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逐臣创作及贬谪文学研究

第二节　王昌龄、赵冬曦、崔国辅、崔成甫等人及其创作

与张说、张九龄、贾至相比，王昌龄、赵冬曦、崔国辅、崔成甫诸人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其一，前者贬前均身居高位，置身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屡受政敌打击，成为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的牺牲品，故贬后对政治、人生的体验自然与一般人不同。而后者所任官职大多较低或只是外官，与朝政关联不是很大，其被贬也多是受人牵累所致，故在对政治、人生体验的角度上，便与前者有了差异。其二，前者的历史资料较为翔实，贬谪荆湘时所存诗作亦较多，根据这些资料和诗作，易于探寻其身世及创作的原委和究竟，而关于后者的历史资料较少，其贬谪期间除王昌龄外，所存诗作皆寥寥可数，因而在贬谪文学创作的力度上就与前者拉开了距离。然而，作为盛唐荆湘逐臣的一员，他们被贬的经历及创作仍然表现出了独具的特点。下面，亦依次予以论列。

一、王昌龄及其创作

开元二十七年(739)，王昌龄贬岭南，所作诗已多不可考;天宝六载(747)，王昌龄又因“不矜细行，谤议沸腾”^[7]贬龙标尉，接踵而来的打击使诗人沉浸在哀伤又无奈、清醒又痛苦、忧患又无措的感伤之中。

诗人对负屈含冤的放逐深感幽怨和无奈，但决不轻易表露出消沉之态。王昌龄从扬州出发赴贬所，行前作《别刘谞》:

天地寒更雨，苍茫楚城阴。一尊广陵酒，十载衡阳心。倚伏不可料，悲欢岂易寻。相逢成远别，后会何如今?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骎骎。

倚伏难逆料，悲欢不易寻，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其情殷殷，若非有昂扬奋发的精神主导、建功立业的理想追求，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九江口作》再次流露出诗人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寄理想于未来的豪士精神:

漭漭江势阔，雨开浔阳秋。驿门是高岸，望尽黄芦洲。水与五溪合，心期万里游。明时无弃才，谪去随孤舟。鸷鸟立寒木，丈夫佩吴钩，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

途经岳阳，有诗《岳阳别李十七越宾》:“杉上秋雨声，悲切兼葭夕。弹琴收余响，来送千里客。平明孤帆心，岁晚济代策。”暮年远谪，情何以堪?但他终能以随遇而安的豁达态度和朋友共勉:“遭黜同所安，风土任所适。闭门观玄化，携手遗损益。”天宝十五载(756)，又作《留别武陵袁丞》:“皇恩暂迁谪，待罪逢知己。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借汉伏波将军马援蒙谗除侯事，与自己被谗窜谪事相比，说明自己跟马援一样，遭受着含冤负屈的痛苦，而忠直之气犹在。

王昌龄虽然遭受着贬谪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但对友朋的不幸依旧给予亲切的关怀，并对他人的关爱报以感恩之情。其《至南陵答皇甫岳》云:“与君同病复漂沦，昨夜宣称别故人。明主恩深非岁久，长江还共五溪滨。”自己于贬谪途中，反倒安慰其他遭贬的官员。在鄂州江夏县(今武昌)之南浦，昌龄与从岭南谪归的从弟王越相逢，作《西江寄越弟》诗以共勉:“南浦逢君岭外还，沅溪更远洞庭山。尧时恩泽如春雨，梦里相逢同入关。”在困苦中希望和从弟相濡以沫，等待着皇恩浩荡的将来。既抵龙标，知友人张偾亦遭谗枉而贬湖南一带，适逢朝廷派按察使臣阎某巡察至此，昌龄身处逆境，犹能为朋友仗义执言，陈情申冤，作《为张僓赠阎使臣》^[8]诗以献:

哀哀献玉人，楚国同悲辛。泣尽继以血，何由辨其真。赖承琢磨惠，复使光辉新。犹畏谗口疾，弃之如埃尘。

忠直进言如楚人卞和献璞，反遭谗毁。这是在说友人，也是在说自己，其中隐寓着无法消解的身世之戚。在逆境中，王昌龄虽也悲愤感伤，但始终不失信心，不失希望。其《送吴十九往沅陵》云:“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唯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送崔参军往龙溪》云:“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在对友人的宽慰中，展示了诗人达观开朗的情怀。至武陵时，因武陵郡太守田某对昌龄优礼相待，与武陵郡毗邻的卢溪郡(即辰州，治沅陵)姓司马的太守，也来武陵聚宴，两位太守对昌龄的不幸远谪颇为同情，昌龄作《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诗谢云:“山水青晖远，俱怜一逐臣。”由于对他人的同情和理解渴盼已久，所以偶一获之，就感激涕零，以至发出“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留别司马太守》)的表白。(www.xing528.com)

王昌龄谪居期间，除了自身的悲怨和慷慨给予友人的同情外，还更有一种对国家政治失路、民心渐失的社会现状的焦急和惶恐，有一种对民生疾苦的担忧。其《箜篌引》在写了“有一迁客登高楼，不言不寐弹箜篌”之后，念阙忧国之心顿生:“仆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九畴。簏读兵书尽冥搜，为君掌上施权谋。”诗人借晋代谢安辞官归隐东山、日后复起的典故，表达了自己不甘沉沦而欲东山再起的信念。他不以一己之穷通为怀，而是意在报国，反对穷兵黩武，希望朝廷“怜爱苍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须渐抽”，最后达到“海内休戈矛”的太平盛世。尽管对他而言，“殿前论九畴”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但对一位谪居荒远的逐臣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

王昌龄在荒远闭塞的龙标一住长达六七年，大赦仍渺茫无望，其内心深处未尝无忧戚痛苦。观其诗中“猿愁”、“愁颜”、“漂沦”、“泪痕”诸词语，便知端倪。然而，无论是送客饯别，还是游览野宴，诗人终不作悲惨绝望语，而是以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乐观豁达的情怀劝勉朋友，也安慰自己，对未来仍如初谪时那样充满信心和希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龙标野宴》)，“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卢溪别人》)，类似的诗句，在现存王诗中所在多有，从中很可以看出诗人坚韧的性格和旷达的情怀。

安史之乱爆发后，王昌龄途经亳州，为刺史闾丘晓所杀。诗人一腔报国理想不仅未能实现，最终反以悲剧告终!千载之下，犹令人为之扼腕。

二、赵冬曦、崔国辅、崔成甫及其创作

赵冬曦因张说的倒台同被贬至岳阳，每每陪张说流连在湖光山色中，借以排解苦闷:“抑郁何以欢，阴氛亦登望。孤岛轻雾里，行舟白波上。目劳西北云，心醉东南嶂。昔日青溪子，胡然此无状。”(《陪张燕公登南楼》)似乎暂时忘掉了忧愁。有时更是“携琴仙洞中，置酒滬湖上。芳景恣行乐，谪居忽如忘”——连谪居之事都抛在了身后。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对故乡、故都的怀想始终还是萦绕着诗人的思绪:“永怀宛洛游，曾是弹冠望”(《酬燕公出湖见寄》)，内心的创痛并不如其诗中所说的那样能轻易忘怀，楚山楚水反倒进一步触及了他的逐客之恨。他时而感慨先贤:“常钦才子意，忌鹏伤踡跼。雅尚骚人文，怀沙何迫促。未知二贤意，去矣从所欲”(《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时而悲叹自己的不遇:“穷鸟婴笼缀，孤飞任播迁。鹪鹩王佐用，复此挫冲天。”(《奉酬燕公见归田赋垂赠之作》)

与张说相比，赵冬曦显然要消沉一些。张说《同赵侍御乾湖作》参悟天地盈虚消息之理，建议赵冬曦不要汲汲于人间倚伏:“天地盈虚尚难保，人间倚伏何须道!”在《赠赵侍御》中进一步说道:“坐啸予多暇，行吟子独善。……长沙服鸟作赋，任道可知浅。请从三已心，荣辱两都遣。”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赵冬曦才不至过于沉沦，并在诗中表现出了一些随运任化的态度。其《氵邕湖作》云:“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应思阙下声华日，谁谓江潭旅游子。初贞正喜固当然，往蹇来誉宜可俟。盈虚用舍轮舆旋，勿学灵均远问天。”用人事回环之理来自我宽解，在对屈原的超越中认肯现实。

崔国辅从京官贬为竟陵郡太守，此后在悒郁潦倒中度过余生。其《石头滩作》云:

怅矣秋风时，余临石头濑。因高见远境，尽此数州内。羽山数点青，海岸杂光碎。离离树木少，漭漭湖波大。日暮千里帆，南飞落天外。须臾遂入夜，楚色有微霭。寻远迹已穷，遗荣事多昧。一身犹未理，安得济时代。且泛朝夕潮，荷衣蕙为带。

既有功业未成的怅然，又有随遇而安的自适。前路已穷，世事多昧，一身尚且无暇自理，又何以谈得上济世救时?唯一的办法，便是荷花蕙带，芳洁自守，朝夕弄潮，融化自然。全诗以平和的语调出之，却隐含着不可言说的感伤。和其他逐臣一样，他亦有思乡之情:“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九日陶家虽载酒，三年楚客已沾裳。”(《九日》)

崔成甫贬到湘阴，仅遗诗一首。李白为其作《〈泽畔吟〉序》谓:“《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接着说他“流离乎沅湘，摧颓于草莽”，“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哭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9]。据此可知，崔成甫在贬谪期间作了大量诗作，而且多为忠愤义烈之辞，哀怨悲痛之言。对他的诗，李白有很高的评价:“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流，腾薄万古。至于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岂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览之怆然，掩卷挥涕。”能受到太白如此推赏，真令我们对崔氏刮目相看。其《赠李十二白》这样写道:“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诗写得颇有味道，虽内含哀感，但更多恢谐和放达，使人想见其文采风流。李白在诗中曾数次论及崔成甫，说他“夫子虽蹭蹬，瑶台雪中鹤。独立窥浮云，其心在寥廓。时来一顾我，笑饭葵与藿。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游敬亭寄崔侍御》)“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身为名公子，英才苦迍邅。”(《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既道出了崔成甫的仪表风姿、傲岸心性、纵酒生活和玄学修养，又对他身为“名公子”而身遭弃逐深表同情和惋惜。同时，由李白的叙述也能清晰看出崔成甫在困境中的人格操守和超然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