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元和士人的参政意识和知识结构

第二节　元和士人的参政意识与知识结构

与上述时代精神紧相关联，以韩柳等人为代表的元和士人的精神风貌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积极用世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上。如果说，贞元、元和之际政治上的逐渐更新、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以及蕴含其中的复兴、进取精神，曾给予元和士人以有力的外在感召，使得他们生发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献身感，那么，此一时期儒学的重建、文学的创新和哲学的突破及其丰厚广博的文化力量，便更给予元和士人以极大的内在充实，从而大大深化并强化了他们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其在实际的参政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踔厉风发、刚健不挠、执著追求理想、许国不复谋身的激切心性。一方面，这种心性确曾把他们推向历史大潮的浪巅，纵横驰骋，显露身手，但另一方面，这心性也实实在在预示了他们可能的悲剧性，并最终导致了他们万死投荒的生命沉沦。为了对元和文化精神的实质和元和士人的政治遭际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对颇具代表性的韩、柳、刘、元、白诸人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作一番系统考察。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白居易、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772)，柳宗元生于大历八年(773)，元稹生于大历十四年(779)。以年龄论，他们相差无几，都是同辈人。以关系论，白居易与元稹为莫逆之交;柳宗元与刘禹锡生死与共;而韩愈与他们均有往还，就中与刘、柳关系尤密;刘禹锡与元、白早年即有接触，晚岁与白居易诗酒唱和，形影不离;至于柳宗元与元稹，关系虽不甚密，但有诗作往还，惟柳、白之间尚未见到交往的迹象。以政治活动论，贞元十年(794)时，他们中最小的年已十六，而至元和元年(806)，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近四十。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先后都已步入政坛，因而可以说，贞元、元和之际乃是他们政治活动的展开时期。

相近的年龄、密切的关系和大体相同的政治活动时间，使他们在人生态度、用世倾向上获得了较为一致的发展趋势，而高才博学、志向远大的主观条件又使他们萌生了铲除弊政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自觉的参政意识。综观韩、柳、刘、白、元的诗文集可知，他们对贞元末年腐败混浊的社会现象无不具有深刻的认识和满腔的义愤。韩愈《与崔群书》云:“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白居易《策林》第三十五条云:“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寝而成俗。”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贞元十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至于朝廷大臣，则“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面对此混浊政局，尚未成年的元稹“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类似元稹这样的激切心态，在当时稍具正义感的广大士人中是普遍存在的。固然，沉重的忧患、腐败的朝政容易使人志消意减，随波逐流，但也同样可以使人嫉恶如仇，慨然发愤。而韩、柳、刘、元、白便正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元稹诗云:

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覆天下穷。(《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

白居易诗云:

自念咸秦客，尝为邹鲁儒。蕴藏经国术，轻弃度关。(《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

刘禹锡诗云: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学阮公体三首》其一、其二)

柳宗元声称: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韩愈更是屡次放言: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县斋有怀》)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岳阳楼别窦司直》)

大贤事业异，远报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

这些千载之下读来犹热力未消的言辞，确实表现了一种急切的报国之心、用世之念，一种高标独树、英锐峻发的参政意识。而且为了达到实际参政的目的，他们不惜上书权贵，献诗献文，希望获得重用。如白居易《与陈给事书》、柳宗元《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等即是，而尤为突出者，是韩愈的三上宰相书。在这些上书中，求进者态度之恭谨，言辞之卑微，甚而至于哀告求怜，确实有伤乎大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现象也正反映出他们参政欲念的迫切。在《后廿九日复上书》中，韩愈这样说道:“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联系到韩愈在其他场合所谓“凡仆之汲汲于进者，……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与卫中行书》)，可以看出，“忧天下”、“行乎其志”乃是他屡次上书求进的主要动力。扩而展之，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又何尝不是源于此种动力而上书求进?在他们毛遂自荐、干谒求进的背后，正跃动着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www.xing528.com)

当然，话说回来，在传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下，几乎历代士人都曾产生过诸如此类的报国之心、用世之念。以盛唐诗人为例，李白即曾明确表白志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一再声称:“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即使那位以隐士见称的孟浩然，亦不止一次地流露过参政的愿望:“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然而，若细加比较不难发现，盛唐诗人的参政意识与元和诗人的参政意识又是有着不小差别的。

首先，盛唐诗人大多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功名欲望而要求参政的，对他们来说，功名是第一位的，参政不过是博取功名的一个手段;这就较难使其参政意识落到治国安邦、为吏理民的实处。同时，开、天之际激昂壮阔的时代风云，一方面的确陶冶了他们的气质，开拓了他们的胸怀，激励了他们高远的志向，但另一方面也难免给这志向染上一层空泛浮躁的色彩，有时多少有点大言欺人。相比之下，元和诗人虽亦颇重功名，但对他们来说，参与政治，掌握权柄，革除弊政，实现治理乃是第一位的，因而他们的参政意识积极而不乏实在，并直接与其参政实践联系在一起。又由于元和诗人生活在一个忧患相仍的时代，其参政意识借以萌生的土壤是险象环生、弊端层积的现实，这就自然使其参政意识显得格外深沉、厚重。

其次，从个人经历看，盛唐诗人大都经历过一个浪漫不羁的青少年时期，壮游、豪饮、赋诗、交友、纵横干谒、大漠立功似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由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的诗作即可看出。高适曰:“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酬裴员外以诗代书》);杜甫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这种浪漫、豪放的生活，无疑使他们更多一种诗人、侠士的气质，而较少政治家、实干家的才能。同时，盛唐时代推行开边政策，从军边塞、博取功名对青春勃发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诚如李白所言;“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时代趣尚如此，既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人们对参政的关注，减少了为吏之道的吸引力，也无疑降低了诗人们的实际参政能力。与此相较，元和诗人的青少年时代却较为贫寒艰辛。韩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岭表。会卒，嫂郑鞠之”^[70];后至京师求仕，“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与李翱书》)。白居易“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元稹“八岁丧父”(《同州刺史谢上表》)，其母“备极劳苦，躬亲养育。截长补败，以御寒冷。质价市米，以给脯旦”(《告赠皇考皇妣文》)。柳宗元少时“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其后除十三岁随父南游外，皆在长安苦心为文。刘禹锡童时多病，后习医学文(见《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弱冠之年，北游长安应举。以上这些遭际，不能不使元和诗人的生活失去了一种浪漫激扬的风采，但同时却也加深了他们对苦难民生的真实了解，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性，促使他们砺志勤学，为早登仕途而努力;并由于藩镇割据而造成的活动地域的局限，而在客观上导致了他们参政意识的格外集中。

其三，盛唐诗人虽有积极的参政愿望，却不屑或无力步入与实际参政紧相关联的科举之途。孟浩然高隐鹿门山，一生以布衣终;李白鄙夷世俗，热衷于终南捷径，向与进士无缘;杜甫虽曾应进士举，却遭摈落;高适前半生落拓失意，后中有道科;其身为大诗人而又中进士者，惟王昌龄、王维、岑参数人而已。这种情况，固然反映了盛唐诗人高蹈不群，耻于束缚的心性，但也着实说明他们的参政意识与实际参政间还是颇有距离的。与盛唐诗人明显不同的是，元和韩柳诸诗人中除元稹于15岁即登明经科外，其余四人皆进士出身，而且及第时间均较早。韩愈贞元八年(792)及第，24岁;柳宗元、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及第，21、22岁;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及第，29岁。这一情况，很能说明元和诗人用力方向与盛唐诗人的差异，同时也证实了他们参政意识的实在性及其与实际参政的关联性。当然，进士科所得者未必尽为贤才，这从前述贞元末年之浮薄士风可以窥知，但一般贤才大都能被罗列其中却也是事实。这一方面是因为才与不才之士子皆趋向进士，就中有才而遭剥落者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也因为德宗虽于政事多所缺漏，却注重文学辞章，诚如刘禹锡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所说:“贞元中，上方向文章……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加之贞元时主持贡举者也不乏公允正直之人，如陆贽、顾少连、高郢等确曾在“进幽独，抑浮华”^[71]上作过一定努力，因而使得韩、白、柳、刘以及裴度、李绛、令狐楚、吕温、韩泰、韦执谊、张籍、杨巨源等一大批曾在后来的元和政治、文化中发生过重要作用的先进之士，都于进士榜上有名。元稹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贞元末……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白氏长庆集序》)修《新唐书》的欧阳修等则从整体着眼说:“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72]这里，所谓“用经艺为进退”、“临事设施，奋其事业”，无疑从侧面反映了进士科与士人之参政实践的内在关联。

其四，盛唐诗人所处时代属于治世。杜甫《忆昔》其二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正所谓国泰民安，四时承平。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国家无事而相对减弱了诗人们要求参政的迫切感，另一方面也因了政局稳定而难于为他们提供多种参政的机遇。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似乎为他们造成了一展经纶的机会，可是此时多数盛唐诗人已年过半百，精衰力减，知识结构亦趋定型，很难在政界有大的作为了。元和诗人则不同，他们所处时代正当由乱入治之际，除弊图强，国家需人，一方面，贞元弊政已使他们蕴积了源于忧患意识的无限紧迫感及积极参政和自觉使命感，另一方面，永贞、元和之拨乱返正、进取复兴的政治形势又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参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加之他们此时正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极富进取心，因而，一条通向实际参政的理想之路便顺理成章地铺展在了他们面前。

由于以上这些差别，所以使得盛唐诗人虽有积极的参政愿望，却较难将其变为现实，而元和诗人则可迅速地将此愿望转化成轰轰烈烈的参政实践。

韩、刘、柳、元、白的从政时间皆始于贞元中后期，而且他们大都是先做了几年地方小官，然后于贞元末、元和初升任朝官的。如: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中任观察推官始，历任徐泗濠节度推官、国子监四门博士，至贞元十九年(803)而改任监察御史;刘禹锡于贞元十一年(795)为太子校书，此后入徐泗濠节度使杜佑幕掌书记，又调补京兆渭南县主簿，至贞元十九年入为监察御史;柳宗元先于贞元十四年(798)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后调任蓝田尉，贞元十九年入为监察御史里行;元稹于贞元十九年署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任监察御史;白居易贞元二十年(804)为校书郎，后历任盩厔尉、进士考官、翰林学士，至元和三年(808)任制策考官、左拾遗，并依前充翰林学士。

从这一简单的为官履历来看，韩、柳、刘、元、白五人短的四年，长的八年，便已由任职地方而入朝为官，这一升迁速度并不算慢。据《唐语林》卷二《政事下》载李建语云:“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吾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使尉望县;既罢又集，使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这番话曾被“议者是之”，可见它代表了中唐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而这种看法的产生，表明人们越来越看重基本的参政实际能力的培养。联系到韩柳诸人的早期从政经历，与此大体吻合并稍快一些。在进士及第后、担任朝官前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深入了解民情，熟悉吏治情况，培养实际从政能力，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入朝为官后，他们担任的第一职务几乎全是监察御史、御史里行或拾遗官，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据《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三，《唐会要》卷五六、卷六〇:左拾遗属门下省，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监察御史属御史台，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以及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等方面的监察。又据《唐语林》卷八载:“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名曰‘入品宰相’。……其里行员外试者，俗名为‘合口椒’，言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言稍毒散。”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谓:“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遣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庭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由此可知，监察御史和拾遗官品位虽不算高，但职责却相当重要，它下可以纠察群臣，上可以谏诤皇帝，因而把它视作新进士人施展参政谋略的最佳场所，也是不过分的。

在进一步论述韩、柳、刘、元、白诸人的参政实践之前，还需辨清与其心理性格有关的两个问题。

一是贞元年间陆贽、阳城事件曾给予他们以普遍的、强有力的刺激和影响。陆贽为贞元中期有名的贤相，精于吏事，兼擅文章，品节高迈，心性端直，“事有不可，极言无隐”，结果为权奸裴延龄所谮，贞元十年罢相，十一年被贬忠州别驾^[73]。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求者”，惟谏议大夫阳城拍案而起，声言:“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遂率拾遗王仲舒、归登等守住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并慷慨陈辞:“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74]由于德宗信用延龄，阳城自然被降职，又于十四年被贬为道州刺史。阳城被贬，群情激愤，太学生一百六十余人“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75]。当时柳宗元初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听到这一消息，先是为失去师表“悒然不喜”，旋即又为太学生们大义凛然之举动“抚手喜甚”、“震忭不宁”，挥笔写下《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表达了自己坚决声援之意。在信中，他远引汉末李膺、晋初嵇康事，说道:“观其言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仆谓讫千百年不可睹闻，乃今日闻而睹之，诚诸生见赐甚盛。”“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最后，柳宗元深刻指出:“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而太学生诣阙挽留阳城，其言其行，“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甚宜”，故应“勖此良志”，“努力多贺”。这是一封声援太学生的信函，但又何尝不是柳宗元明确表述政治观点的一篇宣言?那震忭不宁的心情，激情洋溢的文字，向善如渴、嫉恶如仇的态度，既表现了这一事件对他的强烈刺激，也反映出他的刚直心性与事件性质的深层吻合。

与柳宗元稍有不同的是，韩愈和元、白诸人见之于文字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事件发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史载:阳城为处士时，“缙绅想见风采。既兴草茅，处谏诤官，士以为且死职，天下益惮之。及受命，它谏官论事苛细纷纷，帝厌苦，而城寖闻得失且孰，犹未肯言”^[76]。当时韩愈已进士及第，尚未除授官职，怀着激切的心情，写了一篇《争臣论》，责备阳城不宜默默无为，而应履行谏官职责。他说:“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在这里，韩愈显然对阳城之不屑于细务而保持沉默欲以大有为的做法产生了误解，但也正是这种误解，才更有力地反证了二人心性的内在相同。换言之，韩愈能在未入政界时写出《争臣论》以讥切阳城，而阳城则能于读到此论三年后上疏勇助陆贽力排延龄，无不源于同一忧国情怀和刚直心性。当然，后来阳城被贬、太学生诣阙相救之事发生时，韩愈已离开京城，远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下任职，没能发表意见，但可以设想，由于韩愈与阳城特殊的文字之缘，这一事件对他的影响势必极大，而且如果他仍在长安，则其反应之激烈当不会在柳宗元之下。

至于元稹和白居易，情形又有不同。阳城事件发生时，白居易尚未及第，元稹亦未入仕，故他们所受到的影响，直到十余年后才以诗歌的形式展示出来。元和五年，元稹正道直行，无罪遭贬，途经商山阳城驿，触景伤情，因地名联及阳城其人，遂作为《阳城驿》一诗，对十余年前阳城的凛然正气予以高度称颂:“贞元岁云暮，朝有曲如钩。……公乃帅其属，决谏同报仇。延英殿门外，叩阍仍叩头。且曰事不止，臣谏誓不休。……今来过此驿，若吊汨罗洲!”读了元稹的诗，白居易“心甚贵重”(《和答诗十首并序》)，很快写下《和〈阳城驿〉》一诗，更全面地颂扬了阳城的品行节操:“次言阳公节，謇謇居谏司;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并明确说道:“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无其人?来者亦可思!”在这两首诗中，元、白二人所受阳城事件的影响表现得相当突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不独表现在诗中，而且渗透到了他们的行动里。元稹之被贬，无疑与阳城不畏权势、报国忘身的影响有关;而白居易三上谏书切论元不应贬的举动(详后文)，又何尝不可视作十五年前阳城勇救陆贽一事的再现?历史的巧合似乎是偶然的，而历史的必然性就在这貌似偶然性的众多巧合中为自己开辟了通道。联系到贞元十九年、元和十四年的韩愈之贬，元和十年的白居易之贬，甚至永贞元年的柳、刘之贬，则其中所含的必然性因素不已跃跃欲现了吗?当然，对韩、柳、元、白等人端直不阿、嫉恶如仇的心性形成来说，阳城事件的影响并非惟一因素，但由于这影响发生在他们未仕或初仕之际，对其心理性格的定型和政治态度的确立起着更直接的作用，因而无疑是众多因素中较为重要的一个。

阳城事件之外，与韩、柳、刘、元、白之心理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在时代思潮影响下，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并由此导致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一定变化。

如果再一次与盛唐诗人作比，便会发现，在盛唐诸如孟浩然、李白、岑参、王昌龄以至杜甫、高适等大诗人那里，知识结构普遍较为单一、薄弱。受激昂壮阔的时代精神影响，他们往往轻吏事，轻学术，而将主要精力投放到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上，投放到了颇具诗人气质的漫游、交友、隐逸或从军等举动上。这种单向的、放纵不羁的发展，一方面固然使他们写出了称雄千古的辉煌诗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他们在政治、学术等领域很少或终无建树的结局。孟浩然、李白显然与学术、吏事无缘;岑参、王昌龄、杜甫虽曾步入仕途，但所任官职均不高且多为地方官吏，至于学术，似也无可称道;高适流落半生后终于碰到机会，做了大官，但由于学养上的欠缺和“喜言王霸大略”的纵横家气质，常“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77]。相比之下，元和诗人的知识结构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韩、柳、刘、元、白诸人不仅是当时公认的一流诗人，而且是著名的古文大家;另一方面，他们既在经学、哲学等方面站到了中唐时代的峰巅，又在政治活动中走在了贞元、元和之际的前列。在他们这里，文学、政事和学术大都兼而备之，很少偏废，因而知识结构显得较为全面，较为丰厚。由于知识结构有了大的变化，自然引起社会地位的相应改变。如果仅就其官职来看，则如前所述，韩、柳、刘、元、白诸人步入政坛不久即已入朝任监察御史或左拾遗，而在唐代，朝官与地方官的差别至为明显，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盛唐诗人有了一定的不同;此后，柳、刘曾一度做到礼部员外郎和屯田员外郎，韩、白分别官终吏部侍郎和刑部尚书，而元稹则最高做到宰相，这就与盛唐诗人有了更大的不同。社会地位的差异，势必引起人们心理的差异，换言之，从盛唐诗人到元和诗人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一种显著的心理位移:在前者那里，因其社会地位较低，与统治阶层始终存在着一种距离，一种隔阂，所以，在对待政局的态度上，大多以旁观者、怨愤者甚至抨击者的姿态出现;而在后者这里，因为社会地位的升高，自己已成了统治阶层的一员，那种距离感、隔阂感逐渐消失，表现在对待政局的态度上，便主要是以当事者、批评者和维护者的面貌出现了。这种心理上的位移，固然不能包罗所有个例，如盛唐诗人中并非全是政局的旁观者，忧国忧民多于怨刺的杜甫即是显例;而元和诗人中也不乏孟郊、李贺之流以悲士不遇、指斥时政为主的旁观诗人，但从总体倾向看，这种位移确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与以复兴、进取为主的元和文化精神相糅合，使广大士人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在一起，或上书论事，或面折廷诤，或弹劾权奸，或革除弊政，影响所及，遂成风气，精华荟萃，蔚为壮观，从而直接地、深刻地影响到了下面将要论述的韩柳诸人的参政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