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逐臣心态解析-揭露神龙逐臣的基本成因

第四节　神龙逐臣心态的基本成因

神龙逐臣因依附权贵而被贬谪，其委曲求全，谄媚谀主，缺乏风骨气节的普遍人格颇具典型性。翻阅史书，可以得到较翔实的印证。

《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中·李适传》载:“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若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无它称。”“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10]

李峤，《唐诗纪事》卷十记载时人对他的评价:“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华;性贪浊，憎人受赂。”

苏味道，居相位数载，亦“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不屑其言行，径号之为“苏摸棱”^[11]。

宋之问，《唐诗纪事》卷十一谓其曾求为北门学士，但因口疾，武后未许以官职，宋之问为此事耿耿于怀，终身以为耻。仕途中，宋之问前附张氏兄弟，后归武三思，景龙中谄事太平公主，后安乐公主得势，又往谐结，可见其为人投机钻营，缺乏操守。

郑愔，《唐诗纪事》卷十一载:“初附来俊臣，俊臣诛，附易之，易之诛，讬韦庶人，后附谯王，卒被戮。”也是个政治投机者。

阎朝隐，以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喜，“圣历二年，则天不豫，令朝隐往少室山祈祷。朝隐乃曲申悦媚，以身为牺牲，请代上所苦”^[12]。所作所为实如同宫廷弄臣。

上述诸人在宫廷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格缺陷，与中国政治传统尤其是初唐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首先，从根本上说，佞臣是高度中央集权制无可避免的产物。自秦以来，先秦民主风气摧残殆尽。在中央集权政治的控束下，君主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旨意言行几乎不受制约，不容辩驳，不可更改。而为人臣者，伴君如伴虎，身家性命都掌握在君王的喜怒之间。一言不慎，即可能导致流贬或被杀厄运，甚或牵连九族。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驱动，如无坚强正直的信念支撑，臣子们很容易滑向谄谀一途。由于初唐政局变幻，危机四伏，遂使得不少士人如临如履，行无特操，甚至对女主之面首倾心依附，以保其仕途之无虞，便是不难理解的现象了。

其次，唐承隋制，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也为唐代统治者所继承。武后柄政后，逐渐破坏传统的关中本位政策，大量庶族寒士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官场，参与政治。官僚身份的变化自然带来文化心态的变化。龙朔诗人普遍追求利禄财富等物质利益，至沈、宋等人，在追求现世荣华的同时，也较为看重政治理想。他们仕进心切，在武周朝与陈子昂等有志之士相互游从，感慨怀抱。然而，仕进与名利之心过切，在很大程度上会带来追求过程中的不择手段。他们患得之，复患失之，为了求荣固宠，自然要多方经营，屈节事人。因此武后朝庶族寒士在普遍竞进干利的同时，也普遍表现出委曲求全、谄媚取荣的人格特征。与其他时代同类情形相比，神龙逐臣在贬前多系宫廷文学侍臣，因而，他们对君主的依附性更强，个人气质也更显柔弱。

另外，高宗、武后朝是儒学衰微时期。正如《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云:“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至中宗复辟后，儒学依然未能复兴。如前所引《新唐书·李适传》，景龙二年，中宗置修文馆学士，李峤等人预选，“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由于高宗、武后、中宗诸朝皆不重儒，使得这几朝文士儒学思想观念普遍淡薄，在人格上显得卑弱，缺乏秉正直行的气节，也普遍缺少远大无私的政治抱负。所以，尽管在高宗、武后朝因大量擢拔寒士，激发了中下层寒士的仕进热情，但又因薄于儒学，疏于德行，而很少有人直道事君，以“致君尧舜”自许。到了武周后期，二张甚得宠幸，权势熏天。武后明令李峤等人搜纳天下文士，入二张掌管的控鹤府、奉宸府从事文学、编撰活动。这样，二张实际上是代表武后招募文学之士，与二张交好，便是与武后接近;得罪了二张，便是得罪了武后。在这种局面下，不但一向人品卑劣的谄媚之徒攀附二张，即使一些比较刚直、嫉恶如仇的诗人也不免与二张交往，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攀附的风气。

就神龙逐臣而言，既受上述政治文化背景之濡染，表现出了部分卑弱、龌龊的人格特征，也因个体的差异而在立身行事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中的部分人仍在不同时期有过明辨是非、维护公义的言行。如李峤在高宗朝即曾不畏来俊臣权势，忤武后旨，为遭来氏构陷的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人申冤，因而遭贬^[13];刘宪，“天授中受诏推按来俊臣，宪苦其酷暴，欲因事绳之”^[14]，反为来俊臣构陷而贬潾水令;王无竞为殿中时曾直言斥责宗楚客、杨再思轻慢朝礼，为宗楚客所恶，转太子舍人，神龙初，又因诃诋权幸，出为苏州司马^[15]。这些，都可见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良知的一面。虽然他们后来均因与二张有染或倾心依附而被流贬，但并不能因此而对其此前的作为一概否定。另外，在神龙逐臣中，还有些人不但颇负文名，而且人品也值得肯定，如韦嗣立，“少友悌，母遇承庆严，每笞，辄解衣求代。母不听，即遣奴自捶，母感寤，为均爱”^[16]。幼时如此，已可略见其品德;后来被贬，也主要是因其兄交结二张，并非自身人品有瑕。退一步讲，即使大部分神龙逐臣确实人品低劣，我们也需辨别某些夸大其词、落井下石，乃至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因素。比如史书和不少论者提及的宋之问自岭南逃归、告密求荣一事，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据新发现的宋氏佚诗《初承恩旨言放归舟》^[17]可知，宋之问由泷州贬所返洛当是遇赦北归，而告密事实乃其弟宋之逊所为^[18]，两唐书本传将卖友求荣的罪名加在之问头上委实有些冤枉。又如沈佺期考功受贿案被弹一年仍未定罪结案，次年才因附二张而流放，可见控方证据大概也较薄弱。昔子贡有言:“纣之不善，不如是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9]以彼衡此，颇可发人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神龙贬谪本身也存在不公正处。比如王绍宗，“性澹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张易之兄弟，亦加厚礼。易之伏诛，绍宗坐以交往见废，卒于乡里”^[20]。据此可知，不是王绍宗主动结交二张，而是二张出于附庸风雅或慕其才华的心理，主动接近并礼遇王氏。就其交往本末而言，王绍宗本无过错，但结果却仍被贬谪，废归乡里。这样的处罚无疑有欠公正。实际上，当时已有大臣指出了中宗对与二张交往文士的贬逐有扩大化的倾向，如张廷珪即认为:“易之兄弟荣盛多时，趋附之徒，天下大半，欲尽杀之，则罪不加众;欲少杀之，则法难画一。在都城者，乍可有数;遍四方者，未知几人”，故“自非至亲，及于谋首”皆应原宥^[21]。但中宗并未采纳张廷珪的意见，贬逐了大量官员，而真正祸乱朝政的武三思、专以谄媚取荣的杨再思等人却未受惩罚^[22]。这样一种处理，自然使得被贬士人难以心服，所以他们中不少人并未对自己与二张的交往进行反思，更不认为此番被贬是咎由自取，反而自认蒙冤受屈，并由己及人，联系自古以来才士、寒士的遭际，引发了对“士”之命运的思考。

尽管有种种缘由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但神龙逐臣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他们中的不少人，确实还存在着如前所述的不良行为;这次贬谪虽缘于宫廷斗争，但对那些品性不端甚至低劣者而言，却也是一种合理的惩罚。惩罚的目的在于使之悔过、自警，而他们又没有悔过、自警，在诗中普遍流露出一种忠而被谤的愤懑、幽怨心态，这就需要认真思考了。仔细分析这种心态及其产生缘由，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诗歌与诗人人格的对立统一关系。神龙逐臣存在着功利与审美的双重人格，并呈现出共时态的双重性和历时态的交替性，从而造成人品与诗品的离合同异。

容格认为:人的心理存在“人格面具”，它是一个人公开的自我。人格面具的产生是因为人需要在社会中扮演某个角色。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格面具只是用来欺骗别人的工具，因为它只是把个人人格的很小部分呈现给他人^[23]。沈、宋等人也可作如是观。宫廷时期的沈、宋，扮演着御用文人的特定社会角色，他们周旋于宫廷中，为仕途而钻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迎合满足皇帝及台阁重臣，以讨得恩宠;加之他们本身功利心理非常强烈，总是考虑着现实中的利害得失，便戴上虚假功利的人格面具，谀上藉以升迁。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真性情遂被媚附讨好、歌功颂德的世俗需求所遮蔽，其真实的人格不可能完全显现出来。

这样一种戴着面具、虚假功利的人格并非其人格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到了日常生活和亲友交往中，他们已无必要再戴面具，故其真性情多有显露。如宋之问《送杜审言》诗:

卧病人事绝，闻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

其时杜审言贬吉州司马，宋之问卧病在床未能送别故友，诗中道出诗人的内疚遗憾以及对杜审言的同情叹惋，韵味悠远，感情真挚。至于他的《别之望独宿蓝田山庄》、《留别之望舍弟》诸诗，则写出了兄弟间的手足深情，略无矫饰。

至于被贬以后，受突发政治事件的打击，往日的功利之心自然消歇，取而代之的，是对一己生命的关注和忧恐，因而，沈、宋诸人已无须再用虚假的人格面具来欺骗亲友、欺骗自己，其在社交圈中常常借用的虚伪面具变得既无价值，也无必要，于是，一种原初的不加掩饰的真率感情便得到自然流露。如前所述，流贬途中，神龙逐臣所作诗歌因生命的沉沦，大都弥漫着焦灼、恐惧、惶惑、痛苦，其自诉悲伤忧愤尚且不暇，哪里还顾得上矫情自饰。这里可以比较沈、宋两首风格类似的诗作:

攀云窈窕兮上跻悬峰，长路浩浩兮此去何从。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松木贾渺已远，友于何日逢。况满室兮童稚，攒众虑于心胸。天高难诉兮远负明德，却望咸京兮挥涕龙钟。(宋之问《高山引》)

流子一十八，命予偏不偶。配远天遂穷，到迟日最后。水行儋耳国，陆行雕题薮。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夜则忍饥卧，朝则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沈佺期《初达□州》)

宋诗仿骚体，言词悲切，表达了诗人一步一颠簸，一步一悲怨，天高难诉、呼告无门的惨状和撕裂肺腑的绝望哭号;沈诗则以古体表述了自身处境的困厄，心境的凄惶，生命的险危。于是，宫廷时期虚假多于真实的双重人格至此发生变化:虚假人格退位，真实人格呈露;其诗的内容也由干谒颂德一变而为抒愤写怨、自我慰藉。

其二，古代哀怨文学传统的影响。李峤《楚望赋序》云:“登高能赋，谓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沈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盖人禀性情，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情必伤……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怅之客;白之野，斯见不平之人。”^[24]思深必怨，望远伤情，这里明确勾勒出了古代哀怨文学之传统及其创作定势。沈、宋等人的作品便是对这种传统和定势的自觉吸纳和发扬，他们写抑郁之情、发不平之鸣的举动，既受制于一己情感的冲动，也是对此类文学传统之习染和运用的产物。

由于神龙逐臣有意识地将一己遭际与历史上诸多忠信见弃之才士的命运联系到一起，遂使得他们在流贬途中所作诗赋也自觉地继承了屈宋以来的贬谪文学传统，重在抒抑郁之情，发不平之鸣。这种感情基调也成为中国古代贬谪文学的共同特点。

屈宋以降，贬谪文学的创作规律之一就是在作品中慨叹自己负冤受屈，呼告命运的不公正。由于沈佺期、宋之问遭贬后一直认为自己是忠信见弃、才美遭妒，因而很自然地将自己的遭贬与历史上诸多忠直之士遭诬见弃的遭际联系起来，发出不平之鸣。如沈佺期在《枉系二首》中就自比为“曾家子”、“姬公旦”、“公冶长”等无罪遭疑之上古贤士;在《三日独坐州思忆旧游》、《答魑魅代书寄家人》中更以屈原遭贬自况。宋之问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历数屈原、扬雄、王、杨、卢、骆等古来命运多舛之才士，借以喻友喻己;在《早发韶州》、《经梧州》、《登粤王台》等诗中也多次提到受冤被贬的贾谊、虞翻等人，将一己遭际与之关合。当然，就诗作的表现深度而言，沈宋等的诗歌感情宣泄多于理性思考，专注于一己之得失，诗境单薄，视界狭窄，还不能与屈、贾等人的赋作相提并论。

其三，基于拯救目的的传播需求。从创作动机言，神龙逐臣的诗歌除了感慨、泄怨以外，还有以诗代简，希望经传播以达圣听并获得同情和拯救的意图。

作为著名诗人，沈、宋等人的作品在当时能得到较为快速广泛的传播，正如《旧唐书·宋之问传》所云:“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诗歌的传播功能使得他们的作品可以承担起倾诉内心苦闷以达圣听的使命。当他们沉沦南荒之时，诗歌成为他们向朝廷向君主传递心声的最佳工具。因此在诗歌中，神龙逐臣反复描绘贬地生活的苦难，倾诉命运的不公正，表白自己的忠贞以及对重归朝政的渴望、对君王的热爱。他们渴望这样的诗句能打动统治者，从而拯救自己于水火。如神龙逐臣著名的端州驿题壁诗，即在一定程度上具此目的，诚如论者所谓:“谪臣行经同地，先后留诗慰解声援。或许借着诗作的发表，共同形成一种声音，以期得到执政者的注意，矜怜悃忠，还得清白，获得释罪召回。”^[25]他如“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沈佺期《初达州》其二)、“忆昨京华子，伤今边地囚”(《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丹心江北死，白发岭南生”(宋之问《发藤州》)、“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晚泊湘江》)、“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杜审言《渡湘江》)，这样一些诗句，都是一边伤今，一边忆往;一边写现实之不堪忍受，一边表恋阙思君之丹心;而其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这些诗能通过北返之人传到朝廷，以获得在上位者乃至皇帝的怜悯和拯救。

既然如上所言，神龙逐臣的这些诗作还存在着一个间接传播的目的，那么，其诗中反复陈述的哀怨感怀在真实感受之余，也还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说给别人听的意图;而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表白以及类似忠而被谤、无罪见逐的陈述，也就自然包含有某种自我洗刷罪名的用意。就此而言，前引沈、宋等人所谓“自幼输丹恳，何尝玷白圭”(沈佺期《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宋之问《早发大庾岭》)，这样一些信誓旦旦的话语，便都值得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加以细细考察和推敲了。

其四，普遍的积极仕进的社会心态，使得他们在认同自己目的合理性的同时，很少对过程和手段进行反思，所以他们很少认识到自己人格的卑下，反而在被贬时一直认为自己行事相当收敛，完全是遭小人构陷才会有此厄运;中宗对与二张交往文士之贬逐的扩大化倾向，也使得遭贬诗人多认为自己是蒙受冤屈。(www.xing528.com)

应当承认，唐人尤其是唐代庶族寒士的仕进热情是此前历史上罕见的。强大的国家赋予他们高度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科举制度又为他们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眩目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双重刺激下，他们为了达成目的颇有些不惜代价、不顾小节，甚至急功近利，以至于为人鄙视。无论是上官仪、许敬宗、杜审言、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以宫廷诗创作为主的诗人，还是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中下层诗人，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褊躁、张狂、计较得失、措意沉浮的心态特征，所以他们或因身居高位、得享荣华而喜形于色，或为沉沦下僚、仕途蹇困而愤激、颓丧。这实际上都是寒士阶层的政治人格尚未完全成熟的表现。从另一方面看，如同幼儿的蹒跚学步，虽然常常跌倒，但在经过一段必要的历练之后，成熟也就会接踵而至。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一群人之后，中国古代寒士文人开始渐渐在政治舞台上有了完美的演出。

初唐时期士人屡有遭贬事件，但大量创作贬谪诗文则从神龙逐臣开始。他们的贬谪诗歌在兴寄与山水的结合上作了初步探索，但是由于贬所多为边鄙蛮荒，且贬地分散、难以互相存问，加之宫廷斗争复杂频仍，故存留下来的作品多局限于对山川风物的描摹、对自己怨伤心境的抒写，“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阔，技巧亦未臻完全纯熟，各体诗歌的数量和质量也颇不平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作中还缺乏一种精神”^[26]，即缺乏道德人格的力量、缺乏理想抱负的光辉，这一任务，只能留待盛唐诗人来完成了。

从人品上评价，这样一批诗人也有太多可争议之处。但由于诸多历史已经被岁月的烟尘遮掩，我们只能评判结果而无法体验过程，可以看到的，有多少是真相?对于他们的人生，没有切实的体会又如何尽晓其中的艰辛苦难?今天我们在诗歌中追寻他们昔日的足迹，揣摩当时的心情，所作评说固然有切至处，但是否也多少有些隔岸观火的悠然?

【注释】

[1]《塞垣行》一作崔湜诗。

[2]如宋之问有《温泉庄卧病答杨七炯》、《使往天兵军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全唐诗》卷七八有骆宾王《秋夜送阎五还润州》、《别李峤得胜字》、《在兖州饯宋五之问》;卷八三有陈子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卷八四有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等。

[3]参见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十章第二节《武后中宗宫廷诗中的盛世情怀》。

[4]《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5]《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气候》。

[6]《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7]《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岭南道》容州北流县:“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

[8]《凌朝浮江旅思》，见《全唐诗》卷四六，一作马周诗。

[9]《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传上·杜易简传附从祖弟审言传》。

[10]捧溺器事，《旧唐书》、《资治通鉴》不载。谭忧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宋之问行年考》认为此说可疑。

[11]《旧唐书》卷九四《苏味道传》。

[12]《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中·阎朝隐传》。

[13]《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时酷吏来俊臣构陷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三家，奏请诛之，则天使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其狱。德裕等虽知其枉，惧罪，并从俊臣所奏，峤曰:‘岂有知其枉滥而不为申明哉!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乃与德裕等列其枉状，由是忤旨，出为润州司马。”

[14]《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中·刘宪传》。

[15]《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中·王无竞传》:“旧例，每日更直于殿前。正班时，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常离班偶语，无竞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轻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转无竞为太子舍人。”

[16]《新唐书》卷一一六《韦思谦传附子承庆嗣立传》。

[17]此诗原载《诗渊》第1498页，《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收录，并有相关说明。

[18]《旧唐书》卷一〇〇《苏珦传附子苏晋传》:“仲之神龙中谋杀武三思，为友人宋之逊所发，下狱死。”《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对此事考之甚详，可参看。

[19]《论语·子张》。

[20]《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王绍宗传》。

[21]《全唐文》卷二六九，张廷珪《请宽宥与张易之往还人表》。

[22]《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四年:“七月……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荣。……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卷二〇八，神龙元年“(二月乙卯)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23]参见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24]《文苑英华》卷一二七。

[25]严纪华:《试论两组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谪贬题写诗——“端州驿题壁”与“玄都观题壁”》，《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78页。

[26]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前言》，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