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荆湘逐臣贬窜荆湘,由昔日的朝廷重臣,变成屈居下僚的官员,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谪守郡县时期,他们一方面心念国事,情寄朝廷,恳盼君恩重降,一方面设法排遣苦闷,把重心转移到了诗歌创作上。在诗歌创作中,除前文谈到的他们在精神态势上的一些共同点外,也还因人而异,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我们先分别对张说、张九龄、贾至在贬谪期间的创作分别予以论述,以求对其各自的创作内容和创作特点获取深一层的解会。
一、张说及其创作
从中书令这一权力顶峰跌落,这既是张说作为政治家的不幸,也是他作为诗人之幸。此一遭际,促成了他在诗歌艺术上的创新,并形成其山水诗创作的高峰期。张说在岳州任上,经常与赵冬曦等文士“聿理方舟,嬉游滬壑,览山川之异,探泉石之奇,骋望崇朝,留尊待月”[1]。畅游山水的赏心之乐与坎坷人生境遇的相互交织,使得他的山水之作更多地融进了岁月的变迁之感。除去那些被淘汰和散佚的,张说现存岳州诗就有九十余首。这些诗大部分是山水诗。同时,张说与赵冬曦、尹懋、张均、张垍等吟咏湘中山水,这种群体性创作,“与同时流行起来的吴越山水诗东西相应,将南方山水诗的发展推向了高潮”[2],从而促进了盛唐诗歌的发展。
张说于开元元年(713)贬相州,悲怨之情难以抑制,开元三年(715)又改迁偏郡岳州,身世上的进一步沦落增添了诗歌中的委屈不平、苦闷无奈。如果说“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邺都引》),在怀古叹逝中尚不失进取的锐气,那么,“今年只如此,来岁知如何”(《岳州守岁》)的吟叹已是英雄失路,万绪悲凉了。《明皇杂录》卷下称:“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他的凄凉哀伤渗透在诗句中,“然诺心犹在,荣华岁不同。孤城临楚塞,远树入秦宫。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岳州宴别谭州王熊二首》之二),“去国逾三岁,兹山老二年。寒鸮鸣舍下,昏虎卧篱前。客泪堪斑竹,离亭欲赠荃”(《伯奴边见归田赋因投赵侍御》),“孤城”、“远树”、“寒鸮”、“昏虎”、“斑竹”,这些色调灰暗的物象接踵而至,折射出诗人悲剧视野里人生旅途之漫长,生存奋搏力量之微弱。
在流离迁转的悲愤孤寂中,在远离乡园的荒僻贬所里,思乡念亲的情怀无时无刻不撞击着张说的心扉。张说触物生恸,即使是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景象也不能使他与异地他乡产生亲和力。“日出洞庭水,春山挂断霞。江涔相映发,卉木共纷华。……岛户巢为馆,渔人艇作家。自怜心问景,三岁客长沙。”(《巴丘春作》)这些令人悦目赏心的景象,并不能舒缓他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触动诗人幽思的是那些岛户渔人,他们尚且能以巢为馆,以艇为家,而自己流落长沙三年,只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过客而已,两相对比,倍觉凄凉。诗人客情浸肌浃骨,“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殊”(《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怀着江湖沦落、身世如萍的孤睽,在对故乡春光的想像中寻找着故乡给予生命的温暖和庇护。
迎来送往之事也易勾起诗人的思乡之情,“容华因别老,交旧与年颓。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岳州别梁六入朝》),友人的入朝越发让诗人认识到自己的彷徨失路,不可避免地堕入了对往昔盛况的回忆,因而重返故土的渴望与热切满纸皆是,“形影相追高翥鸟,心肠并断北风船”(《同赵侍御望归舟》),“离魂似征帆,恒往帝乡飞”(《岳州别赵国公王十一琚入朝》)。此外,诗人在孤寂中对友情有着一份刻骨铭心的眷念,如《送梁知微渡海东》:“今日此相送,明年此相待”,尚未分离却盼望着相聚;《岳州别姚司马绍之制许归侍》:“问君栖泊处,空岭夜猿惊”,担忧之情溢于言表。因贬谪带来的挫败和委屈使昔日意气风发的宰辅重臣变得脆弱而敏感,内心的寒荒亟需得到亲情和友情的慰藉。
在忧伤和脆弱中,诗人没有丧失对世事对人生的希望,其作品还时时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力量。正如李泽厚所说:“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3]张说在被贬之时因为功业未成流露出衰朽之叹,“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岳州看黄叶》),然而他并非一味颓伤、消沉,而是勤于政务,期望东山再起,“唯有报恩字,刻意长不灭”(《岳州作》),更多的是感时报国的豪迈意气。开元四年(716)张说作《闻雨》诗,先是极写在穷冬寒夜里空斋闻雨时的百种忧思,“心对炉灰死,颜随庭树残”,情绪可谓低沉、消索至极,然诗人仍旧抱有把握自己命运的希冀,故于诗歌结尾处又振起一笔:“旧恩怀未报,倾胆镜中看。”正因为如此,张说在苦闷不已而寄情山水之余,依然对玄宗忠心耿耿:“双童有灵药,愿取献明君!”(《游洞庭湖》)
张说不甘寂寞,总在寻找机会复出。所作《五君咏》,“达志、美类、刺异、感叹、哀事”,通过对其好友魏元忠等人生平遭际、功名的咏叹,抒发自己未泯的建功立业的信念。如他赞魏元忠:“入相廊庙静,出军沙漠霁。见深吕禄忧,举后陈平计。甘心除君恶,足以报先帝。”(《五君咏五首·魏齐公元忠》)赞郭元振:“代公举鹏翼,悬飞摩海雾。志康天地屯,适与云雷遇。兴丧一言决,安危万心注。大勋书王府,舛命沦江路。”(《五君咏五首·郭代公元振》)赞苏瓌:“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明皇杂录》卷下记载了张说写此诗之经过:“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辩才略,互相排摈。苏頲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苏颋父)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頲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頲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据此,则张说作五君咏,本意即在求人汲引,再建功名。此外,像“窃羡能言鸟,衔恩向九重”(《广州萧都督入朝过岳州宴饯得冬字》),“宁思江上老,岁晏独无成”(《岳州赠广平公宋大夫》),也是在对朋友表示羡慕之余,委婉地表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汲引。开元六年(718)春夏之际,张说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时,心情愉快,“春色沅湘尽,三年客始回。夏云随北帆,同日过江来。水漫荆门出,山平郢路开。比肩羊叔子,千载岂无才!”(《四月一日过江赴荆州》)以西晋著名征南大将军羊祜自期,以示雄心不减。在经历了“巫山云雨峡,湘水洞庭波”(《荆州亭入朝》)的风浪之后,此次提举也坚定了诗人的用世信心,希望再入台阁,施展其武经文纬而致太平的抱负,故有“不果朝宗愿,其如江汉何”(《荆州亭入朝》)的自期。
张说在荆州,游览楚国遗迹,多有诗作。当张说看到楚地先贤而今也“潜卧九重泉。松柏剪无余,碑记灭罔传”(《过汉南城叹古坟》)的凄凉状况后,不由抚今追昔,发为“使人心怅然”的感叹。吊楚怀王墓,诗人在“啼狖抱山月,饥狐猎野霜”的悲怆森竖中,悲叹怀王“客死峣关路,返葬岐江阳”,并由此生发出对当年屈原“怀沙”自沉衷情的理解:“一闻怀沙事,千载尽悲凉”(《过怀王墓》)。吊古实乃自吊,在这些诗中,隐显明暗间流动着作者恋阙以期再展胸襟的沉郁心曲。
尽管张说身处困境,但多数情况下能以从容不迫的心态对待宠辱出处。他贬至荆湘时的心境,比贬谪岭南时显得平和达观多了,与“沈宋”、“四杰”那种或躁进或偏褊,或愤激或颓废的心绪更是大相径庭。这使他能沉静下来对社会人事、宇宙人生进行重新审视和冷静思索。其《咏瓢》:“雅色素而黄,虚心轻且劲。岂无雕刻者,贵此成天性。”表面上是崇尚质朴,反对雕饰,实际上是从道家“无为”思想出发,对自己积极求索行为的反思。《岳阳早霁南楼》通过对“四运相终始,万形纷代续”自然现象的总结,将深远的历史感和悠渺的空间感交织在一起,旨在探索天道人事变化的解决之道。在与自然的对话中,诗人渐渐进入“心无是幻,法本皆空”[4]的思想境界。如《杂诗》之四曰:“默念群疑起,玄通百虑清。初心灭阳艳,复见湛虚明。悟灭心非尽,求虚见后生。应将无住法,修到不成名。”《岳州夜坐》曰:“息心观有欲,弃知返无名。五十知天命,吾其达此生。”即使诗人不能做到机心全泯,一无所恃,但有了这种超然之念,也足以在处境困厄时,保持良好的心态,静以待时。
张说着意将一种悠然自得的姿态引入到日常生活,有时他似乎真地沉浸在微薰的快乐中。“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宿酒何时醒,形骸不复存。忽闻有嘉客,骊步出闲门”(《翻著葛巾呈赵尹》),“但令不忌醉,翻是乐无为”(《耗磨日饮绝句》之一),“还将不事事,同醉俗中人”(《耗磨日饮绝句》之二),均传达出任真放达的人生情趣。其《和尹懋秋夜游滬湖》也表现了这种盛唐人的率真状态:“坐啸人事闲,佳游野情发。山门送落照,湖口升微月。”游心于山水,诗人显得舒卷自如,那些因执著产生的痛苦仿佛落日慢慢地消失,心如明月,莹彻透亮。诗人又将内心的一片清辉送于友人,他劝慰同病相怜的赵冬曦:“泊渚烦为媒,多才怨成褊。长沙服鸟作赋,任道可知浅。请从三已心,荣辱两都遣。”(《赠赵侍御》)张说不仅对友人表现出豁达,独处时他的内心也是如此。其《岳阳石门墨山二山相连,有禅堂观天下绝境》有:“长揖桃源士,举世同企羡。”《襄州景空寺》透露出自己希图步融上人之后尘:“何由侣飞锡,从此脱朝簪。”当然,对以经世之儒为终身奋斗目标的张说来说,要达到庄子那种齐万物、等生死的境界是不可能的,但他的这种有意的超脱,也意味着对苦难积极主动的消解。
以平和的心态去体味人生、欣赏自我,这是张说的解脱之法,而不是他的终极追求。他的终极追求还在政治和功业。所以,当张说结束贬谪生涯后,巡守幽州,便作诗声言:“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巡边在河北作》)那种朝气蓬勃的功业理想与进取精神又一次迸发出来。
二、张九龄及其创作
张九龄贬至荆州,主要作有《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和登高怀古诸作。
荆州之贬,再次触发了张九龄出身寒门、难以立足朝廷的孤独心境。年衰的诗人写道:“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受岁寒移”,“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庭梅咏》)。既有自怜自伤、忧谗畏讥之思,又有掩藏不住的无人理会、远离朝廷的失落之感。张九龄出身并非望族,朝无亲朋,加之地居南陬,能入朝为官,已属难能,官居宰辅,更是不易。他始终无法忘却其出身岭南、来自寒门的背景,他上奏表章往往自称“臣山薮陋材”、“草土”、“荒塞”“荒陬贱类”等,而在他的诗中也屡称“平生本单绪,邂逅承优秩”(《登郡城南楼》),“荣达岂不伟,孤生非所任”(《郡舍南有园畦杂树聊以永日》),时常有“一跌不自保,万全焉可寻”(《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的忧惧。《感遇》其四写道: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历经大海狂风骤浪的孤鸿,却连小小的护城河也不敢光顾。它看到双翠鸟筑巢于神话中华贵的三珠树上,也只能“侧见”,不敢正视,而它本身是“孤”身单影,可见其孤寒情形。这是诗人的自况,也隐喻着诗人与李林甫、牛仙客的不同位势:一则孤寒寥落,一则热焰熏天。其《感遇》其七云:(www.xing528.com)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诗既是咏橘,又是自述怀抱,对难以推寻的命运和自己仕途不遇、遭人弃置的命运,发为深长的慨叹。
张九龄因其高远的理想、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媚俗的世态格格不入而迸发出郁勃不平。他早年抱有致君尧舜,齐衡管乐的政治理想,“三岁为相,万邦底宁,而善恶太分,背憎者众。虞机密发,投杼生疑。百犬吠声,众狙皆怒”[5]。在忧谗畏讥的困境中,诗人仍然表现出“壮图空不息,常恐发如丝”(《初发道中寄远》)的志向和追求。诗人一生都关心政治,忧国忧民,却在衰老之年被贬至荆州,对日益腐败的朝政只能束手旁观,有心无力。《感遇》其十写其对国步之艰的殷殷忧心:
汉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书,欲寄双飞翼。冥冥愁不见,耿耿徒缄忆。紫兰秀空蹊,皓露夺幽色。馨香岁欲晚,感叹情何极。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
诗人借“求思”汉女表达对君王的忧思,其审美的手法仍是传统的。诗人要借飞鸟寄书,却不见飞鸟,只得把耿耿于怀的思情默记不言,以幽兰自比,感叹不已。
被贬荆州后的几年,也是张九龄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仍在对自己以及士子的人生追求进行着深刻的反思:“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杂诗五首》之五)认为像他这样的士子之所以运乖命舛,都在于对理想的追求太执著了。倘若能像道家提倡的那样“抱圆守一”,随顺自然,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苦恼的折磨了。所以,他悟出了“物生贵得性,身累由近名”(《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这个道理,并劝导人们“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要做到知足常乐,随时准备激流勇退。这是一位从政治顶峰跌落下来的“过来人”的感世箴言,也是“儒道互补”这一古代大多数文人所选择的处世模式在张九龄身上的具体体现。张九龄最终形成了他的盛世人生观,这就是“当须报恩已,终尔谢尘缁”(《使还都湘东作》),即逢时报恩,功成身退。但应指出的是,老庄所主张的功遂身退,实际上是其盈虚倚伏、祸福消长的自然观的一种体现,他们强调的“身退”、“无为”,是要人们主动避世、远害全身;而张九龄最终所确立的“功成身退”的人生观,固然有受老庄思想影响的一面,但他更重视的是“功成”,认为功成之后才能安心归隐。这又显示了他用儒家思想来纠道家之偏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因此,当遭受挫折时,张九龄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节操,不愿与奸邪小人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他又为“已矣直躬者,平生壮图失”(《叙怀二首》之二)而感到莫大的悲哀和失望。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庄的那种避世无为、超凡脱俗的教义,才成为他赖以解脱的支柱。相较而言,在他身上,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还是占了主导地位。
三、贾至及其创作
乾元二年(759)秋,贾至贬为岳州司马。其间所作诗颇多。试看其《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江上相逢皆旧游,湖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
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
三首诗各有胜境,而以第二首最佳。诗写枫岸落叶,晚来秋水,意境悠远,词句清丽,但其中隐含的,却是游者的某种怅惘情怀。诗题曰“初至巴陵”(巴陵即岳州),说明他甫至贬所,心情不畅,而遇李白诸友,又一乐事,故同游洞庭,在湖光山色中一尽雅兴,一遣愁绪。
此后,房琯之党纷纷被遣,“故人西掖寮,同扈岐阳蒐。差池尽三黜,蹭蹬各南州”(《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自己眼见起复无望,苦闷便渐渐郁积心中:“我年四十余,已叹前路短。”(《送李侍御》)在心灵的苦闷无法排遣的时候,诗人迁怒于东风与春日:“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春思二首》其一)看似无理,却无理而妙,无理而深。
“孤帆泣潇湘,望远心欲断。”(《送李侍御》)迁客送迁客,越发悲凉寂寞。贾至在《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中写道:“江路东连千里潮,青云北望紫微遥。莫道巴陵湖水阔,长沙南畔更萧条。”深切怜惜着友人的悲惨遭遇,与友人相比,自己的艰难处境似乎已是不值一提了。等到夜别友人时,只能无奈地喊出心声:“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巴陵夜别王八员外》)[6]穷途之人的互相慰藉也是心酸异常的,贾至在《送王员外赴长沙》中长吁短叹:“携手登临处,巴陵天一隅。春生云梦泽,水溢洞庭湖。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岳州为迁客骚人汇聚之地,贾至迎来送往,俱是王员外这样的不遇之人,此一为别,“相逢路正难”(《长沙别李六侍御》),这不能不使他为之一洒伤心之泪。伤心之余,贾至又对友人殷殷嘱托,“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送君从此去,书信定应稀。云海南溟远,烟波北渚微。勉哉孙楚吏,彩服正光辉”(《送夏侯参军赴广州》),既希望友人能从困厄中振拔,亦借以自勉。
“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愿值回风吹羽翼,早随阳雁及春还。”(《江南送李卿》)迁谪之中,思乡念阙之情油然而生。然而,对身处贬所的诗人来说,故乡是遥不可及的。被弃绝在荒隅,只能对那些归去的人徒生艳羡之情:“扣楫洞庭上,清风千里来。留欢一杯酒,欲别复裴回。相见楚山下,渔舟忆钓台。羡君还旧里,归念独悠哉。”(送夏侯子之江夏))“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送王道士还京》)京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是自己及第入仕之处,有过意气风发的往事,有不少知交密友,对京都的怀念,其实是对往昔美好生活及亲友的想念,也包含着对政治理想或权力的依恋与追求。这种怀念更能触发诗人的今昔之悲:“畴昔丹墀与凤池,即今相见两相悲。朱崖云梦三千里,欲别俱为恸哭时。”(《送南给事贬崖州》)值得一提的是,沦落在外的贾至丝毫没有放弃对国家民众的责任:“我同长沙行,时事加百忧。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念及每况愈下的政事,不免心急如焚。
诗人毕竟从盛唐中走出,没有一味的消沉和悲观。“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君山》)受老庄思想浸染,面对春来湖山,贾至像其他盛唐逐臣一样,依旧找寻着平衡心理的排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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