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贬官特点与荆湘地域文化特征

第二节　盛唐贬官特点与荆湘地域的文化特征

盛唐时期，尤其是张说、张九龄执掌政坛和文坛期间，唐帝国的强盛达到顶点，乐观、自信、富于进取的精神弥漫于这个时代，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极大地促发了士人感时报国、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意气，他们的参与意识特别强烈，充满着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个人成就功业的紧迫感，表现出强烈的事功心态。一大批慷慨激扬、乐观进取的诗人应运而生，蔚为大观。但是，在开元盛世中，专制制度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矛盾依然存在，不遇于明世的逐臣也不在少数。日人儿岛献吉郎说:“顾开元底天下，玄宗之治已极，阳虽有四海欢虞之风，而阴则萌崇极而圮的动机。日中则倾，月盈则亏，历史于此中藏一大转变的气运，天下将现出一大活动的舞台。”^[26]盛世的两面性，光明与黑暗混成的复合光投射到逐臣心中，给这个群体造成了重要影响。其中，盛唐荆湘逐臣最具典型性。

分析盛唐荆湘逐臣的贬谪状态，首先须就盛唐贬谪制度之特点做一了解。

唐立国后执行“强干弱枝”政策，因循京官贬授外任惯例，至开元盛世仍持续不绝。“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27]久而久之，便形成唐人重内轻外的思维定势。如本书第一编第一章所言，他们把由州官调任内职比喻为“登仙”，而京官外放，即令是出刺雄藩大府，也被认为是左迁。^[28]张九龄曾就此上书言事:“但于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宰之间，以为斥逐之地;或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且无他责，又谓之不称京职，亦乃出为刺史。”^[29]玄宗一朝的政治斗争，亦如张九龄所描述的那样，每一次争斗的结果都是失败的一方被逐出中枢，谪放外州。张说、张九龄、赵冬曦、崔国辅等人就是这样先后被迫越过秦岭，来到时人眼中的“瘴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

其次，从对贬官的处置来看，朝廷对贬官的管束呈逐步严酷的发展趋势。据则天长寿三年(694)五月三日敕文:“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30];玄宗开元十年(722)六月十二日敕文:“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31]可是，随着李林甫对朝臣迫害的日渐加剧，天宝五载(746)七月六日所发敕文，对贬官的处置便发生了大幅度的严厉升级:“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32]这里规定的不许多作逗留及日驰十驿以上赴任，都是极严厉的规定，其中包含着对逐臣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戗害，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述此诏令后，曾深有感慨地说:“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

从贬官制度的变异可以大致窥察盛唐荆湘逐臣的贬谪处境:第一阶段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可谓“救时”和“治世”之差异所引起的倾轧，因而张说等逐臣处境尚优，心情相对平和;第二阶段是忠奸之争，残酷性加剧，对失败者的惩罚大大增加，贬谪投射在张九龄、崔国辅、崔成甫等心头的阴影也较为浓厚。张说被贬岳州，只不过“承恩惶怖，狼狈上道”^[33];张九龄被贬荆州时的情形则是“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34]。到了第三阶段，安史之乱甫定，政治混乱，宦官专权，贾至等人被贬上路的情形虽文献所载不详，但也可大致推知了。

当然，这里呈现的只是贬诏下达及踏上贬途时的情形。若从逐臣被贬后的总体情形看，盛唐较之初唐又有其宽松的一面。盛唐虽然一直延续着“吏治与文学”之争，并于天宝五载(746)加重对贬官的处置，但此一时期始终坚持爱民、重人的宽松政策，对待贬官也有其优容的一面，类似初唐那种对贬官大量赐死、杀戮的事件便减少了许多。若就贬谪地域的分布来考察，亦可看出盛唐逐臣与初唐逐臣的一些差异。一般而言，政治斗争愈激烈，贬谪地域及待遇愈苛刻。以岭南道为例，它地处偏远蛮荒，可以作为贬谪情势恶劣或是宽松的晴雨表。据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表5统计可知:初唐文人被贬至岭南道者为42^[35]人次，贬至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山南东道者分别为17、20、9人次。而至盛唐，文人被贬至岭南道者骤降至14人次，贬至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及山南东道者则分别为21、29、12人次。由此可知，盛唐时期文人贬至岭南道者已大幅减少，而贬至江南东、西道及山南东道者则开始增加，而山南东道与江南西道正主要包含今荆、湘一带。诸如张说、张九龄、贾至都贬至岳州或是荆州，两地虽偏远，但比起岭南等处，尚算佳地。由于盛唐贬官在贬所还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故生活基本无虞，不用说张说、张九龄、赵冬曦之流，就连官职低微的王昌龄也在贬谪期间受到了当地长官的青睐和厚待，没有遭遇到思想上的压制和物质上的匮乏。

据前引表5统计，盛唐遭贬文士有名姓及贬地可考者约186人次。其遭贬原因，颇为繁杂，但按性质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因小人酷吏构陷、权贵皇帝猜忌而遭贬者，因疏忽职守或失误而遭贬者，因直言进谏，触怒龙颜而被贬者，因人格缺陷(如安史之乱中受伪职等)而遭贬者，因亲朋获罪受到牵连而遭贬者。在这些逐臣中，从事过贬谪诗创作的有崔成甫、高力士、徐浩、张叔卿、李适之、严武、张均、张子容、赵冬曦、李华、崔国辅、贾至、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19人，其中张说、张九龄、王昌龄、赵冬曦、崔成甫、崔国辅、贾至为荆湘逐臣。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荆湘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贬官逐臣们的聚散分合之地。为数不少的盛唐诗人或贬经荆湘，或流寓荆湘，如李白、杜甫等，他们大都与谪居荆湘一代的逐臣有过交游、唱和，我们亦将之作为背景人物纳入研究视野，以加深对荆湘逐臣的认识。

研究盛唐荆湘逐臣，考察荆湘一带的地理沿革是题中应有之人。

所谓荆湘，主要指今湖北、湖南两地，亦即故楚国之地。值得一提的是，西周末期，楚文化才开始对湖南产生影响;春秋早期，楚人开疆拓土，进入湖南。^[36]湖南当时属于南楚。此后，今湖北、湖南一直分处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到了明朝，历史又戏剧性地绕回早期，今湖北湖南才又归于一个共同的高层政区管辖。

进一步看，“湖北”作为一个区域，其得名乃与“湖南”相对而来。唐代后期，以湘资二水流域置湖南观察使，是为“湖南”得名之始。宋代以前设荆湖南路，而在沅澧二水流域及今湖北中部地区设置荆湖北路;由于前者简称仍作“湖南”，与此相对，后者也就简称“湖北”。明代设湖广布政司，辖湖北、湖南，此时两湖地区的高层政区才真正成型。清康熙三年(1664)分湖广行省为左右二布政司，六年(1667)改左司名“湖北”、右司名“湖南”。至此，湖北、湖南才各自成省。

湖南全省可以划分为两个文化区:湘资区为湘、资二水流域，沅澧区为沅、澧二水流域。从政区来看，湘资流域和沅澧流域两大地区历来分属不同的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前者在秦代属长沙郡，汉代分属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南朝于此置湘州，唐后期于此置湖南观察使，宋代于此置荆湖南路。后者在秦代属黔中郡，汉代属武陵郡，南朝分属荆、郢两州，唐后期分属荆南节度使、黔州观察使，宋代属荆湖北路。元代以后，两大区域同属一个高层政区。沅澧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自东汉以来一直在今常德，唐人称之为“荆南都会，粤在澧阳”^[37]。此地为荆之附庸，交通便利，有“水陆吴楚”之称。湘资区政治文化中心在今长沙，它一直是该区治所，西汉为长沙国都，南朝为湘州治，唐后期为湖南观察使治。长沙北部的岳阳亦一重镇，因其襟湖带江的地理位置，遂成为众多迁客谪吏的聚散之地。盛唐荆湘逐臣张说、赵冬曦、贾至等即先后贬至此地，其他流贬岭南诸地的逐臣也多于此经行。

湖北沿革亦较复杂。秦代湖北省境主要属于南郡和衡山郡，同时北部地区属南阳郡，西北一角属汉中郡，西南一隅则属黔中郡。从汉武帝时起，南阳、江夏、南郡三郡连同在湖南省境的各郡属于荆州;至唐开元时，今省境中部、北部属于山南东道，此外其东南部属于江南西道，东北部属淮南道，而西南一隅属黔中道。秦汉之前，江汉之间作为楚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其中丹阳最为发达。始于汉末，襄阳作为中心区域兴起。南朝以后，江汉之间的中心呈三足鼎立局面。其中以建康南渡为界，前期中心位于西部的荆襄，后期中心则东移鄂州(今武昌)。

综上所述，湖北、湖南在历代沿革中一直处于不断分合、变动不居的状态。就盛唐时段综合来看，今湖南分属黔中道和江南西道，湖北分属山南东道、江南西道、淮南道、黔中道。荆湘地区共分属四道管辖，这样一种分散状况，而能表现出较为集中的地域文化特征，其主要原因似在于地域的接近和古楚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传承，使之形成了丰足的具有向心力的文化内蕴。这是一个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此一文化区以楚国的历史文化为表征，有着悠久的共同的文化归依。

下面，试就荆湘之地域文化与盛唐荆湘逐臣之贬谪地的状况作一分析。(www.xing528.com)

一、荆湘地域文化

荆湘地域文化缘自楚文化。楚立国800余年，其早期文明程度虽远逊中原，却以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而自成一局。崇尚自然和多神、放任心灵、张扬个性、驰骋想象、富于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成为楚文化的典型特点。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一直受到后人的崇敬、仿效和研究。秦汉的统一局面形成之后，楚地失去了南方大国和区域中心的地位，与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一方面居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另一方面，楚人充分利用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文明交接带的地利之便，兼采华夏与蛮夷之长，使楚文化有着一种经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新的增长点和活力。此后，处于四战之地的荆楚，在历史的变动时期，常常面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局面，无论是人口南北的纵向移动还是东西的横向移动，荆湘一带大都成为移民的过境地或居留地。大量人口的迁出与迁入，给荆湘带来文化上的丰富和变化，使得楚文化长期保持着多元与融汇的文化特征，具有强烈的吸纳力和辐射性，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历代被贬荆湘的士人在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既受到楚文化精神的影响，同时又促进了荆湘文学的发展。

在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贯穿着一种蛮荒精神。楚国长期遭受中原诸夏的歧视和侵伐，自先秦至汉魏，都被人视为“南蛮”或“荆蛮”，把它划在中国之外。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遂导致了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种定向趋势——僻陋在夷的屈辱感，以及由这种屈辱感激发而生成的与宗国同构的责任心、眷念情怀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宗国感情，对理想与美政的深情呼唤和九死不悔的韧性追求，以及他那砥砺不懈、傲岸不屈的人格，正是楚文化这一精神的完美写照和突出显现。

楚文化中沉积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在南北战争的夹缝中，楚之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38]，艰苦、悲壮地与自然、与各国周旋着，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终于以数百年的艰苦创业，迎来了楚国的强盛。它启群蛮，征汉东，争霸中原，扩境江南，成为战国七雄中的佼佼者。早年艰苦悲壮的创业，使楚文化中的悲剧意识逐渐地沉积下来。《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大夫栾书语云:“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从中可以窥见楚人幽深沉重的忧患意识的闪动。

我们知道，楚文化的主流是氏族文化，保留了丰富的原始神话内容，其中最著名的是“精卫填海”。精卫那种衔微木，填沧海的悲壮让人深为震撼，其内蕴的悲剧意识也附丽于这些神话而传流下去。至于庄周、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更是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深深体会到人生困境的压力和惶惑，“道”与“美政”两种理想既远远地悬于现实之外，又深深沉潜入个体心灵，从而使得两位巨人一起走向了悲剧的人生之途。清代学者胡文英曾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39]话虽略有抑扬，但实质却入木三分——二人均体味到了人世与个体的哀怨。此后，贾谊被贬至卑湿之地长沙，作赋自伤，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进行了跨时空的交流，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荆湘大地自古以来就有隐逸避世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所遇隐士以楚为多。《论语·微子》载楚狂人接舆歌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认为世事不可为，讽劝孔子归隐。此外还记载了长沮、桀溺等楚地隐士的故事。楚地隐逸之风的盛行可见一斑。荆湘偏远闭塞，与外界相对隔绝，是乱世之中人们躲避战祸、归隐山林的理想去处。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将理想的避世王国桃花源安置在湖南武陵。

总的来说，楚文化精神体现了一种悲美的风格。以老庄、屈骚为核心的楚文化程度不一地影响了荆湘逐臣，使他们既怀有萦绕胸中挥之不去的屈贾情结，由此呈现出悲愤哀怨的文学风貌;又在人生逆境中展示出一定的超越倾向，从而导致文学中时时具有淡泊超然的情调。

二、盛唐荆湘逐臣贬谪地分析

唐代贬官的被贬处所大多文化落后，偏远荒恶。荆湘一带虽较岭南略好，但较之文化发达的关中、中原地区，还是非常落后的。从盛唐荆湘贬谪官员的分布地来看，在今湖北境内者以随州、鄂州、荆州为主，在今湖南境内者以岳州、永州、巫州、潭州为主。细论之，荆湘逐臣的贬地主要集中在荆州、岳州、竟陵、龙标、湘阴(属岳州)。

湖北境内，唐朝前期以荆、襄、鄂为三个区域性中心。荆州在东晋南朝时期，作为江左的“西土”、“陕西”，一洗其因“楚”而“蛮”的文化形象，成为礼教之邦。这一方面与南朝的政治地理形势有关，同时也有北方移民的功劳。《隋书·地理志》云:“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盛弘之《荆州记》称:“自晋室东迁，王居建业，则以荆扬为京师根本之所寄，楚为重镇。”^[40]到了唐代，“几代传荆国，当时敌陕虢”的荆州，已是“古往山川在，今来郡邑殊”(张九龄《登荆州城楼》)了。尽管如此，在文化、教育等方面，荆州还是无法与北方发达地域相比。据载:“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41]刘蜕之及第，在大中四年(851)，那么前溯至盛唐时期，荆州的文化状况也可见一斑了。与荆州相比，鄂州辖地不广，城隍狭窄，经济基础大不如荆州。如赵憬《鄂州新厅记》所称:“天宝以前，四方无虞，第据编户众寡，等衰州望，鄂是以齿于下。”^[42]荆州、鄂州在湖北境内尚称佳郡，故贬官至此者为数尚不多。

湖南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比湖北更不理想，群山叠岭，滩河骏激，“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43]。舟车不便，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表现出文化上的落后和闭塞。据考，有唐一带湖北中进士人数为43人，其中中唐前19人，而湖南合计进士数7人，中唐前则为空白。^[44]两地的文化发展状况借此即可分出优劣了。常建在湖南赋诗称:“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空灵山应田叟》)韩愈从南中回到江汉平原，曾感叹道:“面犹含瘴色，眼已见华风。”(《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周员外》)相比之下，两地在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准上已判然有别。在唐人眼中，今湖北省域已渐被纳入华夏文化的腹心范畴，而湖南仍是一个未被完全汉化的边鄙蛮夷之地，受儒家文化的泽被有限。《隋书·地理志》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武陵、巴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45]这说明湖南境内居民未尽汉化。王昌龄尝云:“卢溪郡南夜泊舟，夜闻两岸羌戎讴”(《箜篌引》)，即反映出湖湘汉蛮混杂的情形。由于“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故既导致其“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也形成其“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46]的特点。岳州为盛唐荆湘贬谪人次最多的地区，地处江湖之会，为交通便利之处，但张说谪官于此，时人以为是“沦滞于遐方”^[47]，张说对岳州亦颇有怨辞:“物土南州异，失河北信赊。日昏闻怪乌，地热见修蛇。”(《岳州作》)岳州如此，其他地方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如龙标(属巫州)，《元和郡县志》卷三一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至于永州，柳宗元其后概括:“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48]，且特别指出:“永州多谪吏。”^[49]据此可大致推知盛唐时永州的情形。盛唐逐臣从繁华的长安辗转至偏僻的荆湘贬地，从权力中枢骤降至偏郡一吏，其所受打击不言自明，而荒僻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更加重了这种打击。

不过较之初唐和中唐，盛唐的贬谪诗人所感受到的死亡威胁不是很大。张说贬岳州，尚为一州之长，较宽松的环境允许他汇集一个松散的文人群体，纵情山水，诗酒唱和，借以寻觅心灵的慰藉。王昌龄被贬沅溪，曾得到当地官吏的热情欢迎和招待。他在《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中写道:“诸侯分楚郡，饮饯武陵春。山水清晖远，俱怜一逐臣。”《留别司马太守》亦云:“辰阳太守念王孙，远谪沅溪贺可论。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从荆湘官吏们对待王昌龄的亲切态度，既可以见出盛唐社会对才学之士的推许和尊重，也侧面传达出王昌龄在贬谪过程中所受迫害不甚惨烈，至少不是你死我活的那种尖锐对峙。崔国辅贬竟陵，与陆羽“游三岁，交情至厚，谑笑永日，又相与较定茶水之品”^[50]，也大体展现了一种较为优容的生存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荆湘的文化生态环境尽管较为荒陋，但楚文化的历史辉煌毕竟给这块土地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荆湘地区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包括山川形胜、神话传说、风俗民情、历史掌故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起到使贬谪作家息养心灵、丰富创作的功用。而就总体来看，盛唐荆湘逐臣与其他时期的逐臣相比，还是较为幸运的一个群体——政治上相对开明，贬谪地虽偏远，但风景明丽，人情淳朴，精神压力较小。使他们真正感到不甘和痛苦的，倒是生当这样一个风雷激荡的年代，而被废弃荒远，失去了乘时而起、实现自我、报效社稷的机会。在他们的诗文中，时时可以感受到这种苦涩的隐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