼猛进，其生命内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生命价值就其所处时代而言亦可谓达到了极致，但接踵而来的贬谪，又把他们抛上了万死荒投的路途，使其生命形态顷刻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生命价值亦由发展的高峰跌落到了无底的深谷。
这是生命的沉沦。所谓沉沦，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生命由高向低的跌落过程，一个层面是指生命在此一过程中所遭受的磨难。综观元和逐臣的人生遭际，无不鲜明地体现了这两个特点:被贬之前，他们身在京城，担任朝官，论政议事，意气昂扬;被贬之后，他们置身偏僻荒远之地，大都在州县一级担任司马、参军一类有职无权的小官，英雄失去了用武之地，整日在寂寞、苦闷中讨生活。且不说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他们的肉体带来了何等样的折磨，也勿论在此折磨的同时，他们还要遭到多少来自社会的非议、打击和世俗的冷眼、歧视，仅以其大好生命空被闲置甚或废弃一点而论，就足以使他们在精神上痛苦异常了。如果说，人的生命本即处于长久的磨难之中，那么，这种磨难虽然令人痛苦，但人还不至于不能忍受;可是，当此生命由一个极点向另一个极点骤然转变的时候，由于有了正向的、高层级的生命体验作参照，则负向的、低层级的生命体验便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乃至痛苦倍增。这就有如一个久居暗室的人，因已适应了黑暗，也就不至于过度感到黑暗造成的窒息和痛苦，可当他一旦看到了外界的光亮，而这光亮又很快被人强行遮掩之后，则其所感窒息痛苦的程度也就不难想知了。这是经比较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心理反差，是从理想追求到理想破灭的精神苦闷。白居易《我身》所谓:“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断，浩浩随长风。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便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生命被弃置后由今昔对照而生出的心理反差和精神苦闷。
既然元和逐臣的贬谪即是生命的沉沦，而这生命沉沦又表现为生命由高向低的跌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受到的磨难，那么，我们便很有必要就此一过程和与之相伴而生的苦闷情怀予以详细论述，借以透视并把握元和逐臣的内在心态。
与唐代众多贬谪文人大体相似，元和逐臣的生命沉沦客观上存在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严诏催迫和吏役驱遣下，踏上万死投荒的远贬路途。
上一编谈到，在唐代法令中，对贬官的处置呈逐步严酷的发展趋势。与则天长寿三年(694)五月敕文所谓“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1]及玄宗开元十年(722)六月敕文对受杖刑之流移左贬者“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2]的规定比，天宝五载(746)七月所发敕文对贬官的处置便有了大幅度的严厉升级，不仅规定流贬之人不许在路途上多作逗留，而且“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3]。唐代“凡三十里一驿”[4]，而正常的行进速度是“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5]，若以“日驰十驿以上”的标准论，则每天至少须行三百里，较一般速度高出一倍，这对挟有行装、书籍甚至带着家口的贬官来说，无疑是极严酷的迫害和摧残。至于这里规定的不许多作逗留，不只是指路途，它也包括在贬诏下达至离都出发的一段时间里。前述张九龄被贬荆州时的情形是“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6];杨炎被贬道州时，“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尽管其妻已“先病”[7]。实际上，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如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魄动的一幕!元和逐臣无不从这一幕中走过。
白居易被贬江州时，“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得以“草草辞家”(《初贬官过望秦岭》)而踏上贬途，情形算是略好一点;元稹自述其为拾遗时被贬情景说:“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便严酷了许多。元稹被贬江陵时，白居易曾往送行，后来白氏回忆当时状况说:“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和答诗十首并序》)可见严诏之下，不许稍有迟延。韩愈初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他再次被贬潮州时，“即日奔驰上道”(《潮州刺史谢上表》)，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圹铭》)，结果是全家踏上万里贬途。所谓“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次邓州界》)，正反映出他被贬之际的仓惶促迫之状。与韩、元、白诸人相比，柳宗元和刘禹锡所犯事更重，所遭打击更大，尽管他们没有留下初次贬谪的有关记述，但可以想见，其被贬出都时所受迫害之程度必有过韩、元、白而无不及。
这是贬官受到的初步打击。本为朝廷大臣，可顷刻间就如同羁囚，受人歧视虐待，其心理痛苦可想而知;然而又岂止痛苦?他们踏上贬途后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危险世界，生命有如一叶孤舟，一尾断蓬，在波涌风吹下飘向远方;而南方炎瘴之地向为人所畏惧，此行前往，能否生还尚是一个未知数，这不能不使他们由痛苦转生恐畏，这恐畏更由于吏役的驱遣和仓惶的辞家而别具一种惊心动魄的惶惑之感。这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觉得某种危险迫近时的那种恐畏和惶惑，而是在对一种不可知的、操纵着自我命运的巨大力量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恐畏和惶惑。心理学家认为:“恐怖感的时间如果愈短，则焦虑的准备状态也愈易过渡而成为行动状态，从而整个事件的进行也就愈有利于个体的安全。”[8]反之，恐怖感延续的时间愈长，则焦虑与惶惑状态亦必愈甚，整个事件也就愈易构成对个体的威胁和打击。联系到这些逐臣们的被贬经过，可以说这种恐怖感几乎是从贬诏下达到抵达贬所这一漫长时间中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云:“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云:“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正真切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既难以前行又不能后退、集痛苦恐畏和惶惑不安于一体的复杂心境。
继此初步打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踏上贬途所遇到的重重险阻、尘劳困顿，从而使得元和逐臣的肉体和精神受到更为难堪的双重折磨。(www.xing528.com)
在元和逐臣中，除元稹元和元年被贬河南，元和十年复出通州，所经路途乃由长安向东向西而行外，其他诸人(包括元稹元和五年之贬)所贬之地皆为江淮岭南，所经路途盖出长安而南行。据考，唐代由长安通往江淮岭南诸地的道路有二，一为东出潼关经由洛阳而南行(或经汴河水路南行)的两都驿道，一为东南出蓝田、武关至邓州而南行的蓝武驿道[9]。两条路相比，前者为主干道，宽畅易行，但程途遥远，费时颇多;后者行程捷近，无稽留之虞，却狭窄艰险，向为行人所苦。蓝武驿道沿线山高水深:自京兆府蓝田县至邓州内乡县一路多山，诚如李商隐《商於新开路》所谓:“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而丹江、灞河支流繁多，舟桥颇少;沿途林深木茂，时有猛兽出没，更增加了通行的困难和危险。虽然有唐一代曾数次整修此道，但其险阻状况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所开新路“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10]。然而，由于此路捷近，省日省时，很多人还是乐于取道此途，而贬臣逐客因有严诏催迫，不敢稽留，更是多由此仓促上路，很难顾及其艰险崎岖了。
从唐代贬官所经道途可考者看，大都走蓝武驿道。如张九龄之贬荆州，颜真卿之贬峡州，周子谅、薛绣、杨志成、顾师邕、王搏等人之流岭南，即经此路南行。至于元和逐臣，不仅多经此道，而且不止一次。韩愈贞元十九年之贬阳山、元和十四年之贬潮州，皆取道蓝、武一途，若将往返算在一起，已是四度经过;元稹元和五年之贬江陵、白居易元和十年之贬江州，以及其他几次南行之往返，无不途经蓝、武，白居易所谓“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岭》)，即是明证。而柳宗元、刘禹锡于元和十年春被召还京时经由此道已无疑义，至于他们永贞元年被贬出都的详情，虽记述不多，但从各方面推论，取道商山的可能性也极大。
踏上这一贬谪路途之后，身心的各种磨难便开始了。
岧峣青云岭，下有千仞溪。徘徊不可上，人倦马亦嘶。(元稹《青云驿》)
韩公堆北涧西头，冷雨凉风拂面秋。(白居易《韩公堆寄元九》)
停骖问前路，路在秋云里。苍苍县南道，去途从此始。……朝经韩公坂，夕次蓝桥水。浔阳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阻，劳苦已如此!(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
这里，路之高峻险阻、气候之变化多端自不待言，即以其“始行七十里”已“人烦马蹄阻”而论，便可看出攀越这条山路的劳苦情形了。
这还只是一般情况。如果是特殊情况，贬官所受的折磨就更大了。韩愈被贬阳山时适逢冬季，气候恶劣，所谓“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辀”(《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叠雪走商岭，飞波航洞庭”(《答张彻》)，即是当时实况。而他再贬潮州时又当正月，大雪封山，寒冷有加，山道路滑，甚是艰险。这样的路对一般徒手旅人讲尚且困难重重，何况是负有行装、挟带家口的贬臣?在《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中，韩愈写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两句诗常被传诵，但它包含的斯时斯际极度困苦的情状，却很少引起人们的真正注意和细微体察。据《蓝田县志》卷三载:宪宗元和八年十月丙申，“大雪，人有冻踣者，雀鼠多死”，由此可知唐时蓝田山中降雪之严寒程度。又据该志卷二十蒋文祚《七盘坡烟洞沟等处修路记》云:“蓝田……七盘坡至龙驹寨数百里皆在万山中，有所谓鸡头、刘郎、仄坡等关，其阨寨峻峭，崎岖坎陷，固弗利于行旅，而较甚者莫如烟洞沟、桃花砭二处，白石、搧车两河。一遇雨雪，往往覆舆毙马，咸称胜于蜀道之难。”这里所记虽为后代情形，但由此可以推知唐代状况必将更甚于此。除此之外，韩愈更感到一种肉体折磨之外的巨大的精神摧残。据韩愈后来追述，他被贬时正逢第四女病重在床，但迫于严诏，仍不得稍事逗留，在无比悲凉中与家人“苍黄分散”(《祭女挐女文》)。而韩愈刚走，其家人即被有司迫遣，逐出京师，相继于冰天雪地中踏上了南行路途，这对负有全家重责的韩愈来说，怎能不五内俱伤?眼望秦岭云横，回首京都渺渺，他又怎能不发出“家何在”的泣血之问?但痛苦还不止于此。由于“我既南行，家亦随谴”，十二岁的爱女亦不得不带病就道，“走朝至暮”，“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同上)，终于在距长安约四百五十里的商南层峰驿死去。
韩愈、白居易如此，元稹、柳宗元、刘禹锡也不例外。柳宗元赴贬所时，尚有年近七十的老母与之同行，则其所受困苦之大当不在一般人之下。这是唐代文人生活中极为悲惨的一幕情景，昔日颇具抱负、叱咤风云的志节之士，如今却扶老携幼彳亍南行，万死投荒!千载之后，想来亦令人酸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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