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探索乡国之念与人生思考

第三节　乡国之念与人生思考

神龙逐臣从官居高职到贬斥南荒，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强烈的不适;岭南与洛阳距离遥远，风物大异中土，逐臣们离开旧有的熟悉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群、怪异的气候，内心更深感恐惧和焦虑不安。在这种情境下，诗人们不能不将其飘摇动荡的思绪投向自己的故乡，以获取精神的皈依。他们怀念故乡、故都，怀念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强烈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故乡，成为诗人心灵的最后慰藉，怀乡的吟唱，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普遍主题。无论是崔融的“遥思故园陌，桃李正酣酣”(《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还是杜审言的“河山鉴魏阕，桑梓忆秦川”(《春日怀归》)，都散发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至于宋之问的《度大庾岭》、《题大庾岭北驿》、《晚泊湘江》、《入泷州江》等，也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重要诗作。

《度大庾岭》的“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在一南一北的比照中，已深切地展现了作者对故乡、故都的依恋;而同时所作《题大庾岭北驿》则由雁及人，感慨无端: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传闻大雁南飞至大庾岭便折回，而自己却不能停止南迁的脚步，远望前程，诗人哀叹归期无望，岭南又瘴气氤氲，使他对未来的生活更添焦虑。明晨就将进入南国，那时在开满梅花的山岭上回望故乡，又该是何等况味呵!诗在想象中作结，却低回婉转，伤情无限。

杜审言贬所更远，已至安南。其《旅寓安南》这样写道: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首句一个“殊”字，刺目戟心，已暗寓诗人身在异乡的强烈漂泊感和不适感。下文围绕“殊”字层层展开，不事雕琢，集中笔力描摹了安南与故乡的巨大差异，笔下明白写出的是安南景物，其实心中无时无刻不与故乡景物对比，所以最后对故乡的强烈思念自然喷薄而出。

沈佺期在神龙逐臣中贬所最远，到达贬所州后，他在诗中以比较的手法，将当年的交游盛况与今日的孤独凄楚所形成的巨大落差和盘托出:

两京多节物，三日最遨游。丽日风徐卷，香尘雨暂收。红桃初下地，绿柳半垂沟。童子成春服，宫人罢射鞲。禊堂通汉苑，解席绕秦楼。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朋从天外尽，心赏日南求。……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西水何时贷，南方讵可留。无人对炉酒，宁缓去乡忧。(《三日独坐州思忆旧游》)

上巳节，两京热闹繁华，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人们服饰一新，城中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还有博学的鸿儒可以相与谈玄论道，说史诵文。其升平景象、文化氛围让诗人无比怀念。可是，眼下的自己却“翻为御魅囚”，一个“翻”字，包含了多少身世之痛和人生的辛酸屈辱。举目南荒，人事风物大异中原，物质文化水平均极为落后，以负罪之身，独在异乡，昔日的友人散落岭南各地，即便饮酒都无法找到情投意合之人，精神上的空虚寂寞令心灵丰富的诗人难以忍受，他不能不对故都寄与一份深挚的思念。实际上，这样一种思乡情怀即使在其山水之作中也时常表现出来。所谓“岂徒探怪异，聊欲缓归心”(《从崇山向越常》)，便是这种心理的最好说明。

为了强化思乡的情感，神龙逐臣在诗作中常常使用一些大致相同的表现方法:

其一，以“雁”、“梅”等物象寄托情思。雁在神龙逐臣诗中不仅常见，而且多与逐臣的南行对比为言，借以深化其渴慕北归的心情。如韦承庆的“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南中咏雁诗》)，宋之问的“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唯余望乡泪，更染竹成斑”(《晚泊湘江》)、“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登逍遥楼》)、“赠曲南凫断，征途北雁催”(《酬李丹徒见赠之作》)，都以“雁”作为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符号。大雁在中国古代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首先，作为候鸟，大雁每年秋天飞到南方过冬，春天飞回北方。对于谪居南方的逐臣而言，北方意味着家乡，意味着故园亲友、熟悉的生活，也意味着尚未实现的政治抱负、功名理想。因而，看到大雁北飞，而自己仍然沉沦于南方荒野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产生人不如雁的感伤，由此强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友人的眷恋。其次，古人传说雁不得过衡阳，而逐臣却往往流放到更遥远的五岭之南，那里蒙昧未开，环境恶劣，相比之下，他们的遭遇更远甚于雁，一种不自由感、被抛弃感和文化上的失落感便愈发强烈。再次，大雁古来就被人们赋予了传书的功能。神龙逐臣身不得归，于是产生借北归之雁来寄书传信的想法。可是，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明知其不可能，仍然要寄予一丝幻想，在表达效果上，便愈发增添了伤感、哀凉的韵味。除了大雁，“梅”也常常出现在逐臣笔下，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庾岭之梅。这里的梅花作为北方与南国的最后一道分界线，提醒着诗人从此便长辞故国，落拓异乡，走上了漂泊无依的途程。因而，见到岭头之梅，自然使得诗人的恋乡之情倍感浓郁和强烈。前引宋之问“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题大庾岭北驿》)、“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等诗句，便都是这种用法。

其二，对比手法的运用。在神龙逐臣的诗歌中，常用方位背离的手法来写其去国怀乡的情绪，如“丹心江北死，白发岭南生”(宋之问《发藤州》)、“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晚泊湘江》)、“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沈佺期《初达州》)、“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方位的背离延伸了岭南与北方的距离感，有效地突现了诗人的思乡情怀。

与地理的南北对举相伴，还有南北相反的景物对举。诗人们每以景物的南北背离形成岭南和故国的强烈对照，来揭示其身份居所变化带来的感情体验上的巨大落差，反衬其思乡之情。如杜审言《春日怀归》:

心是伤归望，春归异往年。河山鉴魏阕，桑梓忆秦川。花杂芳园鸟，风和绿野烟。更怀欢赏地，车马洛桥边。

这里虽未进行两地间的直接对比，但是“异”字本身已经体现出“比较”的实施。地域不同，春光也与往年不同，贬所与故国不啻两重天地。这种反差更加勾起诗人对车水马龙的洛阳的怀念。诗人还作有《渡湘江》: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这是杜审言流放峰州途中经湘江所作。江水北流，而自己却被放逐南方，方位背离增添了诗人心中的伤感。虽然时值春光满目，诗中却丝毫看不出光亮的色彩。诗人仿佛置身于一个阴暗寒冷的囚笼，外界的春光花鸟不仅无助于缓解忧愁，反而更增烦恼。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益发强化了悲哀情绪的表达。

其三，频频使用“万里”、“千里”一类数量词，极言路途遥远，乡关难返，从而增加其被羁之痛，乡思之哀。如“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韦承庆《凌朝浮江旅思》^[8])、“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杜审言《旅寓安南》)，都借这类数量词强调与故乡的遥远距离，加重了对故乡的思念。至如沈佺期《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在运用这种表现手法时更为情深意重:

家住东京里，身投南海西。风烟万里隔，朝夕几行啼……

“投”字描摹出了在强大外力作用下被抛掷岭南的身不由己;“南海”已是远之又远了，何况所投置的处所更在南海之“西”。“风烟”，见出故乡的渺远迷茫，“万里”，益发突现了空间的巨大阻隔。在如此遥远的所在，思乡而不得归，不得归而愈发思念，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朝夕几行啼”了。

与沈诗相比，宋之问《登逍遥楼》有异曲同工之妙:(www.xing528.com)

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

诗写于桂州，深婉动情地抒发了逐客的孤独感，以及对数千里之外的故国的思念。桂州州治始安(今桂林)，逍遥楼位于城之东角，诗人登楼望乡，眼前只见绿水白云，四野苍茫，归途难寻;由苏武雁足传书的故事兴起托雁寄信的想法，然而，雁至衡阳即止，此地距衡阳犹有二千里之遥，即使想托雁传书，也是不可能的呵!全诗韵味深长，在七绝风调未谐的初唐堪属引人注目之作。

神龙逐臣对故乡、故国的眷恋既缘于骤至陌生环境的焦虑，又缘于自视无罪却被贬被弃的愤懑幽怨，从初遭流贬的愤懑到对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逻辑发展的过程。遭贬之初，诗人自以为背负了莫大的冤屈，呼天抢地的悲恸呼告比较多;岭南的蛮荒、恶劣气候让看不到未来的诗人忧心忡忡、恐惧万分;贬途中和到贬所之后，这样的情绪投射到对山水景物的描摹中，对故乡的眷恋也逐渐加强;偶尔，从自身的苦痛中挣扎出来，诗人也可以稍稍冷静，反思以往。

于是，对自己悲剧性的命运、人生的思考，便成为逐臣诗作的另一主题。

他们是敏感的诗人，是功名意识强烈的士人，也曾是在达官显贵中穿梭的宫廷文人，其中还有把握大权的朝廷重臣，而此刻，他们是罪人，是逐臣，是不得不与南蛮为伍的异乡人。在人生、事业都遭遇巨大挫折的时候，他们从焦灼不安的控诉呼告中暂且脱身，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这种思考，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政治生命和相关问题的思考。如前所述，对于神龙贬谪，逐臣们普遍怀着含冤受屈的感情;这种情感，既使其思考的深度受到一定限制，也使其对政治、人生产生了独特的解会。

沈佺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有这样的质问:“古来尧禅舜，何必罪兜。”兜是尧臣，舜继位后，兜因依附共工，被放逐至崇山。沈佺期以兜自比，一方面固有为自己开脱之意，另一方面也深刻触及了封建政治的本质:在激烈的宫廷斗争和新旧君主交替之际，一部分臣子被罪被贬乃是必然的，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与沈佺期相比，杜审言更多关注的是人生处世的某些哲理。其《春日江津游望》这样写道:

旅客摇边思，春江弄晚晴。烟销垂柳弱，雾卷落花轻。飞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鸟啼移几处，蝶舞乱相迎。忽叹人皆浊，堤防水至清。谷王常不让，深可戒中盈。

贬谪途中，夕阳西沉，烟销柳弱、雾散花轻，有飞舟顺流而下，回旋的水流渐渐在天际平静，鸟和蝴蝶在静谧的山水中飞舞。面对如此柔和景象，对比江海的汹涌诡谲，杜审言感叹世人自满自骄、争名夺利、贪位慕爵，以“让”警戒世人要知进知退，善争善让。在这感慨里，何尝没有诗人对昔日政治角逐的反思?对自己处世之道的警戒?

宋之问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贬谪之初，他曾懊悔“昔闻垂堂言，将诫千金子”(《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醒悟朝廷险地，难以久居，表示“栖岩实吾策”(同上)，宁愿归隐。神龙二年，他代武攸暨作请降王位表时也认识到:“自古迄今，如臣流辈，苟进者速祸，勇退者获全。”(《为定王武攸暨请降王位表》第二表)这是他对自身乃至人生命运的透彻揭示，是看多了宫廷的人事兴衰和历史上的政治更迭后得出的深刻结论。在这里，他似乎对人生已经看得很通透，可是从他日后的表现来看，这种认识不过是一时的、空泛的，远未落实到他的实际生活层面;求取功名、结交权贵，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指导他人生的风向标。由贬所回到京城后，宋之问历任鸿胪主簿、考功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又过起了攀附权贵、赋诗应制的生活，为了地位，先谄事太平公主，至安乐公主权盛时又谐结安乐，不想由此得罪了太平，太平公主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宋被先贬越州，再流钦州，最终赐死岭南。为了功名，宋之问执著追求，直到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并非对这种生活的危险没有认识，却仍如飞蛾扑火，最终牺牲了名誉，甚至陪掉了性命。这样一种思考、认识与实际行动悖反的情形，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其二，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体认和感触。贬谪之前，逐臣们都曾感受过作为宫廷宠臣的虚荣。遭到流贬之后，对比昔日的宠遇优容、宾客盈门，自有天壤之别。是什么使得过去的朋友纷纷远离，诗人的心中洞若明镜，这样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脆弱的诗人更添凄苦郁闷。正如沈佺期所写:“物情牵倚伏，人事限荣枯。门客心谁在，邻交迹党无”(《移禁司刑》)，“死生离骨肉，荣辱间朋游”(《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因为自己政治地位的骤降，不光遭受骨肉分离、远谪南荒的打击，那些过去希图巴结攀附自己的人也纷纷远离，避之犹恐不及;即使是朋友，碍于政治形势也不敢正常往来。杜审言也感叹“人事盈虚改，交游宠辱妨。雀罗争去翟，鹤氅竞寻王”(《赠崔融二十韵》)。失势者被冷落遗忘，得势者炙手可热，如此横向对比，更见世风浇薄。

其三，对命运的无奈感喟与对佛理的认同。经历了政治的失败，经历了人情的冷暖，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让诗人深深感受到命运是如此不可把捉，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显得如此渺小，细若微尘。沈佺期在贬所说:“戚属甘胡越，声名任秕糠。由来休愤命，命也信苍苍。独坐寻周易，清晨咏老庄。此中因悟道，无问入猖狂。”(《答魑魅代书寄家人》)亲朋好友感情疏远，声名也大可视如秕糠，诗人似乎要皈依老庄，退隐山林，恣意而行。在对命运的领悟中，深蕴着诗人的无可奈何之感。

宋之问也有同样的无奈之感，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他借杜审言之遭贬、先逝，明确申言:人生在世，“鲜业备而官成，多声高而名薄”。接着，历数自古以来才士之多舛命运:“屈原不终于楚相，扬雄自投于汉阁……后俊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最终得到结论:“由运然也，莫以福寿自卫;将神忌也，不得华实斯俱。”哀伤中透露出才命两相妨、天命不可违的无奈。

杜审言临终时，回答宋之问、武平一等同僚的省问，也说“甚为造化小儿所苦，尚何言?”^[9]回顾一生，身世浮沉，只能无奈地归于造化弄人。

对命远的无奈和感喟，自然易导致身处逆境的诗人与佛教靠拢。沈佺期“欲究因缘理，聊宽放弃惭”(《九真山静居寺谒无碍上人》)说得直白，对佛理的认同只是为了宽解被放逐的羞愤。宋之问贬泷州途中时，已援引佛家空寂之训开解自己，“周旋本师训，佩服无生理”(《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但岭南的种种不适让他难以沉静，功业名利也还牵挂于心，一心指望早归，发愿“生还倘非远，誓拟酬恩德”(《早发大庾岭》)，“只应保忠信，延促赴神明”(《入泷州江》);再贬越州，在江南湖山间置酒赋诗，天竺寺、法华寺、云门寺间的流连让他与禅学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其时所作诗，注重意境的优美与浑然。如《见南山夕阳召鉴师不至》:

夕阳黯晴碧，山翠互明灭。此中意无限，要与开士说。徒郁仲举思，讵回道林辙。孤兴欲待谁，待此湖上月。

他在夕阳山翠之间领得了无限意，眼光与心境已不同于初次被贬，他似乎已不再专心倾羡于公卿大臣的荣华，不再专注于个人的出处，而欲在山水和孤寂中求得心安。

在越州仅一年，宋之问再次远谪岭南，诗中只有绝望的呼号:“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高山引》)这段时期，北归的无望使他将心思寄托于禅门而求解脱:“吾师在韶阳，欣此得躬诣。洗虑宾空寂，香焚结精誓。愿以有漏躯，聿薰无生惠。物用益冲旷，心源日闲细。伊我获此途，游道迴晚计。”(《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诗人要洗心皈依佛教，焚香礼佛，修养身心，对命运的绝望反而使他获得了一种超然的眼光，涤除尘念，在自然山水中获得了心理的宁静。

这样的超脱或许并不稳定，因为其后在《早发韶州》、《发藤州》、《桂州三月三日》、《经梧州》等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愁”、“泣”、“肠断”这样的字眼，但综观诗人流钦州时的一系列诗作，对来自命运的打击，诗人已更能承受一些了。

综上所述可知，逐臣们由地位极高的宫廷文学侍臣顷刻变为负罪遭贬的弃臣，被逐出繁华的宫廷，弃置于荒蛮的岭南，这骤然间酿成的极大落差，使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倍感惶惑不安。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无罪遭贬，有着强烈的负屈心理，诗中便一再以屈原、贾谊、虞翻自比。重返朝廷的希冀，返归难遂的绝望，死于蛮荒的恐惧，加之贬地水土的不服，风俗文化的隔膜，造成了诗人对前途无比的忧虑和恐惧。万般无奈之际，他们只好用人间的伦理亲情(思乡)来补偿因遭贬而引起的心理失衡，用昔日温馨的回忆(忆旧)来掩盖心中的凄凉，用精神的超脱(悟道)来消解现实的磨难，用异域风情的欣赏来转移人生的苦楚。生命险危之际的沈、宋们无暇也无心于国家兴亡、历史盛衰的深沉思考，而仅专注于一己命运的思索，故而在他们那里，缺乏广远的时空视界与深邃的宇宙意识，更多的是个体情感世界的传达;缺乏积极进取、悲壮而又顽强的人生态度，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喟和怨嗟。换言之，沈、宋等人的贬谪诗是生命沉沦之泪浸染的绝望悲歌，而低沉、感伤则是其风格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