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贬后的愤懑屈辱与生命忧恐

第二节　流贬后的愤懑屈辱和生命忧恐

神龙年间的流贬，使这些诗人的生活出现巨大转折，心态也与宫廷时期大不相同。他们由早期的汲汲功名转而专注于一己命运，由早期以诗歌为干谒工具转而借诗歌宣泄愤懑幽怨，以期自我慰藉。于是，历代逐臣常见的那种忠而被谤、无辜见弃的愤懑屈辱，前途无望、生命沦落的哀伤恐惧，对故乡、故国的眷恋，对人生命运的低沉思索，都纷纷出现在诗作中。这样一些复杂的情感，真实地折射出神龙逐臣心态的重大转变。

神龙逐臣是在宫廷政变中受到牵连而南投蛮荒的。这些人所受处罚，多数属罪有应得，少数显得过于严苛，但无论哪种情况，逐臣们在贬谪诗歌中大都执拗地表达着一种怨愤，普遍认为自己是忠而被谤、负冤受屈的。随着谪居时日的延伸，这种愤懑日益增强，郁结于胸，不吐不快，于是以诗歌宣泄苦闷，控诉命运的不公，便形成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

在诗歌中，他们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沈佺期神龙元年所遭贬谪，实因受贿和附张氏兄弟两事，但他在被弹、系狱和遭贬之后所作诸诗中一直认为自己属蒙冤被遣。他认为，自己得罪是因“平生守直道”故而遭到“众所嫉”(《被弹》)，并从被弹之初就辩称那些罪状纯属诽谤——“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被弹》)，而自己之所以系狱良久只因为“君亲惑谗欺”(《枉系》之一)，审判者“事间拾虚证，理外存枉笔”(《被弹》)。他反复自省也没有找到任何错误:“一朝逢纠谬，三省竟无虞”(《移禁司刑》)，坚称“我无毫发瑕，苦心怀冰雪”(《枉系》之二)、“任直翻多毁，安身遂少徒”(《移禁司刑》)。故当传闻皇帝驾幸长安时，寄望能有直言如东方朔者，为自己洗清冤屈:“扈从由来是方朔，为申冤气在长平”(《狱中闻驾幸长安二首》其一)。在长流州之后，沈佺期也没有悔罪心理，仍然认为自己是忠信见弃，如他在《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诗中说:“自幼输丹恳，何尝玷白圭。承言窜遐魅，雪枉间深狴。”自谓从小以赤诚待人，品行端正，并无污点，然而却仍然先陷刑狱，后流荒徼，内心的不满和怨气溢于言表。

宋之问亦复如此。中宗初复位，宋之问因曾与张易之兄弟交，被贬泷州参军。睿宗即位后，又因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流钦州。初贬泷州途中，他作有《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揆己道德余，幼闻虚白旨。贵身贱外物，抗迹远尘轨。”以道德自任，自诩从小闻说清静空虚的道理，珍视生命，不以功名富贵等身外之物为贵。宋之问出生于一个道教色彩颇浓的家庭，贵身确是他的重要思想，贱物却未必:太平公主后来发其赃，导致他二度遭贬，虽是借口，但对宋之问而言却不一定是捕风捉影。在同诗中他反思自己入仕以来的行迹:“妙年拙自诲，皎洁弄文史。谬辱紫泥书，挥翰青云里。事往每增伤，宠来常誓止。铭骨怀林丘，逆鳞让金紫。安谓衅潜构，退耕祸犹起。”认为自己行事已颇为收敛，没想到祸事仍然降临;而所以被贬，并非自身有瑕，乃是因为遭到诽谤:“黄金忽销铄，素业坐沦毁。”这种愤恨不平在稍后的诗作中也有发泄:“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早发大庾岭》)

由上述诗歌表现的心态可以看出，沈、宋等人普遍认为自己无罪，觉得身遭流贬是受了莫大的冤屈。其他逐臣的态度我们难以找到诗歌材料作为证明，只有崔融在《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中提到:“明主阍难叫，孤臣逐未堪”，感到呼告无望，贬谪生活让人无法忍受，隐隐有受屈感透露于文字之间。

由于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所受惩罚是冤屈的，而流贬生活又确实给他们造成了身心的双重磨难，所以在他们的诗中，便充溢着一股浓郁的哀伤气息，他们也反复使用“逐”、“投”、“窜”、“放弃”和“羁囚”、“逐臣”一类词语，着力渲染生命沉沦的程度，加强心理上的被弃感。如“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问我投何处，西南尽北蛮”(沈佺期《入鬼门关》)、“家住东京里，身投南海西”(沈佺期《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沈佺期《三日独坐州思忆旧游》)……仔细体味这些诗句，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既有诗人们借以引起他人同情怜悯的某种心理意识，也充溢着自感委屈而又无可奈何的伤痛情怀。

神龙逐臣被发落之地多在岭南，蛮荒边地又带给他们生命沉沦的恐惧。

岭南，又称岭表、岭外，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山海经》中提到的“儋耳”、“雕题”、“鼻饮”、“贯胸”等国即在这一带。唐贞观时置十道，开元时增至十五道，“岭南道”均在其中。这是唐代最南端的行政地理区划。其治所在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辖境约当今海南及广东、广西大部、云南南盘江以南和越南北部地区。(www.xing528.com)

岭南地区开发较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这里置郡，但绵长险峻的五岭阻隔着中原、吴越、楚蜀文化向岭外渗透，因而岭南地区一直独立于北方文明之外，被视为南夷蛮荒之地，直到武德四年，仍有“岭海陋远，久不见德”^[4]的说法。到了开元四年，张九龄奏请开凿大庾岭道，才使其交通状况有了一些改善。

岭南地处亚热带，与处于温带的中原地区有显著的气候差异。据《广东通志》，“岭南诸州通号瘴乡”，“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间暑热过半。……一日之内气候屡变”，“晨夕雾昏，春夏雨淫”^[5]，“下潦上雾，毒气重蒸”^[6]，以致飞鸟都会因此而坠落。

由于岭南偏处南海，远离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京都长安，又炎热潮湿、瘴疠蒸腾，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故一直被唐朝廷作为贬谪流放官吏的主要地区，而那些流贬之臣，也无不视之为畏途，闻之色变。所谓“畏途横万里”(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浩途不可测”(宋之问《早发大庾岭》)，即是神龙逐臣未到岭南之前对此一未知世界形成的心理恐惧。沈佺期《入鬼门关》有言:

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菵露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处，西南尽百蛮。

在历来“去者罕得生还”^[7]的鬼门关，诗人忧心忡忡，惟恐客死异乡。他回忆一路南行的艰辛:朝批晨露，夕宿水泽，犯毒草，畏沙虫，水险山高，艰辛备尝，使他面目憔悴，容颜衰老。他既对未来充满畏惧，又对身体衰老不无惶恐，不由得生出“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的哀叹。

与恐惧相伴，衰老成为诗歌中常见的话题。在心灵忧惧和恶劣环境的双重折磨下，诗人老态顿现:“鬒发俄成素”(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容鬓骤催年”(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岭南险恶环境对诗人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当他们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当生命随时可能陨落于此的时候，诗人萌发的，便不能不是对自身生命至深至切的担忧了:“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

恐惧之外，诗人还感到了绝望: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顷刻间堕入深渊，流贬异乡，归期无望，生还希望亦复渺茫，更惶论其他!“镜愁玄发改，心负紫芝荣”(宋之问《入泷州江》)，“丹心已作灰”(《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平生万事休”(沈佺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在这些短吟长叹中，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诗人们的绝望之感来。