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诗歌理论的开拓与成熟
经历了贬谪之痛的荆湘逐臣结合自身遭际，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开拓，并渐趋成熟。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继陈子昂发展了“风雅”、“兴寄”理论，并对诗歌抒情功能予以较高的重视，直接承继了屈骚“发愤以抒情”的精神。
张说是推动唐代文学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关键性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对盛唐文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评述自南朝到唐开元年间诗歌的发展:“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24]如果以开元十五年(727)为盛唐文学成熟的时间界限，则尤其能看到张说地位的举足轻重。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文学活动都集中在景云中至开元十五年(727)之间[25]，正是唐代文学由“颇通远调”发展为“声律风骨始备”的时期。张说的文学思想具有良好的平衡性和综合性，与他政治家兼诗人的双重身份是相吻合的。一方面，他受“佐佑王化”的儒家政教观念的影响，认为:“若夫吟咏德泽、播越人声，斯固雅颂之余波、政教之遗美。凡我词客，安敢阙如。”(《东都酬宴四首序》)通过文学“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26]，从而最终发挥文学的四种功用:“吟咏性情，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27]这是他作为文学重臣的重要文学观。也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他对上官婉儿在武后、中宗时期的领导诗坛、培育后进和佐佑王化等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张说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还应发挥叙写人生、抒发情志的作用。他推崇“四杰”之文，曾与崔融评“四杰”，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28]，并劝告杨炯“虽有韶夏，勿弃击辕”[29]，明确指出不应只顾及韶夏一类的雅颂正音而遗弃了野人的击辕之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观照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张说认为诗固然可以“理关刑政”、“义涉箴规”，但也可以“兴去国之悲”、“助从军之乐”[30]，甚至于台沼风月、莺树雁云，均可入诗。这样，他对诗歌题材的看法，己经从宫闱台阁、政治教化扩展到了社会人生、抒写情志。与这种具有双重性的文学思想相对应，张说在其诗文创作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倾向:庙堂乐章及应制奉和之作着力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教化目的，而抒写情思之作尤其是被贬外任时的诗歌则体现了个体的真实感受。诗歌理论善于而又巧于兼容，这正是张说的通达之处，并使得他的美学思想雍容大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精神。
张说在经历岳州之贬后，诗歌创作上呈现出一个高峰期，创作实践的成功为他晚年诗歌理论的总结奠定了良好基础。开元十年，张说、徐坚同在集贤院论文时，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
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杯玉斚，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31]
俯视文坛，从容评说，臧否得宜，是张说这样的人才会有的气派。在逐个评点中可以看出他不断进行着理性与感性间的平衡，不偏不颇。他重点提出内容与形式的并重，形式上要有优美的色彩，可以“丽色靓妆，衣之绮绣”、“丰肌腻体，秾华可爱”，但内容要讲究风骨，合风雅之道。张说所标举的“丛云郁兴，震雷俱发”，实与“四杰”、陈子昂等人标举的“风骨”、“骨气”相一致，“同样是作者生命力的表现，同样反映了向上进取的精神和虽逢盛世却不能实现抱负的不平之气，往往呈现为刚健之力和飞动之势”[32]。这种审美理想可以说是萌发于贬谪生涯中的诗歌创作时期，也正是当时和此后的盛唐文人孜孜以求的诗美理想。此外，他批评韩休之文，谓其“雅有典则”，但“薄于滋味”，说明他是重视诗味的浓郁厚重的。在初盛唐的文论家中，“四杰”、陈子昂及以后的殷璠等人都未曾注意并使用“滋味”这一概念，张说上承钟嵘之说，提出“滋味”这一概念，强调了诗文的形象特征和耐人咀嚼的意蕴，这在唐代文学批评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张九龄在盛唐诗歌的发展中同样起了推动作用。“沿至唐初，积习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复归于古。”[33]即指出了他借复古以起衰的现实目的。在其《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34]中，他的文学思想得到了详细展示:
夫道行与废，命也，非谋之不臧;命通与塞，时也，岂力之为弊?古之君子推其分、养其和;仲尼得之以弦歌，傅说因之以版筑。至若《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马公引而申之。谪居何心，不欲贾生之投吊;穷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书?尝以风月在怀，江山为事。簿领何废，形胜不辜。既好乐而不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层阁、凭华轩，川泽清明，上悬秋景，岑岭廻合，下带溪流，联草树而心摇，际烟氛而目尽，兹邦枕倚，是日登临，岂子虚之过诧，诚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乡之感，谁则无情?而道术得异人之资，吾方有遣。于是旨酒时献，清谈间发，歌《沧浪》以放言;咏《蟋蟀》而伤俭。盖古人之作者，岂异于斯!盍赋诗以扬其美?
张九龄将诗分成雅和非雅两类，“大雅”侧重对王业盛世的歌颂，“非雅”指怨刺之作和愁思之文。他认为“谪居之心”、“穷愁”、“风月在怀，江山为事”等非“大雅”事物，亦可择其美者作为表达对象，这表明他提倡恢复的是《诗》《骚》“怨刺”、“愁思”的抒情传统，主张沿着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钟峙《诗品序》“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抒情传统来写诗。显然，这既是对“四杰”和陈子昂诗论的补充，也表现为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表现艺术的演变。从而为唐诗由自觉言志转向自由抒情写意、兴象与情韵兼备阶段作了理论上的前导。清人沈德潜有“诗品始正”“诗品始醇”[35]的说法，“诗品正”，当指陈子昂诗歌注重风雅比兴;
“诗品醇”，当指张九龄诗歌感情浓郁，诗味醇厚。因为他对“非雅”的肯定，所以在诗歌中能继承屈骚以来抒发忧愤的传统，极力展露身世之感和自己对穷通出处的反思。张九龄贬谪荆州所作《感遇》成了“诗品醇”的典范之作，所以皎然《读张曲江集》[36]评论道:“昔年歌阳春，徒推郢中调。今朝听鸾凤，岂独羡门啸。帝命镇雄州，待济寄上游。才兼荆衡秀，气助潇湘秋。逸荡子山匹，经奇文畅畴。沈吟未终卷，变态纷难数。”可以说，张九龄以“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诗歌创作为盛唐诗人树立了楷模，显示了盛唐诗歌所具有的理想风貌，表现出盛唐人所特有的审美情趣。
王昌龄诗歌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同时在理论总结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诗格》[37]在盛唐诗论相对薄弱的情形下，异军突起，鹤立鸡群，对唐代诗歌创作及诗论的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地位。王昌龄诗歌创作的高峰或成名当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之前，代表其诗歌主要成就的边塞诗、宫怨诗都已问世，因之名满天下。此后长期贬谪的压抑痛苦激发了诗人“发愤以抒情”的意识。他在《诗格》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何以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抒当时之愤气，气来不适，心事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为心中不快，众不我知。”[38]这些都强调了诗歌泄导人情的功能，是秉承屈骚传统，对后代“不平则鸣”以及“性灵”说等都有重要影响的理论。王昌龄在龙标尉上“书身心之行李”，所作皆为深情幽怨之诗，是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然而，抒愤之作容易导致诗歌的感伤和幽怨，故王昌龄又提倡昂扬劲健的精神风貌和雄浑壮大的力度美。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摘引的王昌龄的《诗格》中，有一段对诗歌发展史的评述，当论及建安文学时，王昌龄认为:“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39]刘勰论“风骨”时特别强调“重气之旨”，王昌龄所说的“气”即是指风骨。他在称赞建安作家后，又批评“晋、宋、齐、梁”，“皆悉颓毁”，对纤媚卑弱的文风深表不满。在实际创作中，王昌龄既发愤以抒情，又不乏风骨，体现为在困境中向上腾飞的气势与力量、广阔远大的胸襟和旺盛蓬勃的生命力。以汉魏风骨为审美标准的殷璠特别推崇王昌龄，评语中引用原作达四十二句之多，居各家评语之首;并称王昌龄为“中兴高作”。在《集论》中，殷璠又特别表明选诗的标准:“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40]这虽是总论盛唐诗的话语，但其精神指向则无疑体现了对王昌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肯定。
以张说、张九龄、王昌龄为代表的荆湘逐臣在文学理论上见解颇多，这里不作一一论述。仅取其理论的贯通之处来探讨，那就是对“发愤以抒情”的诗歌理论的倡导以及对“风骨”的重视，而这两点，与诗人们的贬谪遭际和贬谪诗的创作也是密切相关的。
从开元元年(713)至乾元二年(759)，张说、张九龄、崔成甫、王昌龄、崔国辅、贾至等相继被贬荆湘。以这段时期荆湘逐臣的诗歌创作为重点，结合盛唐政治文化政策和荆湘历史文化地理状况，我们作了一定考察和分析，发现贬谪不仅对荆湘逐臣群体的心理态势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盛唐诗歌的发展、荆湘地域的文学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盛唐荆湘逐臣促进了盛唐精神的成熟。盛唐士子们往往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以“致君尧舜，齐衡管乐”自期，比武后、中宗朝诗人人生思想雅正。当盛世遭到忠而见逐的冤屈，当理想遭到扼杀时，该采用何种姿态去面对有济世之心、却无用世之路的尴尬?这个群体在贬谪荆湘期间所形成的人生思考、处事原则乃至人格秉性，都对我们了解盛唐精神具有启示意义。
盛唐荆湘逐臣群体推动了盛唐诗歌的发展。在强盛的时代精神感召下，盛唐诗人竞相汇聚都城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与行为指向，诗歌主要体现为政治进取的性质和文学交往的面貌。在这种以诗歌酬赠为主要方式的文学性交往中，众多诗人形成交叉、广泛的交游关系，一时蔚为壮观。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为政坛领袖和文坛领袖，这个群体中的其他诗人也有过京官经历，他们在贬官外放途中和谪居处所，将这种交流延向四方，形成开放式特点。就此而言，贬谪造成了诗歌由台阁走向山水，由中原文化向边远文化的扩散，造成了诗歌在题材、意境、骨力方面的若干新变。
盛唐荆湘逐臣激发了荆湘文化的发展，使其底蕴更为丰厚。宋元之前，荆湘地区多作为安置贬谪官员之处，而被贬者及其有关文学作品的数量和才质，无疑大大充实了荆湘文化和文学的内蕴，使其在全国所占的地位均举足轻重。历史上，荆湘地域是贬谪文学的发源地，而在宋元以前，荆湘地域文学实以贬谪文学为主流。盛唐荆湘逐臣以自身的痛苦遭际抒写了哀怨悲凉的诗篇，展示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同时，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与地方人士的交流往还中，传达了先进的理念和文明的思想;而他们这一段谪居的生活，也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财富，从此，荆湘的山水也就不再默默无闻，而成了后人游览仰慕的对象。
这是一个特殊时代形成的特殊的逐臣群体。到了中唐，贬至荆湘地域的诗人也还不少，但在精神意向上，却已与盛唐逐臣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在下编论述的元和逐臣之柳宗元、刘禹锡诸人那里，有着较为突出的展现。
【注释】
[1]尹懋:《秋夜陪张丞相、赵侍御游滬湖二首序》，《全唐诗》卷九十八。
[2]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5、86页。
[3]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130页。
[4]张说:虚室赋》，《全唐文》卷二二一。
[5]徐浩:唐尚书左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四四〇。
[6]一作萧静诗，题《三湘有怀》。分见《全唐诗》卷二三五、卷七七四。
[7]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8]张僓，岑仲勉考订应为张偾，见其《读全唐诗札记》。文章此处以后皆从岑说。
[9]《全唐文》卷三四九。
[10]王上源:《孟浩然集序》，见《孟浩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孝公(沔)墓志》崔祐甫附记:“孝公长子成甫……以事贬黜，乾元初卒于江介。”又据郁贤皓考证，李白写《泽畔吟序》的时间当在乾元元年或稍后，即李白流放夜郎途中或遇赦归来游潇湘之时。见《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93页。
[12]杨慎:《升庵诗话》卷一。(www.xing528.com)
[13]按“卢司户”即卢象，《新唐书·艺文志四》:“《卢象集》十二卷。”注:“字纬卿，左拾遗、膳部员外郎，授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起为主客员外郎。”
[14]杨慎:《升庵诗话》卷八之《桃花诗》。
[15]［美］斯蒂芬·欧文:《初唐诗》，贾晋华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239页。
[16]李云逸于《王昌龄诗注》称早年王昌龄在故乡躬耕读书，约开元十一年前后，短期盘桓在潞州和并州，后数年间，游西北边疆。据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王昌龄曾赴河陇，出玉门，经萧关、临洮，可能去过碎叶。于石也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称:“王昌龄在西北边塞，到过萧关，临洮碎叶等地，亲历战场。”这段塞外的经历，正是诗人自云的“出塞复入塞”。他的边塞诗大致是这时期创作的成果。
[17]张明非:《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晋阳学刊》1991年第1期。
[18]陆时雍:《诗镜总论》，见《历代诗话续编》下。
[19]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0]残句，全唐诗卷一四三。
[21]有关王昌龄诗歌系年，见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其中入仕前编年诗四七首，谪官前编年诗二五首，谪官后编年诗六九首。
[22]《陕县通志》卷九八，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23]王泠然:《论荐书》，《全唐文》卷二九四。
[24]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全唐文》卷四三六。
[25]张说景云二年初次为相，开元十五年致仕。
[26]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二五。
[29]张说:《赠别杨盈川炯箴》，《全唐文》卷二二六。
[30]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全唐文》卷二二五。
[31]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32]乔唯德、尚永亮:《唐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49页。
[33]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
[35]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
[36]《全唐诗》卷八二〇。
[37]关于《诗格》的作者是否王昌龄，历来都有争议。我们认为，其中或有后人增补者，但大部分内容当划归王氏名下。理由有四:一、据《唐文续拾》卷一六载日僧空海《献书表》所谓“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隅得此书”云云，说明空海在唐之日，《诗格》即已行世，且颇有影响。二、《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有“王氏论文云”五字，据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四编第二章考证，此王氏当即王昌龄，其所论有确属王氏主张者。三、皎然《诗式·作用事第二格》引王昌龄语，与《文镜秘府论·南卷》所引王氏《论文意》语同;四、空海《文镜秘府论》自序谓:“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此“王”即当指王昌龄。综上，王昌龄确曾撰有《诗格》，其中部分内容并非伪作。有关论述可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0，第260～261页;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123～124页。
[38]遍照金刚镜《文镜秘府论》之《南卷·论文意》，周维德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39]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之《南卷·论文意》，周维德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40]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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