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吏治与文学之争及文官之贬
与初唐相比，盛唐政治较为清明。唐玄宗任人唯贤，接受劝谏，大力整顿吏治，真正实现了“官不滥升，权不虚受”[1]，并推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措施。同时通过科举扩大选用人才的范围，网罗了大量人才，扭转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2]的局面，给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培养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志向。然而，在这繁华盛世景象中，却贯穿着对当时政治以及士人生活颇具影响的“吏治与文学之争”[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吏治与文学两派政治势力交替上升，轮流执政，从中不难窥察盛唐政治文化政策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的某些变化。至于那些在这场斗争中的失势者，有不少便是作为逐臣而离开了京城，被发放到荒远之地的。下面，我们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吏治与文学之争”勾勒出三条大致的线索。
张说——姚崇、宋璟这是“吏治与文学之争”的第一阶段。张说与姚崇、宋璟之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两党目的皆在致治兴邦，并非权奸与贤臣之间的斗争，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重吏治一派与重文学一派政见之异主要体现在:一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创作才能，顶多只注意到文学的实用性;一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之高低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他们更加重视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
“吏治与文学之争”开始于开元元年(713)。因助玄宗诛太平公主有功，张说、刘幽求等擅长词章的官吏于先天二年(713)七、八、九月间相继入相[4]。但是，他们相位还没坐稳，便遭到了“吏治”派的挑战。张说在武后朝以文学对策天下第一而被拔擢，是典型的文学才士。他虽也明吏治，但就总体而言，其思想中因习儒而显得迂远不切于情事的一面，不适合开元初急待整顿吏治安定皇权的需要。所以，当以吏治著称的姚崇和以文学著称的张说相争时，一心励精图治的玄宗便毫不犹豫地贬斥了张说，进行了人事上的调整。正是在姚崇为相期间，“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5]。“开元全盛日”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姚崇及其继任者宋璟的“吏治”。然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姚崇于开元初入相，排挤、打击张说、刘幽求等文学之臣，压制后进文士，使朝廷中几无善诗能文之人。张说的罢相是对开元文士的一次重大打击，受牵连而遭贬者有十多人;又由于姚崇等提拔吏干之才，提倡实用之文，不重视文学的艺术观，也使得当时诗歌艺术的发展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一阶段，张说、赵冬曦在荆湘贬地将身世遭际寓诸诗文，摆脱了宫廷之风的限制，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为盛唐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张说从荆湘贬地回朝，再度为相，这是玄宗大力重视文治的转折点。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九月“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其规模远大于以往。十三年(725)成立集贤殿书院，“其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6]。玄宗写诗歌咏其事:“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开元十四年(726)六月，玄宗降敕批评“谓儒士为冗列，视之若遗;谓吏职为要津，求如不及”的观点，诏告“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状奏闻。其吏部选人，亦令所司铨择，各以名荐”[7]。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玄宗崇尚儒家王化之道及提倡转变文风的心理。玄宗朝制定的文化政策，当时文风的扭转，实与张说的努力和影响密不可分。“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说于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纳忠惓惓，又图封禅，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8]。在这右文的时代，张说以宰辅重臣的地位主持文坛数十年，奖掖扶持文学后进，对当时“耻不以文章达”[9]的士子们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威望。《旧唐书·韦述传》曰:“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逊、王翰常游其门。”可以这么说，开元前期的知名文学家，大多出自燕公门下。张说对文士们的提携、影响所及并不止于这些文士本身，因为他们各自又提携了更多的文学后进。如张九龄之于王维、孟浩然，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逊之于李华、萧颖士，这些人都成了盛唐名家。所以，张说的延纳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www.xing528.com)
张九龄——李林甫这是“吏治与文学之争”的第二阶段。以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士集团与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吏能派势力斗争激烈，属于贤臣与权奸之间的斗争。陈寅恪亦论及张九龄的思想政治状况，认为“九龄本为武后拔擢之进士出身新兴阶级”，“始兴张氏实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宜乎张说与九龄共通谱牒，密切结合，由二人之气类本同也”[10]。玄宗重用张九龄，看重的是其文学之才。徐浩记载九龄行事云:“属燕公薨落，斯文将丧，擢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时属朋党，颇相排拫，穷栖岁余，深不得意。渤海国王武艺违我王命，思绝其词，中书奏章，不惬上意。命公改作，援笔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工部侍郎兼知制诰。扈从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敕，对御为文，凡十三纸，初无稿草，上曰:‘比以卿为儒学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当以经术济朕。’”[11]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居母丧，朝廷夺哀起复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即加中书令、集贤院知院事，修国史。时人誉之为“文高宗匠”，“一代辞宗”[12]。同时他奖掖团结了一批文学之士，如孟浩然、王维、卢象、皇甫冉等人，将开元诗坛的创作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
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繁盛，玄宗逐渐居功自傲，居安无为，“万国笙歌醉太平”(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三)。为了聚敛财富，他开始重用一些道德低下而颇有聚财才干的官吏，以取代文学之士。《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这是“吏治与文学之争”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同时，在纳谏方面也出现了问题，玄宗疏远张九龄，重用媚事左右、迎合上意、掩蔽聪明、排抑胜己、诛逐贵臣的李林甫等[13]。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为李林甫等人所诟病，被罢相，他的失势反映了开元后期统治者开始弃置文士、扶植吏治的倾向。这不仅是张九龄人生的一个挫折，也成了唐代治乱的分水岭。[14]此后，与文学派相对立的吏能派掌握了朝政。李林甫虽然在开元中当过国子司业，但不学无术，先是附和宇文融排诋张说，后又在任用有吏能的牛仙客为尚书的问题上，挤兑张九龄，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而且李林甫认为张九龄是“文吏，拘古义，失大体”[15]。李林甫为相后，先后对长于吏事的韦坚、杨慎矜、王鉷示结恩信，不久即忌其权位再加斥逐[16]。作为吏能派的首领，李林甫对那些“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17]。至于衣冠士子，则“非常调无仕进之门”[18]。这些行径，极大地伤害了文人从政的热情，破坏了文人进身政途的环境。《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条谓:“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此次进士试，元结、杜甫皆在其中。李林甫这种嫉贤妒能而又专权的行为，对盛唐诗人的创作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张九龄被贬荆州，一方面形成其政治生命的沉沦，另一方面则和张说一样进行了诗歌的创作与新变，至于他对出处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盛唐士子的人生态度。
房琯、贾至——李辅国这一阶段“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表现比较隐秘，房琯与李辅国的矛盾主要是蜀郡旧臣和新朝宠臣之间的矛盾，但吏治和文学之争也是矛盾因素之一。“开元中，(房琯)作《封禅书》，说宰相张说，说奇之，奏为校书郎”[19]，房琯又献诗，表示“愿起自燕国门下，令众人别意瞻瞩也”[20]。据此，房琯可为起自张说门下的文学之臣。房琯与诗人孟浩然、王维、储光羲、李颀、綦毋潜、高适、陶翰、贾至等相善，与杜甫为“布衣”之交。房琯是在追随玄宗入蜀的途中拜相的，至德元载(756)九月，他与韦见素、崔涣一道被派至肃宗处辅政，“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但自此以后，“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21]。至德元载(756)十月，房琯自请率兵收复两京，肃宗应允。由于房琯本不懂军事，所选用之参佐又都是儒生，遂致大败。与房琯不同，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廐小儿，貌佇陋，略通书计。事高力士，年四十余，使主廐中簿最”[22]。天宝中入东宫侍太子。玄宗赴蜀途中，他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从至灵武，又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23]可见，李辅国还是有才干和谋略的。在房琯和李辅国的斗争中，肃宗后因房琯曾经提出“命诸王分守重镇”的安排而耿耿于怀，使得房琯处于不利地位。加上他书生意气颇重，喜宾客，好谈论，“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表现出结党揽权的倾向，故肃宗在贬房琯为邠州刺史的诏书中就明确指斥其“率情自任，怙气恃权……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24]。所谓房党，有贾至、严武、杜甫、刘秩等人，其中杜甫为盛唐著名诗人，严武、贾至诗文颇工，皆可称为文学之臣。“时天下多故，急于谋略攻取，帝以吏事绳下”，与玄宗继位初需姚崇、宋璟等敏于吏事者安顿天下，颇为相似。“而琯为相，遽欲从容镇静以辅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败挠，故功名隳损云”[25]。房琯被贬，与其关系密近之贾至、严武、杜甫相继被贬。作为荆湘逐臣的贾至在岳州写下为数不少的贬谪诗作，其后与流放夜郎赦归、途经岳州的李白交游，又与远在四川的杜甫和严武遥相呼应，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张说、张九龄、贾至等盛唐政治家、诗人之被贬，皆与玄宗朝的吏治文学之争相关，而他们的贬谪地，又毫无例外的都在荆湘一带。如果联系到此期其他被贬荆湘的诗人如赵冬曦、崔国辅、王昌龄等人，则大致已可构成一个以荆湘为集散地和创作圈的贬谪诗人群体。那么，这样一个群体，曾受到“盛唐气象”的哪些惠泽?他们在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创作特点上有些什么异同?荆湘一地给予他们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贬谪作品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意向?所有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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